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学的伦理判断

　　厉以宁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的序言中，谦逊地说明他无法承担起一部《经济伦理学》的工作，实际上，他在书中确实并没有着意把所讨论的现实经济现象与伦理学的学术背景接通，也无意构造体系。它以经济现象为根据，而没有像罗尔斯那样大原则套小原则地以一套原则关系去推理。因此，人们不妨将它看作是一位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伦理判断。
　　这位经济学家的伦理判断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首先是实证、分析的色彩。读罗尔斯、诺齐克的伦理学著作，能够感到其中的“追问”——一种穷究到底，对原则的彻底性“搜根”。而厉以宁的这部书展开的方式，基本是平列的，不同主体的利益要求和理由，都被细致地展示和分析。它的方式是探讨式的，探讨进程中遇到技术困难而探讨不出结果，哪里走得通，哪里走不通，能走到哪一步，也都明白地告诉读者，明白地搁置起来。因此，在他的一些探讨中没有结论，看似知难而止、探讨失败，实际上则坦率地留出了阔大空间，表现了这位经济学家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并不以原则代替分析。原则只是在分析中才出现，分析的工具往往还是经济学方法。比如，他在探讨个人直接经营的收益在伦理上是否正当的时候，就用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以直接经营者若不直接经营作假定，“算出”其应得的相应工资收入、相应利息收入或生产资料租赁收入、相应经营管理劳动报酬、风险代价。“只有经过这样的分解和计算，才能对从事直接经营的个人收入同公有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进行比较。”又如，他不仅探讨盈利的个人投资对社会有利，还探讨了亏损的个人投资对社会仍然有利，而后者的判断是由调整产品结构和资源重组等经济运作过程来推导出的。
　　经济现象中存在着伦理问题。但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和判断伦理问题是否充分呢？在这部书中，作者似乎有这样的倾向：能使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判断伦理问题的，他就使用。这表现在：不仅在效率问题上使用经济方法解释，而且在公平问题上也使用经济方法来解释。当然，本书出现过几个伦理判断的最终原则，如：有利于生产力的原则，劳动者最大利益原则，以生存权为最后边界的原则，应该说除了经济的尺度之外，还是有道义的尺度的。比如，如果说在代内的分配可以用经济的合理性为尺度而百试不爽的话，那么，在代际分配问题上使用这个尺度就很难说充分了——因为人们无法与生活在另外时间内的人相互补偿和“算帐”。所以厉以宁先生在这个领域里使用了每一代人都有生存权利这个道义尺度和“人类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每一代人都必须关心后代”这样一种绝对命令。
　　本书所选取的七个问题(效率与公平、产权交易、失业与通货膨胀、个人消费、个人投资、经济增长的代价、合理的增长率)，按照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都是两难选择。那么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两难的选择的主体是谁？显然不是单纯利益倾向的单个的利益个体或利益集团，而是被假定为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政府。
　　不错，伦理学的问题，多是选择的问题——不同价值的选择、不同利益的选择，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选择。然而，是不是所有选择的问题都具有伦理性呢？我觉得，在厉以宁这部书所讨论的经济现象中，有些是伦理问题，如效率与公平、个人投资行为、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但有些，只是经济学和社会目标的合理性问题，如：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合理的经济增长率。这两类问题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排斥的、非此即彼的利益要求的取舍(如社会收益分配、资源代际分配)，应该算是伦理问题；而假定全体公民共同作为主体的社会目标，自身可以补偿或抵消的利益取舍(如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就业与物价稳定)应该算作合理性问题。从主体来看也不同，前一类主体一般为个人，后一类的主体则为政府。
　　经济视角的伦理判断，给人们的直觉伦理判断带来了更活跃、更实在可靠的指导；但读这部书感到：经济学要“包办”伦理判断，恐怕也很难。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五月版，10.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