标题寻找生命的意义

　　面对《灵地的缅想》，我清楚地知道，让我激动的不只是其中蕴涵的历史文化意识，而更是作者在其不长的生命旅程中“苦求乐土向尘寰”(王国维以此自喻)的生命追求及其过程。于是，那些看似“虚玄”的文章，实实在在桩桩无不与人生、生活联系着。他根本不是在做文学批评，而是在评品人生。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在作者都是人生之路的一种模型，他藉他们感悟着人生之路的每一种可能。他评论他们，又在品味自己。
　　我们常常说文学是人学。但似乎说的只是文学作品，而无关乎建立在文学作品之上的批评。而我想，批评虽然是独立的，但批评的独立正赖于它独特的言说人生的方式！作者有意将批评“写成小说似的东西”，是因为“好的文艺总是渗透着人生的感怀”，于是，作者读庄子，是因为“少年时代的艰辛，使我感到有必要在老庄哲学的净水中洗涤自己疲惫的心灵”；“为了从纠缠我的梦魇中解脱出来，我开始读佛典，释迦牟尼智慧的声音，使我一颗被残酷人生揉碎了的心得到无限的慰藉”(《灵地的缅想·自序》)；他又读周易，领悟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教谕。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星座”，借先祖的智慧和“未济”的希望汲养着他“寂寞的守灵人”的心怀。
　　因此，他几乎不对作家的精心营建的结构、形式、语言等问题感兴趣，而是努力找寻着形式背后作家的自我印记，穿透形象、形式把握其灵魂和精神，竭力搜寻着与他自己的思想、感悟相契合的内质。他从汪曾棋先生寡淡如水的文章中读到一种潜隐的虚迂曲折，看到了汪老先生作为“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规避历史规避现实的“生存策略”。从《洗澡》中体察入微的心理描写中，他看到的是一个充分体现着“东方哲学智慧”的杨绎。从《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他则让我们见识了“穷达世相、人鬼兽三界皆知”的智叟钱钟书的“冷眼深情”。对先锋派作家，作者告诉我们，先锋派的技巧并不只具有所谓先锋前卫的意义，他们于传统中国文化不仅有极深厚的血脉联系，同时，他们的技巧和形式也是他们心灵和思想的表现。他从《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中“不断变换视点的方式”上把握到了马原寻求“解脱和自由”的意念，所谓“虚构”实际上正是马原心仪诚信于佛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教谛的表现。在格非的小说中，作者读到的并非所谓博尔赫斯的影子，而是与术数文化、五行宿命暗合着的诡秘世界以及用这样的方式解读着周遭世界的“蛇精格非”。就这样，胡河清几乎将眼光一无旁视地凝聚在作家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把握上，由作品到作家到人生到历史文化而后又归于自我。就是在这样的印证比照中，苦苦地参悟着人生之种种。
　　于是，他赞叹着史铁生颇合于古老的东方传统式的生命感悟，可是他更希望于史铁生的是“除了无穷无尽的关于历史循环的感叹关于世态炎凉的悲怆关于人生无常的哀怨之外”的“别的音调”。那“别的音调”乃是“要求一种终极关怀作为人生信念的最后依据”，因为“艺术本身也是一种方法”，“一种寻找生命意义的方法”。胡河清其实就是以这样的期待要求着他自己的：用批评寻找着生命的意义。他不加掩饰地表白，“直至今日，我仍然偏爱马原早期的小说”，只是因为“他当时的小说有一股诱人的生气”，其中人物都“无忧无虑，周身活力”，可是马原渐渐地谈玄说易起来，在“上下都平坦”的心境中平静而安然地接受着成、住、坏、空的轮回宿命。他读不到那曾经使他激动的“活力”，于是他希冀“马原修成如雪海中不凋生命之绿的大芭蕉树那般的金身，虽然进入神秘冷峻的世外仙境，却又能有朝一日回归到象征感情生命之美丽的凡界之火焰山”。实在地说，如果这些美好的愿望不是他自己所追求的话，那我即使承认批评是善意而主观的，也会不客气地说这简直是一厢情愿的苛求的。我们从本书中的那些评论文字中看到的正是他苦苦求索的身影：孤独无助地邀请着别人与他同行。
　　(《灵地的缅想》，胡河清著，学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7.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