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梦迷蝴蝶

　　哦女神！请倾听这些不成调的小曲，由甜蜜的强制和亲切的回忆拧成，
　　请原谅你的隐秘甚至要唱给你本人柔若软贝的耳朵：
　　我无疑今天梦见，抑或就是醒着亲眼见到生翼的灵神？
　　我一无所思地漫步在林中，突然，因吃惊而晕眩，
　　看到两只美丽的生灵，并排卧在草莽最深处，顶上有窸窣的树叶和颤动的花朵，还有山溪一条，几乎难以察觉：
　　在屏声、草根清凉的花卉中，或芳眼惺忪，天蓝，银白，和含苞的紫红，
　　他们在草圃中呼吸均匀；
　　他们交相拥抱，还有他的翅翼也连理；
　　他们的嘴唇并未触接，但也没道别，
　　仿佛为手感轻柔的睡眼分开，
　　并依然想要超越已有的吻数，
　　在晨旦时爱神那温柔的眼晖中：
　　那生翼的男孩我认得出；
　　可你呀是何人，哦快活又快活的白鸽？
　　他忠实的灵神！
　　(《灵神颂》第一节，引者译，下同)
　　济慈在这里把灵神说成是生翼的、说其情人是爱神库比德(Cupid)，实际上在采用西方古典神话中后来广为人知的一则故事。有些读者因此难免要问：诗人铺张一个屡见于西方文学的旧典，有什么深意吗？除了创造一种纯美的境界之外，这首诗中有没有在不损害其恍惚飘渺境界的前提下可以说得出、道得清的“意义”？
　　在所有诗人中，济慈属于那种最难以被“理解”的一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诗人在其所有成熟的作品中力图像埃·斯宾塞(Edmundspenser)和莎士比亚那样创造一种客观无我的罗曼司境界。而这种境界的存在依赖于对专擅分析的理性的中止。而理解恰恰是要动用知性和理性才可能的，因而在其过程中必然要摧毁这种以理性的退出为前提的美。济慈自己在一八一八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话：
　　我有时十分不信任〔主流的观点和看法——引者加〕以至于认为诗歌本身不过是种傀儡一样的东西，愉悦任何一个碰巧为其光采所打动的人——就像商人常说的，一件东西能卖到多少就值多少，因此任何心智追求的价值与实在性都是由其追求者的热情度决定的——而被追求的东西本身原来是算不上什么东西的——飘渺的事物至少可以这样成为实在的。(一八一八年三月十五日致B.Bailey，见《书信集》73页)
　　把诗歌比作傀儡把戏(Jach－a－Lantern)——只供娱人却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当然是一种非常谦卑的说法。而济慈的谦卑——不仅限于诗方面——是有名的。但是无论诗人在其议论中的谦逊还是在其诗中的空濛都不该让我们迷惑，以为《灵魂颂》真是本来无一物。否则我们作为读者真要无从置喙了。
　　拜伦(George Gordon，Lord　Byron)在今天看来或许远算不上最好的诗人，以倨傲著称的这位世袭贵族在济慈的有生之年对这位年轻诗人的才能也并非总能公正对待，然而深谙世故的浪子拜伦一望而知、济慈的飘渺空濛背后更实在的东西。他指责济慈“不怀好意地煽情”(viciously soliciting　his　own　imagination)，这真是一语中的！
　　正像我们不时看到的种种幻象那样，它们成云成雾、虚阔飘渺、引人入胜；而一旦有人向我们指出其“真实的”情景，我们意识到方才那些美妙无穷的海市蜃楼只不过是一面玻璃窗在一定光线、一定角度下的反光，这更“真实的”观照便驱散那些幻象，告诉我们一个平淡无奇的事实：同样地，拜伦的话陡然改变了我们对济慈《灵神颂》的读法。在拜伦带给我们的这种新光线下，从济慈的诗里我们看到了一处又一处明白无误的暗示：性经验是闪烁在《灵神颂》字里行间的那个更“真实的”内容：
　　……虽然你并无庙宇，
　　亦没有堆满鲜花的祭坛；
　　没有处女唱诗班在子夜时分甜美的呻吟。
　　或者：
　　我将做你的祭司，并筑一座神堂
　　在我心中某个未遭践踏的地域，
　　在那里成枝桠的思想，而非松柏，
　　伴随着愉悦的疼痛滋长，并在风中喃喃。
　　济慈的暗示不可不谓露骨，然而这露骨的性经验本身却并非是完全平白和没有问题的。它无疑表现了女性的性经验，然而这并非是全部。《灵神颂》中性经验主体的身份是双性的(androgynous)。
　　耶鲁的乔·哈特曼教授(Geoffrey　Hartman)在其文笔优美的论济慈这首诗的文章里已经把灵神内在的双性特征阐发得十分清楚。其中关于蝴蝶作为双性的神话象征意义，他是这样说的：
　　为神话图示家们(my　thographers)声称指代不朽灵魂的蝴蝶象征符(emblem)，其形状犹如一个公然展示的精巧的生理器官。它为灵神弥补了爱神有而她却没有的东西。爱神是那个“生翼的男孩”；而蝴蝶虽也是生翼的，却生得十分奇特：在同一外形中，阴蒂与阴茎融汇为一形成了男性与女性的合二为一，而阴唇则以胚
　　胎阶段的翅膀的形式出现——即所谓“鲜艳的双翼”(lucentfans)。
　　拜伦自己虽有断袖之癖，但当他指责济慈“煽情”的时候，对这个“情”复杂的内涵有多深的洞悉，我们没有把握确定，而且也暂时不必去确定。无论如何，济慈的《灵神颂》中对情的表现是同古典灵神的传统有些差别的。传统中为爱神所折磨的灵神在济慈的诗里显然同她所欲的对象获得了结合。本文开头所译的原诗的第一节现在回头看来无疑描绘了两位在激情平息以后的慵眠惓睡之态。然而对济慈这首诗解到这个层次怕还不能休止。在春睡的娇慵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恶之花”(Lesfleurs　du mal)般的残忍的真实：这首诗写成的一八一九年末正是约翰·济慈的弟弟汤姆因肺结核最终死在约翰的守护下的同时。三年以后，同样以疾病夺走了诗人自己年轻的生命。因此美神与爱神的春睡图同时可能是一幅结核病人晚期在一次间歇性发作后精疲力竭的真实描绘，正如诗人在《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中更明白地描绘的那样：
　　消逝，远遁，并遗忘掉
　　你在叶子中从不知晓的那些：
　　那疲倦，炽热，和躁动
　　在这里，人们坐听彼此的呻吟
　　病理症状的写真并不必然排除诗中明显的性经验层次。事实上，自幼失怙、肩负扶养弟妹责任的长兄约翰·济慈同范尼·布朗(FannyBrawne)最终不能结为伉俪只不过是诗人为了家庭和亲人所做出的许多无私的牺牲中的一个。而诗人的这种无私其实远远超越了伦理的领域，因为诗人诗论中最为人称道的所谓“消极的力量”(negativecapacity，见诗人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致Richand　Woodhouse札)不过是这种道德无我的诗学延伸。
　　视消极为一种力量实在是英国人特有的品德。诗人去世后来临的维多利亚时代中许多文人将这一点在道德生活中发挥到极致。然而被折磨的灵魂虽然不得不被压抑和克制，却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夹缝散逸出一丝一缕的轻烟。但是为品德所陶冶、为艺术所训练的灵魂虽被压迫，却仍然不失生有“鲜艳双翼”的蝴蝶那样的美好。恶之华不必总是病态的，不必总是愤世嫉俗的。济慈虚怀若谷的美学使我们有幸保有英语文学中最优美的某些篇章。诗可以解释，但却是不可还原的。
　　作为一种对比，也许我们最后还应该提及另一部涉及蝴蝶形象的作品，一部在时间上离我们近得多的作品。获一九九二年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羔羊的沉默》(The　Silenceof　the　Lambs)中同羔羊形象同等重要的，是蝴蝶。故事中一位性变态的杀人剥皮凶手总是最后在其受害者的嘴里放入一只蝶蛹。联邦调查局的女侦探克莱伊斯就此同莱克托医生有这样一段对话：
　　克莱伊斯：被害者的咽喉里被特意塞入一件物品。我们还没有公布这一细节，因为我们不理解其用意何在。
　　莱克托医生：是一只蝴蝶吗？
　　克：是的，是一只蛹，同我们在布莱恩[另一个受害者]头中找到的一模一样。他把它放在那里干嘛，莱克托大夫？
　　莱：蛹的意义在于变化：从毛虫到蛹，再进而转化为美。比尔(Bill)也想获得这种变化。
　　克：但是没有文献说变性人同暴力之间有联系。变性人很被动。
　　……
　　莱：比尔不是一个真正的变性人，虽然他自认为是，并想方设法要成为一个变性人，我猜测他尝试过许多事。[……]他若是申请过变性手术我不会感到惊讶的。但是他的申请不会被接受。
　　克：为什么？
　　莱：理由是童年时代同暴力相联系的严重的心理紊乱。比尔不是个天生的罪犯。积年的系列化的虐待把他造就成一个罪犯。他恨自己的身份。认为这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变性人。他的病理比真正的变性人要凶残、可怕一千倍。
　　有了哈特曼教授上面对济慈诗中蝴蝶征符的解释，莱克托医生的解释只能说道出了事物真象的一半。杀人凶手水牛比尔(Buffalo Bill)的变性动机和双性混淆当然比诗人诗中所表现的远为强烈，方式也远为暴烈，然而蝴蝶作为一种征符的基本含义在两者那里是大致相同的。杀人凶手水牛比尔或许因为没有诗人那种“消极力量”的修炼从而缺乏更和平地平衡受折磨的灵魂的手段，但是更根本的，是水牛比尔灵魂的无可救药的木讷。他木讷的灵魂倍受折磨和煎熬，却找不到用来解脱自己的语言。在缺乏语言这种解脱的最好手段的情况下，木讷的灵魂不得不在每时每刻吞噬啮螫它的人间地狱的炼火中保持沉默，于是在这种灵魂中所生成的便常常不是飘渺如仙的美丽幻象。这样的灵魂走火入魔，将自己沉浸在一个反社会的怪诞邪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极度痛苦的灵魂诉诸某些不祥的仪式以期祓除自己郁结不瘳的伤痛。在这种令人发指的仪式中，灵魂(psyche)转化为变态的灵魂(psycho)。于是蝴蝶的美返祖般地逆转为蛹和毛虫，令我们作呕、令我们毛骨悚然。
　　因此从这样的观点看，蝴蝶那“鲜艳的双翼”就是语言，是灵魂借以“托”其自身的任何一种媒介。生翼的灵魂翩翩然脱壳而去，悄若无声地飞翔于太虚(ether)之中，这样的灵魂就是想象(imagination)。“而想象”，让我们援引济慈另一封信中一段著名的话说，“可以被比做[弥尔顿《失乐园》章八中——译注]亚当的梦——他醒来时发现梦其实是真的。……亚当的梦似乎是一种确然的信念，即想象及其天界的反映(empyreal　ref1ection)同人类生活以及其精神上的重演是一回事。”(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Benjamin　Bailey札)济慈后来把想象或梦的这种境界称作“处女思想厅”(the　Chamber　of　Maiden－Thought)。在阐述他的这一想法时，这位属灵的诗人最精炼也最有诗意地给我们描述了人类精神或灵魂的发展过程。他的阐述是这样的好，以至于在我不得不摘引济慈自己的原话：
　　我把人类生活比作有许多套房的大宅，而我只能描述其中两间：其余房间的门对我而言都是关闭的——我们走进的第一间可以称作婴儿或无思想厅；只要我们不思想就会一直呆在这间厅里——在那里我们呆了很久，尽管第二间厅的门一直大开着，向我们显示着明亮的前景，但我们并不急于进去。然而我们最终还是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中不断苏醒着的思想原则的强迫下走进了这第二间厅；而我们一旦进入这间我称之为“处女思想厅”的房间里，就立刻为其光线和气氛所陶醉；我们只见到令人愉悦的奇景，想着在这种愉悦中永远停留不返。然而这种状态所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它极度地擦亮了一个人对人心与人性的洞察——它说服一个人的神经以使它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充满了悲惨与令人心碎的痛苦、疾病和压迫——就这样这间处女思想厅逐渐变黯，而与此同时在四面八方许多门打开了——可全都是黑暗——全引向黑暗的走廊——我们看不到善与恶的平衡。我们在迷雾里——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状态——我们感受到“神秘不解事物的重负”。(the“burden　of　the　Mystery”〔诗人华兹华斯语——译注〕)(一八一八年五月三日致J.H.Reynolds札)
　　灵魂在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神秘不解事物的重负”时依然能吟唱出《灵神颂》那样最缥渺空灵的歌，这应该是灵魂美丽的最令人信服的标志。因此，即使我们对雪莱作为诗人不无保留，他悼念济慈的名诗《阿东耐斯》(Adonais，写于一八二一年)中这样的诗行还是令我们无法抗拒的：
　　哦，为阿东耐斯哭泣吧！——为他那些活的梦想，那些以激情为翅翼的思想大使，
　　它们是他的牧群，在他年轻精神的活泼溪流旁他将它们饲养，他还把爱当作音乐教给它们，不要漫游——
　　不要再从炽燃的大脑到大脑漫游，
　　请在它们产生的地方垂首，并环绕着冰凉的心
　　悼念他们的命运：在它们甜蜜的痛苦过后，
　　它们将再也不会聚敛力量，或找到家园。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　纽海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