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英语文体的变迁

　　用英语写作的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的文章大多明白、准确和流畅的，例如已故的爱蒙德·威尔逊、乔治·奥威尔、詹姆斯·鲍德温以及当今的W.赛义德、苏珊·桑塔格和乔治·史泰纳。一些著名现代诗人如W.B.叶芝、W.H.奥登、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兰德尔·贾雷尔等人的批评文章在语言上也都保持上述特色。总的来说，他们都直截了当，没有枝节，没有卖弄，没有炫耀。他们的精彩之处往往是一些格言和警句式的真知卓识，令人茅塞顿开或者拍案叫绝。例如：“阅读即翻译，因为没有两个人的经验是一样的。一个糟糕的读者就像一个糟糕的译者：他在应该意译的时候直译，又在应该直译的时候意译。”“一个作家越有独创性、越有影响力，对于那些天份较差而又试图找到自己的人来说，也就越危险。反之，拙劣的作品往往成为想象力的刺激剂，并间接造就了别人的优秀作品。”(奥登)再如：“未成熟的诗人模仿，成熟的诗人剽窃;坏诗人损害他们拿取的，好诗人则把它变成更好的东西，或起码不同的东西。好诗人把他的剽窃品组合成独一无二的完整感觉，完全不同于它原先的破碎；坏诗人则把它弄成没有内聚力的东西。”
　　但是，现在一些著名作家和诗人写起评论文章都十分刁钻和隐晦。我想这主要是他们更注重评论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即已不把评论的目标仅止于“达意”，成为作者思想或作品的附属品，而是要同样具有独特的欣赏价值。另一方面也出于他们对写作本身的严格要求，即不止要在纯粹的作品中发挥想象力，而且也要在评论中挖掘这种想象力。爱尔兰诗人希尼、尼日利亚戏剧家和诗人索因卡、南非小说家戈迪默和刚逝世的美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他们最共同的特点是舍简单而取复杂，舍直接而取迂回，舍明确而取晦涩。他们的精彩之处往往是一些带有隐喻和歧义的论述，不仅表现出他们的想象力的犀利，而且也会启发读者的想象力。
　　这是希尼的论文《舌头的统治》其中一段：“赫伯特这首诗明显地要求诗歌放弃它的享乐主义和流畅，要求它变成语言的修女并把它那奢侈的发绺修剪成道德伦理赶牛棒似的发茬。同样明显的是，它会因为舌头沉溺于无忧无虑而把它废黜，并派进一个持棒的马尔沃利奥来管理诗歌的产业。它会申斥诗歌的狂喜，代之以一个直言不讳的圆头顾问。”不妨拿艾略特一段话来作比较：“我用的是化学上的催化剂的比喻。当前面所说的那两种气体(指氧气和二氧化硫)混合在一起，加上一条白金丝，它们就化合成硫酸。这个化合作用只有在加上白金的时候才会发生；然而新化合物中却并不含有一点儿白金。白金呢，显然未受影响，还是不动，依旧保持中性，毫无变化。诗人的心灵就是一条白金丝。”希尼用的是隐喻，并且隐喻中套隐喻，非常繁复，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而艾略特用的是明喻，清晰确切，“毫无变化”。似乎可以说，以往大师的评论文章有点像语言修女，把枝节剃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还留下不少道德伦理赶牛棒似的发茬，而希尼辈则着重奢侈的发绺；至于那些申斥这种文体难懂的人，则有点像持棒的马尔沃利奥(他是莎士比亚《第十二夜》剧中人物女伯爵奥莉维亚的管家，自视甚高)和圆头顾问了(“圆头”指清教徒)。
　　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创造新鲜的语言，丰富他们自己和读者的想象力。当然，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读者，他们写作时也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一般来说，最前沿的作家的读者一般都是他的同代作家，这样他们就必须以更迂回曲折的言说来面对同辈作家尖锐的审视以及尊重他们的智力，也就不能不刁钻了。
　　很多作家为了达致新鲜活泼，往往会挪用一些科技、自然科学、社会学甚至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词汇。事实上这样做除了求新的初衷之外，还额外地为文学注入新血，极大地丰富语言的表达。希尼在《舌头的统治》中还有“理性结构已被超越或像音障一样被穿过”，这“音障”是一个“高科技”词。他在《翻译的影响》一文中则有：“这点曾经潜在地出现于早期奥登那种风格化的张力和移位的地缘政治学幻境中，以及在埃德温·缪尔那幻觉式的、尽管是低瓦特的诗歌中。”“低瓦特”也是一个技术词，它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缪尔诗歌的影响力或重要性较小，不及奥登。南非小说家戈迪默在评论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时说：“他的散文都充满成熟、高压的感情”，这里“高压”显然是指浓烈。同样是使用科技词，艾略特是为了打个比方，讲清一件事，而希尼和戈迪默则是为了增加句子本身的强度和密度；艾略特讲得有条不紊，而希尼和戈迪默则是点到即止，一闪而过，不多作停留。
　　美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用英语写散文，老练得令最好的英语作家们都自愧不如。他在《论独裁》一文中写道：“政治即是几何式的纯粹，它采用的是丛林法则。”“几何式”是指直截了当，“丛林法则”指弱肉强食。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我们不是在同一个个人的独裁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政党的独裁打交道，这一事实就已经使独裁者的产量达到与工业同步的水平。”他在谈及独裁者用先进技术来为其野蛮思想服务时则以电脑作比喻，称那是“以淘汰型硬件跑先进型(软件)”：“……独裁者们自己则可被视为电脑的淘汰版。但是，如果他们仅仅是电脑淘汰版的话，那也不是什么坏事。问题在于，独裁者有能力采购新的、尖端的电脑，并致力于为它们配备人员。淘汰型硬件跑先进型的例子多的是，例如希特勒诉诸扩音器，又如斯大林利用电话监听系统铲除政治局的异己。”这种隐喻式言说常能取得冷嘲热讽的效果，再如：“外国医生被请进来把你的老人(指独裁者)钓出他沉没下去的衰老的深渊。”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其中一个理由即是他“醉心于发现”，“是不断更新诗歌表现手法的高手”。这里顺便援引他一首诗的片断，以说明一个诗人是如何更新诗歌语言，以及这种更新是如何反过来丰富他们的散文。“我们假定死者不会/介意取得无家的资格，睡在拱廊里/或者看着怀孕的潜艇经过一次/全世界的旅行后回到修藏坞，/没有毁灭地球上的生命，甚至/没有一面得体的旗可悬。”(《大西洋两岸》)
　　索因卡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很多并不拥有神圣的博学以及本身并不像我刚才引用的那位作家那样包含单人口头游击队的人士，也开始感到解决办法确实简单极了。”这里“单人口头游击队”是指一个人信口雌黄，胡乱攻击别人。“但是再也不可能继续沉溺于世界性的关注了，因为这种关注的药膏是涂在抽象的伤口上，而不是涂在黑人残酷性的雅司病似的豁口上。”这里索因卡是在指责非洲作家自以为是，标榜自己及抨击西方的“堕落”；雅司病是一种皮肤病，经接触传染，暗指这种不正视本身的弱点的作家之普遍。
　　以上援引的大多是隐喻式写作的例子。事实上英语文体的变迁非常丰富，还包括大幅度使用生僻字、充分地省略以达致高密度、尽量压缩句子以使其更饱满和有弹性等等，使得这些作家的文章都变得不容易理解。我在阅读艾略特、奥登一辈作家的文章时，都没有什么障碍，并且比较轻松，但是读希尼和索因卡等人的文章和作品时，精神都要非常集中，并且经常要查词典，因为他们的词汇量实在太丰富了，即使不是生僻字，也因为用得异乎寻常而要查词典，尤其是在翻译的时候。而像戈迪默和布罗茨基这样的作家，则是机智委婉，阅读时总要“瞻前顾后”，不能掉以轻心。
　　事实上，隐喻式写作本身已包含着密度、压缩、饱满和弹性。但是这些效果不一定全靠隐喻或生僻字来达到，很普通的词语、句法结构和明确的言说也同样能够达到。戈迪默在评论索因卡时写道：“他从未做过从非洲消失跑进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而来的世界文学的庇护所这种事情，尽管对于他出席无数讨论非洲文学的会议的期望往往落空……而我得承认，我不赞成这种失约的态度现已变成了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也处于与他相同的境况，桂冠带来的需求远远超出时间的供应！”这段文字如要写得浅白一些，就成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并没有离开非洲，跑到世界各地，跻身于各国文学界名人的行列，心安理得享受起来，尽管无数要他出席有关非洲文学的会议的邀请他通常都没有去……但我得承认，我以前不赞成他这种不出席的态度，现在我自己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处于与他相同的境况，才体会到他那种态度的苦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各种邀请、访问、稿约纷至沓来，根本没有时间去应付！”这样不仅要多写很多字，最重要的是变得跟任何人都能写的差不多。
　　戈迪默在谈及索因卡文体的艰涩时，也提到普通读者的要求与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之间的冲突：“既真诚地决心要把文学那种敞开心扉的快乐给予千百万必须把这些东西视为精英特权的人，但又深知如果你要求作家限制思想的复杂性、缩减词汇量、把引经据典的标准修剪至假设大家可以接触到的普遍尺度，那你就是在阻止和消除那种文学，最终剥夺那千百万人阅读的权利。”最后她还是赞成后者，认为应以作家本人的追求为重，并反问道：“难道降低复杂性、词汇量、引经据典本身不也是维持精英的一种形式吗？”
　　无独有偶，这里援引的作家都不是处于主流英语国家的作家，而是一些边缘性的作家，而他们的影响力却又都是世界性的，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虽然都用英文写作，但地域、背景却南辕北辙。索因卡是尼日利亚作家，戈迪默是南非作家，希尼是爱尔兰诗人(他的文学传统包括爱尔兰英语)，布罗茨基来自俄罗斯。就像他们利用文学以外的学科的词汇来丰富文学语言的表达一样，他们也利用他们本身的特殊经验和才能来丰富英语的文体，以边缘来冲击中心。
　　布罗茨基在评论一九九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勒比海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时，曾指出：“由于文明是有限的，在每个文明的生命中都会有那么一刻出现中心无法维系的情况。使它们不致于分崩离析的，并非军团，而是语言。罗马即是如此，在这以前的古希腊也是如此。这种时刻，维系的工作便落到来自外省、来自外围的人士身上。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外围并非世界终结之处，而恰恰是世界铺开之处。”
　　相对来说，外围或者边缘作家的写作处境有两种：要么沉默，要么爆发。前者指他们尽管才能并不比中心作家低，但却因为环境的限制而无法取得与才能相当的中心作家同等的承认，于是默默无闻；后者指有个别作家冲出这种困境，兼容并蓄，左右逢源，最终破茧而出，这种个别作家也许应形容为“要么沉没，要么长驱直入”，维系中心的工作主要落到这种作家身上。他既有外省的或者说地方的经验，又熟悉中心的一切运转，这使他更灵活更老练，视野广阔而独特，又可以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写作，而不必像中心作家那样忙于社交和算计。索因卡首先继承的是约鲁巴文学传统，当他到英国读书时，除了浸淫于英语文学传统之外，还对东方文学发生兴趣。戈迪默是南非白人，却站在黑人的一边；她阅读的是英语文学传统，写作的却是南非的现实。布罗茨基抵达美国时，带去的是整个俄罗斯文学传统，而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欧美文学的了如指掌又足以令欧美同行汗颜。希尼在北爱尔兰长大，婚后移居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的文学经验主要来自爱尔兰文学和英国文学，而他又经常在美国教书讲学，对大西洋彼岸文学的熟悉程度同样不逊于彼邦的同行，此外他还非常关注欧洲文学，尤其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在这方面他与布罗茨基可谓难分轩轾，殊途同归。难怪布罗茨基一病逝，他立即就写了一首哀悼诗。
　　在谈到边缘对中心的冲击时，不能不提到翻译带来的冲击。布罗茨基到美国后便着手推介俄罗斯几位重要的现代诗人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等等，他主要不是翻译，而是以他杰出的评论文章使英语同行们信服并关注这些诗人。事实上中国当代诗人对上述俄罗斯诗人的认识和理解首先也是来自布罗茨基的评论，而不是来自中国俄语翻译家的翻译。希尼在《翻译的影响》一文中写道：
　　翻译在过去数十年来所做的工作不仅向我们介绍了新的文学传统，而且引导我们把这种新的文学经验与一种记录勇气和牺牲并博得我们衷心赞美的现代殉教史联系起来。于是，英语诗人怀着微妙的、具有某种卑下意味的被抛弃感，被迫把目光投向东方，并鼓起勇气承认伟大的中心正在移离他们的语言。……我要说的是，我们对现代俄罗斯诗歌的命运和幅度的认识毫无疑问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官席，以后的作品都要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从引语到论文和诗作，或作为论文和诗作的主题，或作为论文和诗作可靠的引证，我们今天有多少时候是不碰上茨维塔耶娃和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特尔纳克的名字的？
　　翻译相对于母语来说，也是一种边缘。上述英语作家的独特文体除了得益于地域上的边缘性之外，还得益于语言的边缘性。他们所做的事实上已不是维系中心文学，而是大大地丰富了中心文学。我们也可以说，当代汉语的活力主要也是来自于翻译的维系。文革时代的语言管理和报刊审查已使汉语的中心分崩离析，翻译的勃兴事实上并不是由对西方知识的渴求推动的，而是由对语言活力的渴求促进的。当代中国青年诗人对语言的热情探索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必要，而他们汲取的养份又恰恰是翻译作品。
　　翻译的影响往往是曲折迂回的，却又是铁定的；它看似偶然，事实上又属必然。俄罗斯现代诗人对英美的影响很大部分是借助布罗茨基的英语评论达致的，这里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翻译。一是俄语诗人布罗茨基改用英语写作，本身是一种语言心态的翻译；二是他虽然没有直接把他们的诗翻译成英文，但他却成功地把他们的影响力翻译过去了。而中国当代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又再次通过转译接受这种翻译成英语的影响力的影响，这肯定不是中国的俄语诗歌翻译者所能够做到的。为什么是铁定的呢？首先是这种影响力本身的重要性，它在等待受影响的人；其次是受影响者需要这种影响力，他们也在等待这种切中要害的影响力的出现，一旦这种影响力的火光一闪，他们即直觉地惊呼：“来了！”
　　曼德尔施塔姆对布罗茨基的影响由于出自同一母语，故我们不会感到意外，尽管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热爱和继承确实包含有天才的洞察力。但曼德尔施塔姆影响希尼，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边缘式的人物，他除了死得不明不白之外，其作品一直无法得到适当的承认；其次，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广纳博采、精通古今的诗人；最后也最重的是，曼德尔施塔姆文体刁钻得令人害怕，不要说你难以想象，就是被他想象出来了你也仍然难以想象。曼德尔施塔姆的英译者和研究者克拉伦斯·布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艰涩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在谈论广泛的文化及历史光谱时，其熟悉程度就像记者谈论每天的普通新闻一样。”作为一个来自边缘又长驱直入到中心去的诗人，希尼理所当然知道中心缺乏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缺乏及想拥有什么。艾略特很早就已经指出：“好诗人通常会从那些年代久远，或属于外国语言，或兴趣广博庞杂的作者那里去借鉴。”希尼在《翻译的影响》中也说：“很多用英语写作的当代人已经被迫离开他们母语中以往那种舒适感和它迄今在世界上受到确认的诗歌遗产。”而希尼本人可能是少数自觉又自愿离开的当代英语写作者。像他这样一位熟悉各大文学传统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天才他岂能不一跳入视野就紧紧盯住！
　　以下援引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些句子，以揭示当代英语写作文体变迁的其中一个来源以及翻译带来的影响，作为本文的结尾。至于体现曼德尔施塔姆天才想象力的更有力更系统的例子，由于篇幅关系，难以抄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世界文学》笔者所译的希尼论文《舌头的统治》，里面以较大的篇幅援引曼德尔施塔姆评论但丁《神曲》的独特见解。这些句子均出自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论自然主义者》：“拉马克用手中一柄剑为有生命的大自然的荣誉而战斗。你以为他像十九世纪那些科学野蛮人一样安于进化论？但我认为拉马克黝黑的脸颊为大自然而难堪得灼热了。为了一件称为物种易变性的小事，他无法原谅大自然。”“阅读创造系统的博物学家(林奈、布封、帕拉斯)会对性情起极佳的作用，目不转睛，把一种矿物石英质的宁静传递给灵魂。”“我已经与达尔文签订休战条约，并把他放在我想象中书架上的狄更斯旁边。如果要让他们一起用餐，他们这帮人的第三位成员应该是米斯特·匹克威克。谁都无法抗拒达尔文好品格的魅力。他是一个不自觉的幽默家。情景幽默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到处跟随他。”“这只蝴蝶长长的灰色触须有一种芒，恰似一位法国院士领口的小叉，或像放在棺材上的银色棕榈叶。那胸廓是强壮的，状似小船。一个微不足道的头，就像猫头。它那布满大眼睛的翅膀是由一名曾经到过塞斯梅和特拉法尔加的将军的精致的旧绸衣所做的。”“‘仍然’和‘已经’是拉马克思想两个闪亮的点，进化荣誉与哲学的精子，形态学的信号员和先驱。”“林奈给他的猴子涂上最温柔的殖民地色彩。”“继续我的比较：那位美丽妇人的烈性牡马的眼睛慈悲地斜视着读者。那些手稿的卷心菜式根茬像苏呼米菸草那样巴哒巴哒嚼着。”
　　一九九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