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纪末的“唯物论”

　　读《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三期郝建文，感想颇多。中国人的视野是如此狭窄，迫切需要“提高”如此低下的品味，竟不得不大吃好莱坞的“腊肠”么？尽管美国演员斯特劳亨曾经说过，“好莱坞是制造腊肠的机器。”作者已经提示我们，这体现着“‘商业伦理”的建设，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大、革命性、历史性任务”，不要大惊小怪，难以接受，因为“这是现实的、可见的，又是革命的，是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
　　“革命”，这个词是多么的陌生而又熟稔。久违了，“革命”。自然，在现在的世界，不革就要被人革，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和别人一样强壮了，才不会挨打，才会……但凭着“保守”的天性，总觉得隐隐约约地闻到了某种金属的气息。“引进大片，最重要的在于引进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是否优劣则以市场为准，于是乎，大鱼吃小鱼，要成为不被人吃的大鱼，就要提高素质，提高占有市场即挣钱的素质，在这个“共同美感和共同契约”的世界里，不必讲什么文化。引进机制，跟着好莱坞学就行了。“吃他娘，喝他娘，早早开门迎‘闯王’”……
　　正如《“义和团病”的呻吟》的作者所言，世纪末的中国人是患有“义和团”病的，有“农民起义的情结”，自然免不了沾点乡巴佬的土味，对冬青树林(HOLLYWOOD)的景色产生莫名的向往与欣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有一点让人疑惑：美国的美国人或中国人是不是也如大陆的观众如此痴迷；法国焚烧美国电影拷贝的“土匪”观众对此是不是感到惊异。“进口的片子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可是挑来挑去，都是好莱坞的片子，别国的未尝见到，不知为何？在世纪末的北京，作者为我们解释了这一切，指出了一条光辉灿烂的金光大道；只要如此下去，我们将会拥有一套“商业伦理”：本着“合理利己”的目的，“讲究信用”，通过“个人奋斗”，“不靠父母和权势”，“遵守规则”，“平等竞争”，从而“勤劳致富”“思考致富”。根据以上唯物论的精神，美国电影因为“遵守规则，平等竞争”从而“勤劳致富”，所以效益最好，市场最大，因而是“世界文化的优秀作品”。看来，美国即世界，世界即美国，所谓古老的法兰西，历史悠久的意大利，没有什么文化，即使是有，也不是优秀的，因为孔方兄告诉我们，美国电影已经占领了世界市场。“面对文化精品和经济压力，我们没有什么选择，还是要玩心跳”，过把瘾就死，“就是要不遗余力，丧心病狂地以有趣味的形式表现民族和世界的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和人的基本情感”，中国观众有着如此高的电影艺术修养，需要《狮子王》来“拨动心弦”“搔到心灵底处的痒处”，而不是平庸近视的小市民及其浪漫主义；需要《阿甘正传》来圆个个奋斗者的梦：花上几十块钱，坐在黑暗中软软的椅子上，口袋里装点DOLLARS，嘴里嚼着“令箭”口香糖，面对着闪闪的银幕，微光中脸色一沉：我们被感动了。出来以后，忧愤一扫而光，梦圆了，心理平衡了，啊，一个阳光多么灿烂的日子。继续以“普通生存哲理去应对国家命运、世界风云的梦”。可是革命呢？谁革命？革谁的命？在北京，《红番区》上映后的若干时间，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科技日报》的一个干部被一位司机殴打致死，无人上前解救，为何，因为《红番区》《警察故事》告诉我们，“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我们有了“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要“合理利己”，不必现在动手，“人的尊严”，“法律的尊严”一定会得到维护。果不出所料，报纸登出此案侦破已有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