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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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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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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堕甑录
作者金性尧
期数1997年02期
  谈图书掌故的书本今已不少,最早的不知是否始于唐弢的《晦庵书话》,但专谈期刊的却不多,原因自然还是由于期刊容易散失,十六开本的又不便鉴藏,书摊面积有限,难于存身,故收罗成套,大非易事。这里且就我所知的略述几种,也真是沧海之一粟。
  从前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期刊日报史》,著者似是外国人,这中间不知有无涉及中国期刊的史料,《宇宙风》(?)上曾有批评,对此书颇为不满。至于专门记述中国杂志消长的专著,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那样,限于孤陋,尚未闻见。一九三五年生活书店出版的《全国总书目》,就未见列载,而在新闻学方面,单是新闻史即占四种。中国的杂志和报纸成长的年岁,也没有差得过远。照曹聚仁《文笔散策》中《清末报章文学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一文所说(按,此文多取材于戈著《报学史》),则杂志在清末已经流行,其地位之重要,又为洋务派施政的重要媒介。后来虽有过几种刊物,大都掌握于传教士之手。据曹公文中所记:中国的定期刊物,以马六甲出版的一八一五年(嘉庆二十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最早,也是宣传耶稣教义的。宣传教义与文化启蒙上的利害功过,其中自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这时期出版的一些期刊,所谓报纸与刊物之间并没有后来那样严格界限。因为这时日出一张的日报还不曾创办,如最早的《申报》,每月只十五期(原作“每本”),每一叶为一章,一月为一号,相当于目前杂志的形式,所以曹公虽题作“清末报章文学”而以当时期刊作引证者,即因这缘故。阿英有《辛亥革命书征》一文,刊于开明的《学林》上,其中有刊物,也有小说、论著。清末的《申报》,我曾收藏过几份,有有光纸的,有土黄纸的,约占书架的一格,价钱极便宜,我是出于好玩。现在《申报》虽重印,我拥有的却是“原版书”。早年收杂书,中年成杂家,晚年便在杂志上写混文章。
  这里使我们明了的是,中国之有定期刊物,比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创立的《申报》还早五十几年。
  据阿英在《海市集》的《西门买书记》所记,书店老板很有门槛,交手几次后,阿英也有买书的门槛了,并且教过我,这就是要买冷门书,如初版的《新青年》之类,须得先和主人搞好关系,成为他的熟面孔。搜罗的重心放在邑庙西门一带,以及后来的旧极司非尔路、旧辣斐德路等,汉口路一带的旧书店就不是搜罗的要津。
  在阿英的赵家桥家里,时常可看到书店主人的踪迹,他的一些晚清珍本小说,与绝版的文学刊物的获得,其中便包含着友谊。有一时期,书商某君失业,便耽在英公家里,由他供给膳食与零用,某君便替他修理散蚀的图书。有一次,我到他那里,恰巧看见了装订好的残本《玉妃媚史》,我硬借着回家阅览,文笔远不如《金瓶梅》,而流黄则相等,他在《小说闲谈》中曾有文记叙收藏经过。
  “五四”至抗战前夕,究竟有过多少种文艺作品和刊物?对于前者,还有生活的《全国总书目》略可依傍,虽然缺失的还是很多。这是平心先生的劳绩,人们永远不会忘却他,更不必说与他相识的人,然而他却如此悲惨地了却一生。对于后者,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有阿英编的《史料·索引》,后附“杂志总目”和“主要杂志详目”,收至一九二七年为止,文学一门,约二百八十种光景。
  我个人收藏过的期刊,一度约有一百六十种,其中文学之外,还有历史方面。后因日军进租界而销毁的占十之一二。在此之前,即“孤岛”时期,因我父亲害怕,我曾把家藏的日报全部焚毁(当时尚无废品站),包括全套的《救亡日报》等,亡妻曾将此事写成散文,投到《文汇报》的《世纪风》,柯灵将题目改为《火葬》,改得我们口服心服,亦见柯灵早年的慧心和当时副刊编辑的水平。作家本无种,柯灵在文学上并不是三考出身。这以后,我就不再收藏报纸,报纸的收藏又比期刊麻烦,占的面积大,要使它们有安身之处大非易事,三五种日报积了两三个月后,就长得如七尺之躯的壮汉了。
  这里只能举几个刊物来说。首先是生活版的《文学》,王统照接编后,也多少表现出他的个性。他曾说过:办一份杂志,必须使这刊物停办后,仍能引起读者阅读、查考的兴趣,并使刊物的格调为后来者所仿效。有的人还这样说:一个刊物如能在登峰造极时候停刊,超过它停刊的损失而有余。这话便近乎走偏锋了。


  《文学》的历史地位,自有定评,不必多说,至今私人收藏的想必也不少。但抗战发生后,由傅东华收回自编的三十二开的战时版,今天倒是不多了。篇幅短少,只容纳八九篇文字。每期封面的用纸不同,且没有图案。记得复刊词中有这样几句话:希望复刊后的《文学》能保持人家要热我偏要冷,人家要高张我偏要沉默的特点。这与傅老的性格可能有关。
  这一类含有历史色彩的版本,我必百计取得,如同时的《光明》、《烽火》,也出过战时版,存在的日期较《文学》为长。《文学》的封面还用道林纸,《光明》就是报纸,目录刊在封面上。编辑处就在环龙路沈起予家里,我送稿去时,谈的话很少,但我总觉得那时候的编者与作者,容易倾盖如故,莫逆于心。
  《宇宙风》也与《逸经》、《西风》联合发行战时特刊。我不知道私人藏书中,有这种战时版的杂志有几个?后来,《宇》、《西》两风又告复刊而《逸经》却小别成千古了。今天爱谈掌故的人常常想起《逸经》(听说解放后曾经重印?)、《青鹤》,我更想起“老长毛”谢兴尧兄。还听宋远说,谢公准备为《读书》写稿。后来果然看到谢兄“堪隐谈梦”的专栏文字。
  生活的《中华公论》是当时有号召力的学术性刊物,故有郭沫若、郑振铎的考古辨史的文章。由于时当军兴,所以当时刊物的寿命都不长,《中华公论》刚出第二期就听到沪北炮声响了。
  战后的上海,有一本学术刊物《离骚》,出了一期即停刊。署名的编者是刘西渭,实际由阿英主持,事后戏呼之为海内孤本。杂志中还有出二期即停刊的,如萧军等编的《热风》,黄硕编的《报告》,徐讦、宾符合编的《读物》,更有趣的,连目录都已登过报纸,却终于不见片纸的。


  我收藏的杂志中,有两种是时常怀念的,一是《燕京学报》,创刊于一九二七年,年出二期,初仅一百六七十面,后渐增厚。我陆续得之于中国书店,但第一第二两册终无法配致。有一回,我托书店设法,却被掌柜反问道:“我出你一百块一本,你有书么?”当时米价尚一千元,可见此书的身价(此据一九四四年旧文,今天如何折合已不清楚)。我自叹这两期永无相见之日了。不想到了次年,在一冷摊中,居然瞥见了第一第二第三期,大喜过望,一问价钱,倒要每本二十元,我问主人是否可剔去第三期,他回答说:“先生也不在乎二十块钱”。最后以五十元得之,将第三册送给相熟的一家书店,这样,从第一期至二十六期才始完全。但后来听朋友说,二十六期以后的还有几本,却终未觅得。四四年时,因与北平的英愈庸通信,谈到此事,他便将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期割爱邮赠,英先生所藏也是全份的。事前曾去函阻止,还是邮寄至沪。
  一是《语丝》合订本,也是在冷摊淘来,价尚公道,原因是合订本第一册已缺。后来想到(阿)英公屡有复本的杂志或图书见赠,或许还能配添,当夜就跑到赵家桥托他赶快找寻,第二天果然派人送来第一册合订本,我便在封面上用毛笔写了题记。还有一回,我的一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忽然在电车中遗失了,英公知道后,又送了复本,上加题记,大意是:性尧兄缺此书,家藏适有复本,乃赠之,若英。他有时也用张若英、张凤吾之名编书,通电话时,常自称“我是凤吾”。现在《燕京学报》已经重印,《语丝》似也值得印,这是谈“五四”新文学掌故者不可不读的史料。我曾首尾通读,其中周作人用许多笔名写的文章,皆未收进《谈虎集》中。顺便提一下,“五四”健将钱玄同的作品,包括他在《古史辨》里写的疑古文章,我一直等待着能出结集。几十年来,不知是否辑录出版过?


  上述的《燕京学报》和《语丝》入我书架,我称之为凤求凰,但也有始终求之不得,日夜相思的,如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原来每本(组)四份,尚少最早的几份,战前本的封面为灰面纸,战后本为黄面纸,得之甚易,故一本不缺。又如《燕京学报》号外,由一人写一题,也很有学术价值,要寻求之凰也不少。
  此外,尚有介乎杂志与书籍之间的丛刊、丛书。文学方面的有亚东的《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商务的《星海》,大江书铺的《文艺研究》,(此书于解放后送给了唐弢)这类书,大都具有同人性,也较杂志容易保存。《星海》与《我们的六月》,就一直在商务与亚东的书架上出售,我都是距出版好多年后随便买到的。


  丛刊、丛书在“孤岛”时期出得特别多,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因当时发行杂志必须向租界的工部局警务处登记,有的丛刊则择某一期中某一篇作品为书名,旁注某某丛刊之一,便可以用书的形式印行,有的仍用固定名称。前后所出的有《公论丛书》、《杂文丛刊》、《文艺界》、《朝华丛刊》、《文学集林》、《学林》等等。其中以《文学集林》最享名,今天仍值得一读。这类书虽逃避了登记的手续,仍难逃查禁,而经登记许可的倒反而稳当些。还有一点,期刊都有固定的名称,无论周刊、半月刊,版权页上注明每月何日出版,到时候读者就可在报摊上买到,或由报摊按期送来,丛刊则每期换名目,对读者推销时就缺少稳定性。解放后出版的文史性丛刊很多,《学林漫录》是较有特色的一种,可惜后来停刊了。
  我本来想把家藏的全部杂志,仿从前中华图书学会所编的《文学论文索引》,编一本索引,中列作品和作者之名,虽然数量要少得多,但供个人或小范围的翻检,或尚有用处,周楞伽兄还答应帮我忙,但一二人还是难以胜任,只能算是愿望而已。
  附记:此文据旧作《期刊过眼录》改写,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所记或有错误及层次凌乱之处。其中所有期刊及新旧图书,六八年时,半日之内,四大皆空。覆巢之下,连人的生命也可于一夜之间窒息,遑论无生命的图书。东坡《宝绘堂记》云:“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写旧作时,尚未见长公此记,“烟云”云云,后竟成为语谶,但我没有东坡的旷达,丧失的性质亦各不相同。又忆后汉孟敏荷甑堕地,不顾而去,郭太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其事颇为人传诵,似亦略可借此解嘲,今又重写此文,反觉矫情。生命中有许多大恋所存,未能忘情的密结,只有死而后已。但孟敏隽语,还是可以玩味,不妨看作他人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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