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梁启超为何事“一惊”

　　《饮冰室藏书目录》(《读书》一九九六年八期)的作者在文中谈及一事，说梁启超一九○○年给夫人李惠仙写了一封信，劝她放足。不料，梁夫人要向父亲禀告，梁启超“为之一惊”。并谓“这实在是近代史上的上等史料，也是中国独有的”。
　　作者欲借此事说明中国妇女的愚昧可悲和封建家长制的专制权威，用意是好的。然而细读梁启超在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三十日写给李蕙仙的两封信(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9—254页)，则不难发现：梁夫人要禀告父亲的并非放足一事，梁启超也不是为父亲将知道他叫夫人放足而“一惊”。那么梁启超究竟为何事“一惊”呢？
　　原来，梁启超旅居檀香山时，有一华侨女子何蕙珍因仰慕他的才名而欲嫁给他。于是，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向夫人解释这件事，在信的末尾，梁启超顺便提到要夫人放足的事。梁启超是个感情浓烈、性格爽朗的人，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己与何小姐的密切交往，对何小姐的人品才学大加赞赏，并将自己内心复杂而微妙的感受和盘托出。所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梁启超想以自己的率直坦诚换得夫人的谅解。但是，李蕙仙看到此信后，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她自嫁到梁家后，便放下了贵族小姐的架子，“仰事父母，俯育儿女”，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曾被丈夫引为“闺中良友”。现在，丈夫在外面与别的女人情投意合，虽然丈夫一再声明他俩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对何小姐只是“以妹视之”，但她还是不能无动于衷。她写信给梁启超，说要把此事告诉父亲，让老人家出来作出公断。
　　这一招果然很灵。梁启超接信后“为之一惊”，马上复信说：“此事安可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票，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此足证明，梁夫人要向父亲禀告的是梁启超与何蕙珍的男女私情，而不是关于自己放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