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寂寞身后事

　　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启超在北京以五十七之龄溘然去世，京、沪两地的追悼会倒也开得隆重，名流纷至，一时称盛。而当年九月，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授业学生张其昀即已慨叹：“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悼梁任公先生》)个中原因，张氏并未深究。一九三五年，吴宓印行诗集，末附《空轩诗话》，亦对此一现象迷惑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王国维从始至终只是一介书生，且为人落落寡合，梁启超则亲朋密友众多，其人在政界、学界又均享盛名，而梁之身后寂寞，当日似只有天津《益世报》于三月四日出版过春季特刊“梁任公先生纪念号”(因系随报附送，已难寻觅)，反不及王氏尚有多种纪念专刊行世，的确显得不可思议。好像生死荣衰，人世的情谊是这样靠不住。
　　不过，如此理解，多少存在着误会。其实，梁启超一月十九日病逝，第二天，其晚年“最爱护的学生”(胡适语)徐志摩即寄快信给胡适，商量《新月》杂志出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事；三日后又追加一信，仍谈此话题，并确定专号为第二卷第一期，“三月十日定须出版”。据信中言，徐氏已着手进行，派与胡适的工作是：“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计画别的文章。”徐志摩又致信林志钧，请他写一传记，并想由其组织荟集蹇念益、梁启勋、罗普、徐勤等人的文章，因“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按：指梁)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把“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又想请梁之儿媳林徽音“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同时也担心“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故要胡适见面时代询。徐氏本人自是责无旁贷，此外，已经答应作文的有徐新六(曾随梁游欧，即以此为题)、梁实秋(原清华学校学生)，徐并向陈源、闻一多约稿，新月派的主力都被动员起来。出版方面的安排也有周到考虑，如梁启超“各时代小影”以及手迹——特别提到“十月十二日《稼轩年谱》绝笔一二页”，徐志摩已请梁侄廷灿寄沪制版。而其结果，除了梁实秋留下赴台湾后写作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等文，余者尽付阙如，甚至连热心操办纪念专号的徐氏也交了白卷。
　　论梁启超与新月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且不说梁派政治文人在北京的舆论阵地《晨报》，一九二五年由徐志摩接手编辑其另张出版的《晨报副镌》，单是新月社在松树胡同的小集，梁氏便是常客。其举诵康熙皇帝“夕阳芳草见游猪”韵语，谓以“猪”字入诗之妙，当日即为流传甚广的佳话。熊佛西、刘海粟多年后所写诸文，对此均有忆述。梁氏弃世，新月同人总该有所表示，何况舞文弄墨本是其擅长之技。因而，《新月》纪念专号的终于流产颇令人费解。也许其中别有隐情，只是我尚未发现。
　　不过，梁启超逝世之年展开的年谱编纂工作，在梁氏挚友丁文江的主持下，倒是声势浩大，卓有成效，证明哲人虽萎，遗爱未泯，朋友们并未忘记梁启超。梁氏长逝后，亲朋会议，决定做两件事：一是由林志钧主编梁之遗著，是为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四十册《饮冰室合集》；一是由丁文江负责编纂梁之年谱，在赵丰田的帮助下，也在一九三六年完成，并油印五十部，分送梁氏亲属与知交征求意见，此即台湾世界书局一九五九年据以刊行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丁文江接受委托后，立即抱着高度的热情，投入巨大的精力，开始向各方征集资料。同年五月，梁启超本人“壬子以前的一千几百封信已将次整理好了”，“朋友方面所藏的任公信札，也居然抄到一千多封”。而前一部分书信的数字，到七月份已增加至二千余封(见丁《致胡适书》)。最终收集到的梁氏往来信札则多达近万封(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例言》)，这当然主要是丁氏的功劳。而且，凡属知情人，丁文江总要千方百计请其提供材料。参与戊戌变法、一同逃亡日本的王照，虽和康、梁不和，与丁亦无交往，丁氏仍找江庸介绍，持江函亲自登门，向王照征稿，约其叙写梁氏戊戌年间的事迹(见王《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听人说起孙宝瑄日记中有关于梁启超的材料，丁文江也马上用梁思成的口气写信给孙兄宝琦(其时宝瑄已去世)，托张元济转交；得知日记在杭州后，又怕夜长梦多，特请余绍宋就近在杭摘抄。甚至出差在外，丁氏也不忘顺便为年谱搜集资料(见丁《致胡适书》)。因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材料丰富，在近、现代史研究界早已是有口皆碑。
　　未承想多年过去，诸人当日为梁氏年谱撰写的大量回忆，竟如黄鹤一去，杳无踪影。除剪辑入年谱者，全文居然是无可查找。胡适一九五八年为台湾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作序，在表彰“这部年谱里保存了不少现在已很难得或已不可得的资料”时，便举梁弟启勋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为例：“戊辰是民国十七年，梁仲策先生这部《戊辰笔记》作于任公先生死之前一年，是一部很可靠的传记材料。可惜这部稿本后来已失落了。”其他人所写的文字也大抵命运相似，“这些记录在当时只有稿本，到现在往往还没有印本流传”。此处应该追加一句：胡适所谓“现在”可以延续至今日。而一九三○年印行的《小航文存》中收录的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已属极为难得。冯自由的《任公先生事略》文虽不见，其于梁启超逝世前出版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及三、四十年代陆续发表的《革命逸史》，内中颇多有关梁氏的记载，或可稍补欠缺。而诸文为何未公开发表，则令人疑心出自以之为资料而非文章的考虑。
　　众多文稿的去处也值得追查。既然台湾印行的年谱所根据的底本为地质调查所的毛笔清抄初稿本，此本后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则这批文献的不在台湾当可断定，否则胡适不会不知道。而一九七九年，赵丰田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约，重新修订年谱长编时，其增补的资料也大致限于“解放后发现的一些与梁氏交往的信札”，赵氏并感谢“北京、上海、广州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却并没有提及与利用原有的那批材料。未必是旧文全无检索的价值，最大的可能性是赵也不知其藏身何方。因赵氏声明，新版的“删改仅限于与谱主关系不大的极少量一般资料和原有的编述性文字”(《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故据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见的传记材料，应可视为与初稿本相差无几。没能入选的文稿肯定还有，可惜确切情况我们已无法得知。随手抄记过一份梁氏年谱中引用的友朋回忆篇目，不妨录下，以窥一斑，以志阙失，以表遗憾(不出篇名而只题为致编者的信以及往来信件后附注尚不在其中)：
　　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
　　任公大事记(林奎、陈国镛)
　　任公少年事记(未具名)
　　任公事略(汪诒年)
　　时务报时代之梁任公(未具名)
　　任公先生事略(冯自由)
　　任公先生大事记(未具名)
　　任公先生事略、任公逸事(狄葆贤)
　　任公先生事略、记辛亥年任公先生归国事(杨维新)
　　任公轶事(罗普)
　　梁任公先生逸事(徐佛苏)
　　丙辰从军日记(吴贯因)
　　记民国五年任公先生留沪运动冯华甫事、记任公先生题礼器碑、记任公先生民国五年由沪入桂事(黄群)
　　记广智书局始末(未具名)文章作者均为与梁启超一生或某一时期关系重大的人物，其资料价值自是不言而喻。如果这批材料有幸以全貌重见天日，无疑是研究者的福音。
　　目前既无此种可能，今日所见的忆述文字，于是变成以晚年著述讲学时代的学生为主。清华学生(包括本科与研究院国学门)有张荫麟、梁实秋、吴其昌、谢国桢、周传儒、姚名达、刘盼遂、杨鸿烈等撰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则有张其昀、缪凤林诸位作者，又有东南大学的黄伯易、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任夫，亦在数十年后回顾当年。(就中吴其昌于表彰师门最用力，他于咯血症病势沉重之际执笔撰写的《梁启超》上篇，虽于一九四四年脱稿，而未及一月，本人即遽归道山。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所记事实，自然偏重于梁氏的学术生涯。即使谊非师生，若胡适、黄濬、梁漱溟、刘海粟、熊佛西等，也均为梁启超一九一二年归国后相交的后学，亲见亲闻也限于其最后的十余年。
　　从晚辈的角度看先辈，可能未知全人，也可能缺乏同情。不过，即便会有种种缺憾，受过现代教育的学者一般都具备理性的眼光。这使他们在与前辈学人交往时，每每显得更平等，而不因崇仰便放弃了审视意识。梁漱溟对梁启超的主动过访，一直心存感激，文中一再道及梁氏的知遇之德。然而，这并不妨碍其评论的客观性。如以梁与蔡元培相比较，谓“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而到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讲学著述则“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之所以有此差别，是因为“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梁漱溟还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而那好处便是：“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纪念梁任公先生》)这些话，可谓之入木三分。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梁启超的往还之间不无微妙处。此番虽不是梁先枉顾，但胡之投书于梁，仍然是因闻知所著《墨家哲学》蒙梁氏嘉许，梁且愿以自己收集的墨学资料见示，故此求见(见胡适《致任公先生书》)。而胡适日记中更坦白的记述，则展现出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自信与领导潮流意识。胡已自觉不必借重前辈学人，因而虽讲到“近年他对我很好”，却并无特别的感激。梁氏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甚至以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第二日经人劝说才到会，又出之以“合串好戏”的逢场作戏姿态，不免露出年少气盛的倨傲之情。待到梁启超去世，胡再检讨此事，已较为心平气和，而将“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与“民八之作白话文”，以及“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一起，理解为梁对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并肯定“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胡适承认，他原先“有点介意”，不过，后来还是“很原谅他”。
　　由于距离远近及感情厚薄，对同一人有时也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评价。即如梁启超常被人指责为“阴谋家”，或以为是“反覆无常”的小人。但与梁氏亲近者感觉显然两样。随侍身边的弟子对梁的体会是“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晚年过从甚密的胡适也认为：“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胡适的日记》)“阴谋家”的印象多半来自“反覆无常”。胡对梁之“善变”“屡变”，毁誉参半。怒之者谓其“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谭人凤《石叟牌词》)；而为之辩解者也不乏其人。弟子辈的说法是，“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记梁任公先生轶事》)，直认出以公义的能变为其最高美德。郑振铎的话则最为人知晓：
　　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梁任公先生》)
　　郑氏可算是梁启超相交无多的知己，难怪丁文江对此文有“已经发表的论任公的文章，自然要算他第一了”(《致胡适书》)的评语。其实，早在一九○七年，梁友孙宝瑄已说过相近辩词：“盖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以为小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以为君子。盖小人之反覆也，因风气势利之所归，以为变动；君子之反覆也，因学识之层累叠进，以为变动。其反覆同，其所以为反覆者不同。”(《忘山庐日记》)而也不待孙氏为之分辨，梁启超本人一九○三年便已发表“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的名言。李任夫二十年代所听到的梁氏自辩，与郑振铎的判断于是不谋而合：“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回忆梁启超先生》)所以郑氏说，“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爱国”正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旨与目的。假如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现代的学者倒更容易接受梁氏自己的表白。而在政敌一方，也还有像陈少白这样知之较深者，看出“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兴中会革命史要》)，虽然以为梁氏跟随康有为作保皇党，那方法是错误的。
　　梁启超晚年的许多故事，似乎都在加强其诚恳待人的印象。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教训徐不该离婚；见梁济遗书，述其五次造访而未得一遇，请书扇联而不得一字，因而致书梁子漱溟，痛切自责为“虚骄慢士”，深自悔恨。后举感动的不只是梁漱溟，太阳社成员阿英也为其“态度的诚恳，认过的勇敢”而心折(《梁任公的晚年生活》)。而梁对徐氏则是爱之深，故责之切，丁文江以为从中“也很可以发现任公的为人——热心，富于责任的观念”，并表示“我生平最爱任公这点”(《致胡适书》)。
　　而与梁启超此一性情有关，在现代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则要数梁之割肾。一九二六年二月，因尿血症久治不愈，梁启超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协和医院，施行手术。不料，所切除之右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原疾亦未治愈，且终因此而早逝。平生老友伍庄于《祭文》中即痛责医生“辨症不真”，愤言：“予不用爱克司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并因而“益发愤求中国之医学，断不令彼稗贩西说者毁我国珍”。知交徐佛苏的挽联也于此深致其愤慨：“何友邦许多医家，既盲割其肾脏，复昧察其病源，岂非科学杀人乎，人命如此险，公应难瞑目九泉。”友朋们为之抱屈尚非其身后事，即在当日，谴责之声已是充盈于耳。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尝详述其手术过程，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更完整叙说了治疗的全部经过所给予病人的痛苦：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么？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
　　陈西滢与徐志摩于是为梁氏的“白丢腰子”(徐志摩语)而向协和声罪，在《现代评论》与《晨报副镌》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参加者不只是批评与为之辩护的协和医学校学生两方，还有单就梁氏病情而为之诊断献计者。这场论战尽管被鲁迅讥讽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马上日记》)，但徐氏的发言仍有其不该责备的公众立场：“我们并不完全因为梁先生是梁先生所以特别提出讨论”，而且认为“这次因为是梁先生在协和已经是特别卖力气”，更值得考虑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病了怎么办》)。
　　在对协和的谴责占压倒优势的舆论声中，梁启超的表现极其可贵。作为一名受害者，梁氏本有充分的理由向协和发难，但他反而站出来为协和说话。他也明知“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却还是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对作了错事的协和“带半辩护的性质”(《与顺儿书》、《给孩子们书》)。文章开头列举了三条写作的原因，向为之担心的亲友报告病情，解除人们对协和的误会，而第三条“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才是促使梁氏抱病动笔的主因。这与其对科学的一贯信仰态度一致。梁启超“素信西医”(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只因他将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为协和辩护便带有为科学辩护的深意。对被割的右肾，他客观地说：“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他要求“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残的态度”，于是自己率先示范。在文章的末尾，梁启超诚恳地讲到：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氏仍然一如既往地相信西医亦即相信科学，最终，他还是病逝于协和医院。徐佛苏愤极而言的“科学杀人”，梁启超或许至死也不愿承认；而谓其为科学献身，当可许为知音。
　　此中尚有一细节，亦能见出梁启超的品格。其弟的《病院笔记》提及，手术中作副手的美国人，乃一极有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届时主刀者却为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其中缘故：“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旦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这又是梁氏富于爱国意识的明证，故随时随地均有表现。
　　至于梁启超早年因作《时务报》主笔、宣传变法维新而声名鹊起，因戊戌政变流亡日本、致力于输入西学而影响广泛，已彰彰在人耳目，不必细说。其归国后的举措——与告发谭嗣同等致使六君子蒙难的仇人袁世凯合作，出任司法总长；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中斥责康有为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使得师弟反目——正是引起“置恩怨于度外”与“卖朋友，事传雠，叛师长”的歧异评价出现的具体事例。对梁之政绩，世人基本以“失败”一语论定之。梁之诤友周善培总结道：“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谈梁任公》)这和弟子辈“纯粹一学者”的说法正相合。虽无实际操作的政治能力，“大事不糊涂”，仍是其特出的优点。张荫麟从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研究梁启超的地位，认为一九一二——一九一八年“实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时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缪凤林却于承认梁此期“从政最失败”的同时，表彰“帝制一役厥功最伟”(《悼梁卓如先生》)。与梁启超一起潜赴云南的黄群所写《梁任公先生入桂纪行》与《滇桂纪行》二文，以及伍庄的《梁任公推翻洪宪轶闻》，均描述了梁氏在护国战役中的重要作用及履危蹈险的赴义行动，因而章太炎挽联中才会有“共和再造赖斯人”的高度推许。
　　评价梁启超的政治功过，非此短文所能胜任。而且，从政与治学所需要的能力、品格本不相同。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或许犯过不少大错，而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其正面影响总还是占据上风。一九二二年，胡适作《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便将梁氏列入“影响近二十年的全国青年思想的人”之中。如果排除专家的意见，只考虑普通读者的眼光，一九三五年《青年界》杂志组织的征文活动“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于是值得特别关注。刊出的来稿共四十八篇，各种各样的人爱读的书也五花八门，而其中提到梁氏著作的便有七篇，约占七分之一。题目中直接标出《饮冰室全集》的已有两篇，并且，第一篇即是由谢六逸所写的《饮冰室全集》一文。文极短，录如下：
　　我在青年时代最爱读梁任公的文章，就我的经验说，现在的青年与其读《古文辞类纂》，不如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即使根本不需要读文言文，此书亦可一读。
这组文章给胡适的说法提供了最佳注脚。死时寂寞的梁启超可以感到安慰了，在他去世多年以后，读者大众仍没有忘记他，青年时代爱读的书往往使人终身受益，终身难忘。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日于京西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