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旗下街

　　在东海之滨、闽江下游，有一个东西略长、南北稍狭的盆地。从盆心到外缘，平原、丘陵和山地等多种地貌，呈层状分布之势。在基面平原上，网状水系纵横交错。有清一代，与这种地形相配合，各色人群点缀其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观：城外——北岭畲族崖处巢居，耕山而食；丘陵及平原外围，天足的土著乡村妇女(“平胶嫂”)健妇持家，布裙曳柴；闽江港汊间，椎髻跣足的疍民浮家泛宅，操舟为业；城内——除了肩摩踵接的汉人之外，还有旗人以及色目人和蒙古人的后裔。此种人群“调色板”之呈现，无疑是历经多次改朝换代叠加而成的结果。其中，既有闽中原始民族的“底色”残存，又有中原南迁汉族之孑遗，亦不乏北地周边民族之胤嗣。远的不说，色目人和蒙古人，便是元代遗留在福州的一群人；而聚旗而居的满人，则与清代的八旗驻防有关。
　　清室平一海内，入主中夏，以从龙劲旅驻防行省要区，相为声援，居重驭轻，控制形胜，遂成一种特别的制度，是曰“驻防”。这种制度是大清帝国统治的军事支柱。最初，驻防官兵数年一更替，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以后改为长期驻守，家属也随带定居。在全国，八旗驻防点多达九十余处，被永久性地布置于整个中国的军事要地。留驻京师者，称“驻京八旗”(简称京旗)；其他的“驻防八旗”一般分为三级，大者统以将军，其次为都统，又次之为城守尉。最高一级驻防将军的官秩为从一品，清于直隶设将军驻防者九处，福建福州将军是其中之一，于康熙十九年(一六八○年)置。
　　福州将军之设，与清初的“三藩之乱”有关。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耿精忠起兵反清，踞福建。帝命大将军康亲王傑书统军由浙入闽，平定叛乱。康熙十九年闰八月，杭州副都统胡启元率领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汉军马、步兵共一千零二十六名，移驻福州。乾隆年间，八旗汉军陆续出旗入籍为民，福州驻防官兵改由京师拨派八旗满洲充补。作为驻防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满洲营”的设立。
　　清自开国以来，“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几乎成了历朝皇帝的口头禅，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屏障，使得清朝统治者之处事设心，无不右满而外汉。“满洲营”之设，便是此种心态的折射。满人如此作为，为的是将自己与非八旗人口隔离开来，以便更好地督视各驻防区内汉族官民的活动。进驻福州的清军，采取“圈地”的方式，强占民房作为兵营(此举史称“匡屋”)，建立满人居住区，汉人居民则一概迁出界外。当时，以东门大街至旗汛口为一轴线，北起汤门，南至水部门，整片城内街巷，均为满营驻地，福州百姓遂称此片街道为“旗下街”。
　　“旗下街”是旗兵及其眷属生活的专域，根据驻防旗人“出境律”的规定，旗下人平时不得擅离驻防城二十里。兵丁营房虽历岁久远，间有迁移，亦“不得越出旗汛，以失驻防根本”。(新柱：《福州驻防志》卷十六)在“旗下街”的十字路口，构筑有一座大门，由旗兵把守，凡城门启闭，皆由驻防旗丁专司管钥——此地便是今名犹存的“旗汛口”。“汛”是清代兵制中的基层单位，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汛，……盖讥诘往来行人处也。”
　　由于“满洲营”总是占据着驻防城市中的交通要道或繁华街市，所以“旗下街”虽然不允许非旗人民众居住，但过往还是可以的。不过，满人作为军事征服者，对汉人常常是百般侮辱。如在湖北荆州，因“满洲营”的建立，城市被一剖为二，以墙垣分隔开来：驻防旗人居其东，汉人居其西。全城为门六，东、西各有其三。东城三门，由驻防八旗防守；而西城启闭，钥匙也归驻防官军收管。八旗兵丁把守城门，彩舆丧柩出入满城，驴马驮粮经过，均需交纳钱物方才予以放行。例如，卖菜者过之，取其菜；负薪者途经，取其薪；担稻草的过往，也要抓上几根才算过瘾，……唯一不想染指的，大概只有挑大粪一种营生。在杭州，类似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八旗子弟中的市井无赖肆行无忌，遇妇女乘舆过满营，每迫令停轿掀帘，捏手抚足，无所不至。杭人患之，遂请绅士诉诸将军。将军为调和满、汉关系，假他事出至某处，易小轿，帷四面，露手帘外，纤指长爪，俨若妇女，入满营中。诸无赖果令停轿，掀视，则为将军，大骇，欲返走。将军大怒，命执至署，枷责有差，自是此风稍戢。福州城东关外有春牛亭，与旗汛相近。每年立春，这里都要举行鞭打春牛的劝耕仪式，百姓观者如堵。届时，旗丁往往鳞集蝇聚，卖呆看女人，在挨挨挤挤之中讨占便宜，滋生事端，以至于每年迎春之前，省城附郭闽、侯二县都要详请将军饬禁旗丁拥挤观看。
　　当时，旗下人享有不少特权。旗民交涉事件，例由理事厅审理，军、流、徒俱“折刑”为枷、笞、杖或鞭责等。“与民人争讼，则将军、督抚会理事同知庭鞠”。(萧奭《永宪录》卷二上)所谓理事，是指地方驻防旗营额设理事同知，会审旗人讼狱。因不归汉官统辖，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办理，因而骄纵不法，滋事常见其多。其实，不但是跟民人争讼，即使是与汉族官员发生纠纷，后者亦甚难奈何。曾经有一个旗人，托着鸟笼到闽县大堂上旁听县太爷审案。正看得入神，笼中的鸟儿忽然扑楞楞地飞了出来，说也凑巧，偏偏就停在县令的红缨帽上。于是，旗人大大咧咧地走到他的身后，将鸟一把捉住后又关回到笼子里。一县之尊的父母官受此侮慢，一时气不过，下令差役将他按倒，打了几下屁股。这个旗人就跑回“旗下街”，叫了一班哥们冲上大堂，三下五除二便将七品芝麻官活活打死。据说，此事后来亦不了了之。旗人之骄横，于此可见一斑。故此，福州百姓对旗人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叫“旗下仔”。“仔”亦作囝，唐顾况《囝一章》“郎罢别囝”诗自注曰：“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可见，“郎罢”对“旗下囝”的称呼中，就不乏“儿子打老子”的无奈！
　　旗下人作为“国家之根本”，享有高于汉人的待遇。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保留有《榕腔杂钞》一种，曰：
　　“若论旗下大爷，自古逍遥，日日早(每天早晨)……飰(饭，福州俗字)食饱七处客调(游玩)，踢建(踢毽子)共(和)拍求(打球)，盲哺头(晚上)成群结阵，佉(“去”之俗字)射圃里佉嫖。
　　旗人受国家豢养，袖手坐食，不事生业，只知道按月向官厅领粮，一切用度皆仰给于官，平日不耕不织，终日游玩，专事养鸟，所以在“满洲营”所在的东街一带，清时鸟肆极多。他们充膏梁而衣锦绣，富贵场中，别寻蹊径，斗鸡走狗，听戏看花。随着承平日久，驻防旗人安享尊荣、虚糜无度，日益衰朽。早在康熙初年“三藩之乱”时，八旗的弱点便已初露端倪。时人亲见旗兵进攻岳州，只是老师糜饷，按兵不敢一战，闻退，“三军欢声如雷”。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清廷从驻防福州的汉军“老四旗”闲散和绿营中挑选五百名壮丁，派往福州长乐洋屿，组建三江口八旗水师营。由于该营地处海滨，每届秋冬，“大风屡作，风涛怒吼”，且粮饷不优，八旗兵丁皆视为畏途，多半裹足不前，而令家丁冒充本人前往当差。旗下人怠于武事的情形，在全国各地都相当普遍。当时，八旗武职官员于朝会并不佩刀，而让随从家人携带，曾令雍正皇帝大为光火：
　　官员兵丁佩刀，乃是定制，凡朝会之处，理应佩刀行走。既系武职，乃以刀剑为重赘之物，慵于佩带，令家人代为携持，甚属非理！
　　连佩刀都懒得携带，旗下还能打仗么？乾隆晚期台湾林爽文起兵造反，福州驻防满兵前去平乱，《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对其“战绩”有过一番评说：“从前出师，满兵尚能出力。此次福州官兵自到台湾，不过逐队行走，毫无奋勉，殊属可耻！”迄今，老一辈的福州人口中，尚保留一句“台湾兵——假勇”的歇后语，说的便是早年八旗兵丁军旅隳敝之情状。
　　骑射、国语(满语)，原本是满族的立国之本。入主中原后，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的浸润下，骑射、满语均呈颓废之势。乾隆年间，满洲子弟已多“废弃本务”，不习满语，在公开场合也讲汉语。以致乾隆皇帝一再指出：“满语尤为正务，断不可废！”三令五申振饬满语，但其颓势却仍如落花流水。究其原因，满语形成于入关之前，与白山黑水间朴实、粗犷的社会生活相适应。因其语法结构松散，词汇又极端贫乏，要状摹入关后纷纭复杂的外部世界以及细腻生动的内心情感，显然是具有相当的困难。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旗人在全国各地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以福州为例，康熙十九年初拨驻防之时，原披甲来闽省者一百四十余户，到乾隆初年因“驻防日久，滋生繁衍，家口至二千七百余口之多”。人口增长不能说是不快，但相对于汉族而言，旗人毕竟仍是微不足道的。根据光绪年间的统计，福州城市人口多达三、四十万，而在册旗人却不过八千二百多人。人口比例如此悬殊，随着满汉交流的加深，福州的旗下人，普遍采用了汉族的语言和文字。乾隆年间编纂的《福州驻防志》卷九《官学》曾记载说：
　　雍正五年，副都统阿尔赛轮班陛见，奉上谕：尔福建汉军原是旗下，若不晓满文，即昧根本，尔回去时，必教导他学满洲话、满洲书方好，钦此！
　　雍正时，将军准泰奏设清文学堂(后改清文书院)，为的是让旗下人“弓箭诗书两不荒”。然而，雍、乾之际福州旗员因引见时不能奏对满语而被斥革者，却仍是不绝如缕。显然，雍正的这份谕旨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及至道光年间，福州将军到洋屿八旗水师营中阅操，有人能用满语与之对答，竟被当作一桩稀罕事被大书特书。嗣后，娴习满文者更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当然，驻防旗人与福州土著在语音上仍然有着显著的差别。清时，北京有口号曰“开口搬京腔，昂头唱二黄。”(李宝嘉：《庄谐诗话》)福州驻防，均由在京八旗满洲发往充额，且一向与京城本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故而福州的旗人下也是一口的京韵京白。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在“旗下街”这样一个满人社区中自幼习成，也显得口音纯正，与杭世骏所听到的正宗福州人之“鸟音禽呼”迥别。
　　在汉文化的熏陶下，许多人逐渐冠以汉字姓，以致乾隆皇帝一再申饬禁止满洲旧族“依附汉姓，故意牵混”。但冠以汉字姓之风却屡禁不止，反而愈益盛行。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旗人汉姓更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例如，旗人赵姓，据说是由于认定赵系百家首姓的缘故；而关姓，则是因为满人崇奉“关爷”(关玛法、关公、关羽)的结果。
　　崇拜关公，早在满人入关之前就已经相当盛行。进入中原后更是入乡随俗，又信奉上各驻防地的土著淫祀。例如，光绪年间杭州驻防旗人三多作有《柳营谣》，其中之一曰：
　　参差红烛间沉檀，为赛今年合境安。齐赴毓麟宫上寿，木樨香里倚阑干。
　　自注云：“临水夫人庙在双眼井西，曰‘毓麟宫’，亦曰‘天圣母宫’，闽人尤信祀之。”毓麟宫中供奉在闽东一带保婴护赤的临水夫人(俗称“奶娘”)。从前，福州城乡的社庙，俗呼曰“境”，里面都有临水陈太后祠，百姓奉祀甚虔，并于每年正月元宵举行迎神赛会。因太平天国时期杭州“满州营”’被毁，兵燹乱后调集乍浦、福州、荆州、德州、青州和四川六处驻防重建满营。因此，乱后的杭州旗下风俗是五方杂糅。其中，对临水夫人的信仰，竟然成为福州驻防旗人特有的民间信仰传播于杭州，这不能不说是旗人汉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当然，民族融合的过程，不会是单向的传播，而往往是双向的交流。例如，满族人喜欢穿马褂，最初仅限于八旗士兵。其后，富家子弟也踵起仿效。及至雍正年间，长不过腰、袖仅掩肘的马褂穿着更是蔚成风气，成为一种极为流行的服装。与此同时，“衣皆连裳”的满族旗袍也相当时髦。《榕腔杂钞》所说的“旗下姑娘，生得流劳(漂亮)”，在很大程度上就赖于旗袍的衬托。满汉服饰文化的交融，使得旗袍款式不断变化，由宽腰直筒式逐渐变成了紧身合体的曲线型、流线型，并朝着时装化和现代化的趋势发展，竟至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一种女式服装。
　　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满汉畛域日渐化除，“旗下街”的住民成分也在发生着变化。当时，驻防八旗人口成倍增长，而旗人被招募为披甲的机会有限，闲散旗人日见其多。穷困潦倒驱使一些旗人将驻防内的部分地段批租给汉人，“旗下街”遂日渐为后者所蚕食侵蚀。五口通商以后，福州商业街市扩大，不少汉人迁居“旗下街”经商开店，使得旗地转为民地更趋加速。从住居区域上看，“旗下街”逐渐缩小。到本世纪初，旗人居住区仅局限于大斗彩巷、大墙根、秀治里、水部门各街以东至城墙，外加城守前、东街旗汛口至大斗彩巷的一段。辛亥革命后，各人所住营房均改为私产，像“福大爷”(那五父亲)那样的人，便不再为佩带刀剑之类的重赘之物而烦恼，但许多人也因此坠入失乐园。对此，《榕腔杂钞》抚今追昔，倍感伤心：
　　旗下财主，都是蓄婢居奴，日中佉看戏，盲哺拔二胡(晚上拉二胡)，观刻(现在)……稀稀粥莽礼糊(以稀饭聊以充饥)，米毛関，饷毛发(粮、饷无着。関，似为“分”的福州俗字；毛，没有)，不亦乐乎！
　　天下从没有不散的筵席，愈是欢闹的盛宴，到了曲终人离的时节，愈是倍感凄清落寞。踱着方步、托着鸟笼闲逛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一开始，政府还发给他们“一日米半升”、“一月发一对番钱”，但这只够每天煮两顿“滂滂清”(可以照得见月亮的稀粥)。后来连这些也没有了，锦衣玉食的旗下人品尝到了“柴湿灶冷粟瓶空”的穷愁困窘，于是，他们只好出来自谋生路——“将军前，澳桥下，河东、河西，厝屋萧条，……眼下凄惨惨，见无数做买卖，都着本地街”。“本地街”亦即“旗下街”。有一满人在旗汛口附近开了个饺子店藉以谋生，福州“野仔”(地痞流氓)常常光顾。有时，他们在吃完饺子后不愿付帐，就捉一只死苍蝇或死蟑螂往碗中一扔，然后摔盆砸锅、大吵大嚷地说饺子不干净。这时，旗人不得不出来陪不是，然后将苍蝇或蟑螂捉出来，并当众捏着鼻子把汤喝下，泼皮们这才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这样的窝囊气，对于此前夤缘际会、高人一等的旗下人来说，显然是难以忍受的。为此，不少满人只好离开福州。但实际上，他们是早已失去了故土的一群人。儿时曾见户口簿上满族人的籍贯有作“吉林长白山”者，想来，满人迁徙福州的年代十分悠远，以至于当需要他们填写籍贯时，只好含糊地填上“长白山”三字——“长白山”并非吉林的某个县、市，这与一般人填写的籍贯迥异其趣。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远祖的故土早已化作一个模糊的符号，一段遥远的历史记忆。
　　一九九五年七月新蝉噪聒于复旦园
　　(《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韩〕任桂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三月版；《八旗子弟》，刘小萌著，“区域人群文化丛书”，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