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七章“保守的趋向及其批评”开头，曾援引怀德海(Whitehead)的一段话，作为自己对近代中国保守主义批评的一个引子。那段话这样说：“人类现时是在改变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之一种罕有的心情中。仅仅靠传统来强制他们，已经失去了力量了。”保守主义思想则刚好与此相反，殷先生将其特征概括如下：“他们所共同的特征是对新异事物、观念和制度常抱拒斥的态度，并且对于长久存立的传统及文物认为不可侵犯。”(以上引文均见该书第236页)据此，他将中国的保守主义分成两种类型：一为国粹派，一为义理派。前者“常养成抱绝物孤品而终老的神情”，而后者则“注重的是‘道流’”。(参见该书第236～237页)
也许，这里没有必要给殷先生的论断下什么简单的评语。换一个语境来看问题，我们不难发现，保守主义绝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保守”这个词，也并非生来便是贬义的，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反对传统断裂乃至反对社会大动荡的良好愿望。有些国家的党，不是就叫作保守党吗？而被欧洲人讥为最没有传统可言的States在里根时代，就曾有一个叫作“新保守主义”的知识人群体，来为美国第一位演员出身的总统的总统生涯，做了文化上的清道夫。可见，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保守主义似乎也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尽管在《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中，“保守主义”被作了如下定义：“保守的人和党派的原则与实践；在机制和方法上反对变化的倾向。”
哈贝马斯关于保守主义的论述，也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通常的意义。从批判理论的立场出发，他将保守主义思潮作了著名的三种区分，即所谓老保守主义(old conservatism)、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和青年(或激进)保守主义(young conservatism)。老保守主义要求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而新保守主义则在接受现代性的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减少文化现代主义潜在的破坏性因素；最让人颇费思忖的，则是他所说的青年保守主义，因为，在哈氏那里，这种保守主义是与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的——它甚至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哈氏究竟是何意思，且让我们慢慢看来。
对于“老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我们也许不难理解。尽管如今甚至已很难再找回“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觉了，但在中国要找到殷海光先生所说的两类保守思想尚不太困难。哈贝马斯的一位同胞，中国名字叫鲍吾刚的汉学家，在他的一本书中作了这样的判断，他说，“一般人们都认为，在几乎所有的世界观层面都赋予过去以重要性的思想，是起源于中国的”——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还没有被全面地加以认识”(Wolfgang Bauer，China und dieHoffnung auf Glück，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1971，Vor-wort)。这样的事，说起来，我们既没有必要为它而感到“老子早先阔多了”般的自豪，也不要以为这是别人在揭咱们的伤疤。复古思想，如哈贝马斯所说，其实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它在西方也足以称为一种“主义”了。回到前现代，哪怕是回到卢梭意义上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泛神论世界，回到席勒式的审美的而非工具理性所统治的世界……不管是否是一种乌托邦，说它们带有“保守”的因素，大略是没有错的——无疑，这里的保守，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哈贝马斯倒是对此所说甚少，因为在“协调过去”(Aufarbeitung der Vergangheit/come toterms With past)这个意义上，他所关注的是，为什么在一个产生了歌德、康德和马克思的国度出现了希特勒及其治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要保守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去，在什么意义上保守过去？这其实不单纯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不是要回到前现代，而是要回答过去给现在带来了什么，人们怎样拥有历史的问题。如果说，老保守主义，把历史发展的坐标指向过去，那么，哈贝马斯在这里所期望的则是面对现实，甚至尽可能地面向未来。实际做得怎样，这里只得暂且打个问号。再看看他对其他两种保守主义的分析。
说到新保守主义，情形则稍稍复杂一些。他们的保守也许更带有现代(！)色彩，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思想便是建立在对文化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所作的分梳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新保守主义而言，文化的逻辑与社会经济结构的逻辑，可说是各行其道。而到了晚近的所谓后工业社会时期，文化的发展则更片面强调了韦伯所说的“渎神”(profane)的一面，因而导致了“统一性的断裂”(丹尼尔·贝尔语)，产生了丛生的危机。但是，哈贝马斯认为，“新保守主义，不是从经济和国家管理机器发挥作用的模式中，而是从文化所决定的合法性问题中，来寻求危机的根源”(见《新保守主义》，第25页，以下引自该书者仅注页码)，恰恰是下了一个错误的诊断，因而也不可能开出正确的药方。新保守主义之所以保守，不仅体现在他们对激进的现代主义运动，特别是先锋派艺术的反动上，更体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秩序本身、对所谓在禁欲(asceticism)和渴求(acquisitiveness)之间保持张力的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持有守成(conserve)的态度，仿佛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是表现在应该受到质疑的合理性(rationality)上，而仅是文化上的偏颇甚至只是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带来的一种局限性而已。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即使同属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丹尼尔·贝尔，作为一个拥有健全头脑的优秀社会学家，也不得不有所疑义。因为，正像贝尔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被大众消费所刺激起来的享乐主义(hedonism)，商业企业的内在结构便要毁灭。说到底，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其原先的合理性，而要通过接受反资产阶级文化的合法性来保持其自身经济机制的连续：这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之处。”(转引自《新保守主义》一书，第28页)因此，不能把一个制度在整体上所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对其日常生活逻辑持有反对态度、反对惯常的俗套和所谓德行的文化，更不要说是审美文化了。不过，尽管如此，哈贝马斯还是认为，贝尔对现代主义的分析仍然带有保守主义的偏见。一方面，贝尔将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现代文艺的发展视作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持续发展过程，具有其审美价值，因而，认为以先锋派艺术家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家，对从日常知识和活动中解放出来的非中心的主体体验，予以了生动写照；另一方面，他对新感性以及审美现代性体验的获得其实没有什么兴趣，他所关注的，是那反对传统规范的意识的颠覆性力量。贝尔以为，正是这种颠覆性力量导致了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生活方式，在任何情况下强调的都是自我和自我实现。哈氏认为，在这一点上，贝尔又回到了新保守主义者一般所拥有的立场上来。在那位美国社会学家的眼里，先锋派已经终结，而现代主义也耗尽了其创造力。他们对传统的破坏甚至与之产生的对抗，正是其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其享乐主义自我扩张等消极因素产生的原因之所在。因此，依贝尔的看法，只有重建宗教意识，渎神的文化，才能在世俗社会获得其道德基础。显而易见，这在左派文化批评家哈贝马斯看来，未免是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在为从传统宗教中脱胎出来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寻求一条在后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回到前现代精神氛围的“理想”之途。换言之，新保守主义既颠倒了社会危机的因果关系，又反对就社会体制本身作“伤筋动骨”(更不要说“大换血”或“休克疗法”)式的变革，而只是要在思想文化层面来一些渐进的“皮下注射”或“理疗”式的诊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保守主义”的内涵，倒也似乎说得通。
最让人费解的也许是，红卫兵般激进、“千万别把我当人”般似乎扫除了一切依傍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也要被哈贝马斯称作是保守主义：青年保守主义呢？
应该承认，这里确有深意在。哈贝马斯是这样来解释他所谓的“青年保守主义”的：
青年保守主义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体验，展示了一个非中心性的主体，摆脱了理性认识和合目的性的限制，也避免了劳动和实用的约束，并以此方式突破了现代世界。因而，他们通过一种现代主义的态度建立了不妥协的反现代主义的基础。他们也把想象的自发力量、自我和情感体验，转换为辽远的、古代的东西；并且以摩尼教的方式，设置了一个与工具理性相对的，只有通过“召唤”(evocation)才能得以理解的原则：它或是权力意志，或是统治权，或是存在，要不就是诗的迪奥尼索斯力量。这一倾向，在法国从乔治·巴泰莱导向福柯和德里达。尼采的精神(Geist)在七十年代重新被唤醒，当然高悬在所有这一切之上。(转引自《新保守主义》英译本导言，第xxi～xxii页)
不难看出，在哈贝马斯眼里，青年保守主义(也即后现代主义)，其实与新保守主义所极力批判的现代主义具有同样的弊端，那就是，它们片面强调了审美的或者说是迪奥尼索斯的酒神力量，而将阿波罗所代表的日神的神圣性，作了异教徒式的亵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后现代主义，不仅把审美作为一种与工具理性相对的方面来加以认识，而且将一切作了审美的而非理性的处理，导致了审美的扩大化(请注意，aesthetic或
sthetish一词，也可译作“感性”，鲍姆嘉通的美学，实际即是“感性学”)。难怪在另一个场合，哈贝马斯要说，“现代性哲学话语，以多种方式与审美互相关联、互相交叉”(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welve Lecture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Preface，p.xix)了——尽管他实际上很少直接讨论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问题本身。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哈贝马斯的所谓的青年保守主义，其保守之处，仅仅在于它们要重新回到感性，回到古希腊精神……而实际上与老保守主义具有了某种共通之处呢？问题尚不是这么简单。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启蒙理性、反对理性主义理想甚至宣告“启蒙主义的前提已经消亡，而只有其结果依然得行其道”(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1en〕语，引自《新保守主义》第32页)才是其反对现代文化的实质。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与新保守主义压抑现代文化，排斥文化的批判力量的思想并无二致。只不过，后者更多地关注艺术的敏感化潜力所造成的破坏作用以及道德普遍原则的非限制特性，而前者，则根本取消了一切价值观，取消了一切使“生活世界”赖以存在的理性基础，甚至宣告了上帝死亡之后随之而发生的“人的死亡”。这样，启蒙主义所营造的整个现代文化大厦忽喇喇全然坍塌，只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正因为青年保守主义否定了现代(！)文化的全部，所以它的激进变成了保守；正因为，青年保守主义从尼采那里拿来“重估一切价值”的武器，将工具理性与现代性不问青红皂白一古脑儿抛弃掉了，因而失去了应有的现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所以它是保守的；而它更大的保守性则在于，它的上述保守性的言谈与思想，并不真正触动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身，却反而因其削平一切对立与深度，而减少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上的摩擦。最终实际上掩盖乃至断送了改造社会、追求解放的宏伟目标。这不是保守主义又是什么呢？满足于将一切客观存在的不合理现实加以文学化的加减乘除乃至自行化解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的说辞，用“文革”语言来替它下个结论，那可是最大最危险最暗藏着“反革命”机心的——保守主义呢！谁让这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呢，说起话来果真是入木三分：“作别文化现代性而又崇拜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进一步说明那些普遍反对现代主义的人们，是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如果现代性除了赞许新保守主义辩护术之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那么，人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现今的年轻知识分子，会宁愿通过德里达和海德格尔回到尼采，在未被妥协所扭曲的青年保守主义复生的崇拜所发出的怪异声音里寻求拯救。”(第45页)诚哉斯言！试想想，如现代性的理性大厦已被夷平为废墟，那除了用本能的力量无法无天又无依无傍地歇斯底里几声，还能指望有什么奇迹发生？病入膏盲，奈何奈何！
而哈贝马斯所瞩望的却是理性的重建，是重新启动未竟的现代性工程。透过以上他对三种类型保守主义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启蒙运动未完成的事业久久不能忘怀的眷念。在他看来，所谓保守主义，是以它们对现代性的态度作为区分标准的。旧保守主义，以虚拟的现代性产生之前的田园诗图景、以对想象中美好往昔的回顾来否定现代性；新保守主义，则通过否定现代性工程中处于从属或派生地位的文化因素来片面地对抗现代性；而青年保守主义呢，则用全然非中心、边缘化、无主体的方式来消解现代性的一切叙事和命题。
难以否认，哈氏的上述思路跳出了对保守主义的既定分析框架，发人深省。但是，机警的读者也许不难想到，他对启蒙主题的求助，对现代性的召唤，对理性(哪怕是交往理性)的重塑……在被他不客气地称之为青年保守主义的人看来，恰恰在另一重意义上具有保守成份，至少他不愿意丢弃启蒙运动的成果或者说负担，企图保而守之；不愿意放弃对整体性和理性原则的追求，企图将别人看来已经“过时”了的东西，加以改造和再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顶多只是个用新瓶装旧酒或用旧瓶装新酒的人，而绝不是一个用新瓶装新酒的新人。
这究竟是哈贝马斯的尴尬之处，还是他的深刻之处？
不必一言以蔽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守成的最好方法正是以创造的方式来将之发扬光大：不沉湎于过去，不沉溺于现在，也不沉醉于未来。这么说说容易，做起来，在中国至少不比外国简单。
一九九六年二月九日于未名湖畔一稿 二月二十八日凌晨再改
(Jürgend Habermas，New Conservatis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4，pp.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