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纪末的回顾

　　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有着褒贬不一的说法。特别是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太多的责任和太多的使命，伴随着无尽的苦难和救赎的努力，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识者，都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跋涉在历史的泥沼中。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商业文化大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垮了大至几千年，小至近百年的各种传统。无主流、无深度、平面化和一次性的消费文化，瓦解了农业文明养育的全套的价值体系。不仅如此，细想来，从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大大小小的世界和地区的战争，一次一次的产业革命，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激进的左翼思潮和保守的右翼思潮，几十年一轮回。都势不可当地裹胁着一个丧失了主体性的民族，使她困惑于历史的变幻莫测。正如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录》所论述的那样，“对国家现代化的追求，……以英日为范例的戊戌变法，以美法为榜样的辛亥革命，以俄为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加上频繁的外族入侵，都在动摇着古老民族的悠久传统。强国之梦和自卑的心态，造成了普遍的焦灼和浮躁，强化着民族心理的大分裂。欲速则不达的古老格言，也许在这个世纪显得格外智慧。知识分子的迷茫，就是整个民族的迷茫。本书着力描述了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精英意识形态的多元格局和逐渐消解，以及重新振作的可能。因此，也可以当做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来读。称之为“心态录”，显然是有意识地区别于那些严格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作者在大量的资料基础上，对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意识形态状况，和诸种学术思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描述。严格的学术论证和饱满的叙述激情，使本书具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又兼具可读性。虽然略显粗疏，仍不失为是一部有价值的心理史著作。
　　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我没有进行过深究。虽然读书多年，以操纵文字为业，却从来不大敢以知识分子自居。或许是由于属于第二性，或者是因为从小饱受政治歧视，也可能是由于有过多年做工的经历，自觉始终处于边缘，即没有进入过主流也不想进入主流。这不仅是逃避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一种遁词，也是一种心理的真实。本书的作者主要是借用余英时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且特别强调了它与中国古代“士”的品质类同。由是说来，不管是孔子所谓“士志于道”，还是时下西方学者所说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都把知识分子推到了一个价值主宰的地位上。这就无怪乎每一次政治文化的变动，和历史的震荡，都以知识分子的牺牲为代价。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张献忠败局已定之后的滥杀士人，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陷入了一个永劫不复的渊薮。
　　四十年代末政治的大变动，经济的大崩溃，使国人面临着一个战争的废墟。政治上的独立，与经济上的贫困，迫使中国人必须以更加坚韧的精神顽强自救。近半个世纪，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方式，也是更严酷的一种方式，绝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其经济地位来说，和一般工农民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士”之特征，只是农业社会里，就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区别而言。正如作者引用的一份调查资料所显示的那样，目前的知识分子当中，出身农民的比例在明显地增长。“士”在本质上，只是一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农民而已。对于“士”之品质的规定，也只是一种道德的理想，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有着很大的距离。时下知识分子的进一步贫困化，只是这个原始积累过程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持续冷战的国际局势，和国内频繁的政治运动，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几乎中断了文化的传承和学术的积累，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产的权利。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化专制，加上“批孔”的意识形态宣传，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实际上操纵在极少数政客们的手里。“士”之地位如江河日下。知识分子的主导政治地位，是到七十年代末才得到确认的。在这样畸形的生存状态下，奢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宗教承担的精神，多少都有点儿自作多情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中国当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谋生手段之外，和一般的农民、市民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此外，即使真的把社会的价值体系交与知识分子，是否就能保证不走弯路。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真的能承担起价值主体的责任。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每一次的变革或者动乱，都是以意识形态作为主导。好的说法是启蒙，坏的说法是蛊惑。所以受难最多的是知识分子，为祸最烈的也是知识分子。这很接近林毓生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至于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一直追寻到“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出发点，显然是简单化的。但是每一次变革，都是激进主义占上峰，过于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暴力和不必要的残酷。使每一次和平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都和这个民族失之交臂。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在《苦难与记忆》一编中，作者分别论述了几代结束了放逐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以及忏悔的意识。还需要深入论及的是，几乎每一代知识分子，都要对历史的错误承担责任，比如“五七”年的右派们当中有不少是反胡风时候的干将，文化革命当中的被迫害者有不少一开始是迫害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充当先锋的都是知识分子。更何况“四人帮”中，有三个是知识分子。专制的土壤，只能培养出专制的和盲从的性格。一直到九十年代，正如作者所论及的那样，“一个首先要得到西方文化权威指认和命名、打上洋包装才能够发言的无望的族类的时代之降临”。这就无怪乎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五十年代以后，只有顾准一个人可以称得上是思想家。对此，作者辟了专章，讨论社会健忘症。对于这样一些只能人云亦云，没有任何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众，怎么谈得上是“社会的良心”？因此，我觉得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至少可以使我们，尽可能地不受意识形态的致幻，更冷静地面对自己的国情，以更坚实的脚步走向二十一世纪。由是我更欣赏哈姆雷特式的犹豫，那种理性的精神比激情更可贵。至于王朔对知识分子的嫉恨，我不同意作者的评价，以为“王朔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的流氓无产者群落，是那些被视作痞子的年轻人。”我宁可把他看作是一种姿态，是为了把自己和以往那些知识分子区别出来的一种姿态。有人喜欢假装英雄，有人喜欢假装圣人，王朔只是喜欢装流氓而已。他真正代表的是适应了商业化浪潮的，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也将会建立起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能和传统的“士”们所掌握的价值体系完全不一样，但是它将会为商业社会“立法”。痞子只是他对时下市民社会的“英雄”，一种艺术的指称。就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莱蒙托夫创作的《当代英雄》一样，痞子是这个商业化时代的弄潮儿。因此，王朔和他所攻击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对立，实际上是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不同知识分子群落之间的精神分野。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意识形态淡化的结果。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失去了统治一切的效力，才会出现多种主义并存的局面。这也是“五四”和文化大革命根本的界限。“五四”是一群具有新的知识结构的知识者，自下而上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它不仅是以反传统作为自己的口号，也对传统进行了重新的选择和多元的整合，而且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并因此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宏大的格局。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自上而下的一次政治革命，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宣传，只是为权力斗争所做的舆论准备。它以反传统为名，行复辟最阴暗的封建法西斯主义传统之实，全面地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毁灭了中国的学术传统，扼杀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现代迷信的造神运动所采取的宗教形式，也是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不仅是山呼万岁的封建特色，而且是红海洋和打叉子所代表的原始巫术的信仰，以及一系列带有政治禁忌的仪式。因此，“五四”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对传统的批判性认识，一个是全面的文化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作者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参照了多种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除了上文所提到的余英时的说法之外，还有当代流行最久的“皮毛理论”，以及曼海姆的知识分子理论。这些理论都有中国古代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为印证。由此出发，作者反驳了李泽厚对于知识分子的划分中文化心理的断代分类。指出传统的“士”之人格，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原型，洒在二十世纪的文化氛围之中，“那种伤时忧国、感怀悲己的心态，不绝如缕，久久萦绕，岂是一次两次欧风美雨的光顾便可断然根绝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态度和入世精神，一直是延续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并且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态度。”对于基于阶级论的社会学之上的“皮毛”之说，则是他所发掘出的当代知识分子亦步亦趋惟恐落后的惴惴不安的心态，以及因此而对整个学术风气的严重影响。除此之外，作者讨论得最多的是曼海姆的有关理论，由此引伸出的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尽管作者表示了一定的保留，但是可以说是最体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心态的思想。新国学的兴起，以及以“学者的人间情怀”代替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形式的合理性，诸种说法都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努力在“十字街头”的斗士和“象牙之塔”里的学者，这种延续了数千年从政和治学的两难困惑之中，重新抉择和自我调整的愿望。也是九十年代学术风气扭转的理论根据和心理基础。这是现代化全面铺开之后，市场经济日渐活跃，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产物。与此同时，各种意识形态也在逐步的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比如，本书第五编第十章的“走向神圣的祭坛”一节，对于知识分子走向宗教的论述，就反映了精神信仰的重新建构和选择的自由。当然，这是区别于政教合一的宗教的最为原始意义上的宗教。它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为一个时代的人们，提供精神的平衡。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用以对抗物质与技术的异化的有效精神武器。因此，我不同意作者以之为文化失败主义结果的观点，而更倾向于它是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产物。有人走向基督，有人走向真主，有人走向佛陀，有人呼唤孔子，有人皈依黄老庄周，也得容许有些人信仰金钱拜物教。当然，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应有的精神生态。比起全民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思想来要好得多。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差别是，老年知识分子对儒学的兴趣，意在为混乱的社会提供一个统一的规范。而青年知识分子的宗教热情，则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信仰问题。“目前的主流社会”确实还没有进入“有序而自动的运转”，但作为一个趋势，应该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是从政、议政，还是走进书斋，就像是务农还是经商一样，完全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不用担心知识分子走进书斋，就会导致与社会的隔膜，肯定还会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会对社会政治保持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困难的是，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其自救的紧迫大大地强于对社会历史的使命感。这是比走进书斋，更影响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重要现实原因。这也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拒绝传统的角色人格。而且，书斋怕也不容易坐稳当。多少当年主张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最后都事与愿违，还是卷入了社会的政治旋涡。当下的学人怕也难逃这种命运，谁知道历史的变幻会给予我们一个怎样的将来呢？！
　　至于文化的前景，我想是既不可过于乐观，也不可以一味的悲观。走出精神文化的低谷需要时日，社会的转型期的调整势必不会那么从容。但是试想在典型的现代化社会里，仍然有着人文知识分子的一席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使命。今日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都在寻找自己应有的位置。从九四年开始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当然人文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会再恢复到八十年代思想启蒙时期的辉煌。在一个意识形态消解的时期，他们的社会功能必须随之转换。
　　从知识分子的传统心态，切入对文化思想史的研究，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做这样的研究，需要开阔的学术眼光和相当广博的知识积累。更需要对民族命运关注的热切，和体察现实的敏锐。张志忠选择了这个题目，显示了他的学术眼界。而叙述的激情，则表现了他感同身受的内心体验深度。如上等等，都说明他本身还保留着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格心理。这也说明，传统的“士”之心理原型，仍然在顽强地置换出有效的能量。传统是这样的强大，任何试图摆脱它的努力，最终都要消解在它强大的力量之中。
　　(《迷茫的跋涉者》，张志忠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1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