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补与暗补

　　俗话中颇有一些至理名言，“亲兄弟明算帐”即为一例。这句俗话一方面反映了在漫长的聚族而居的传统社会中，亲兄弟不算帐而酿成冲突的大家庭比比皆是；另一方面能产生如此简洁干脆、深刻透彻的成语，也说明了酝酿此种矛盾的深厚社会土壤终于使我们对这番道理举重若轻。但不幸的是到了现当代我们偏偏扔掉了用无数代价换得的教训，将亲兄弟不算帐的把戏推到登峰造极：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最大的保护人——政府对它的城市市民实施的“暗补”政策。
　　其实若认真理论，“补”的说法中有不通之处。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是人民，政府哪来的钱“补”人民？在小国寡民的时代就没有这种“补”；在产生了政权机构的时代，“补”也只能意味着以政府为中介，一部分人补贴另一部分人，即所谓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削富人补穷人，但是富人与穷人都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削与补均与人口中的大多数无关。若如此“削补”，只涉及少数人，就不会有遍及全社会的“大补贴”政策，以及议论纷纭的“暗补与明补”的大话题。问题就在于在第一次的收入分配中我们的政府几乎从所有公民理应获取的收入中扣除了一部分，而后以实物的形式，远非均等地返还(或曰“补贴”)给公民们——这就是“暗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出，不应再搞“暗补”，应该恢复商品与服务的正当价格，将“暗补”的资金以货币的方式还原到公民的收入中——称之为“明补”。有了暗补这种滑稽的做法和名词，才有了与之对应的词汇“明补”，不然那就完全是绕着脖子说话。对多数公民来说，那本来就是他们应当获取的收入，何来补贴，更遑论什么“明补”。
　　“暗补”曾经覆盖了中国城市公民消费领域的方方面面。粮油、蔬菜、煤气、公共汽车车票、公园门票、自来水费、房租，等等。暗补的主要方式是政府将上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降低到成本以下，亏损的部分靠财政税收来填补。暗补还有一种次要的方式，来自单位，大多表现为发放实物，特别是食品。单位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员工货币收入的增长受到政府的限制，单位要提高员工的福利就只有走暗补的道路。
　　表面上看，暗补与明补，对社会、对个人，似乎是背着抱着一般沉，实则大相径庭。
　　比如说，我们假设现在中国的木材价格是一元钱一立方，并且充分供应(林业部门的亏损由国家的税收来补贴)，我相信十年之内中国的森林将不复存在。这似乎是个荒诞的假设，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形并不稀少。一九九六年北京市下了大决心，将自来水价格上调：旅馆业、工商业、民用分别从一九九五年的每吨0.6、0.45、0.3元调整到1.2、0.8、0.6元。至今一吨水的价格仍低于一支冰棍。而一九九六年北京市共消费自来水六亿吨，政府补贴一点九亿元，居民人均暗补三十——四十元。如果将水费上调为一吨四元，每个职工每年明补四十元，每户支出并无增长，自来水的使用量却有望大幅度下降。是低价格加暗补的政策遮蔽了大家对一种资源的真实价值的感知，以及珍惜资源的良知。真实的价格不仅可以帮助社会节省资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公民暴殄天物的恶习。北方的水资源早已濒临枯竭，是暗补所贯彻的“亲兄弟不算帐”的逻辑使得我们的大多数兄弟不知家底，坐吃水空。
　　暗补以实物补贴代替了货币收入。而实物与货币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属性是确定的，后者的属性是可交换，即不确定的。西方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说：“货币之所以比商品供应更有价值，只是因为它给人们以自由，它并没有被局限于购买任何特定的商品。”暗补扼杀了人们的潜在的、本能的多样性选择。你想要一斤牛肉，偏偏发给你的是十斤猪肉。你别以为你赚了，其实那钱都是出自你身上。
　　暗补的另一恶劣之处，是它拒绝“明算帐”，久而久之遮蔽了大家的耳目，继而在“亲兄弟”间搞起了厚此薄彼的把戏。改革开放前，暗补体制下最吃亏的群体当然是农民了，城市人普遍地占了农民的便宜。城市人当中同样是厚此薄彼的。且因为靠着复杂的实物补贴系统作屏障，大家甚至搞不清彼此间的差距。表面看来，我们的高级公务员的货币收入与普通公民相差无几，但是若加上专车、专职司机、宽敞的住房、特殊的病房、保健医生、警卫，以及司机、警卫的住房，折合货币收入，实际上，我国高级公务员的收入恐怕可同发达社会的高级官僚比肩。我们并不赞同平均主义，但反对非货币化，它使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且造成巨大浪费。现今北京的法定最低收入标准是每月二百一十元(上海为二百二十元)。收入濒临最低限的职工基本上享受不到分房，而他们的低工资中又不包含住房钱。分到一套住房合多少钱？即使假设一套住房仅二十万元，折合到两口子中每个人四十年工龄的每一个月中(10万元÷40÷12=208元)，几乎相当于又一份工资。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以最低标准发出工资的单位并未向该工人提供住房，就应该每月给他二百零八元钱的住宿费用。这样我们陷进了两难：如果考虑住房因素我们的最低收入标准显然应该提高，而如果在最低收入标准中加进住房费用很多企业非破产不可。由此可见，暗补的手法就是障眼法，如果破了这一法术将一切报酬折合成货币，我们会发现，社会上层的收入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还要高，社会下层的收入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还要低。
　　如前所述，暗补覆盖甚广。但毋容置疑，暗补中最大的一项是住房。如今北京市区中的一套两居室的价格已达三十万元以上，完全可以说有了够格的住房，收入再少也不是穷人，没有象样的住房，收入再多也算不上富人。住房与货币收入的分离使得后者不能成为衡量贫富的权威尺度，相反住房在判别贫富上倒是更具说服力。
　　那么每年住房上的暗补总额是多少呢？这笔大帐竟是非常好算，就是每年国家与单位住宅竣工面积乘于每平米平均造价。一九九四年是：2.04亿平米×797元(造价)=1626亿元。当年城镇从业人数是一亿六千八百万，平均每个城镇从业人员获得住房补贴九百二十五元。
　　因为国家和单位日益无力负担建房支出，遂提出了房改。房改的出路就是变暗补为明补，即国家和单位不再聚敛钱财建房分房，而是把职工该得的钱还给人家，国家和单位从此脱钩，让职工到市场上去买房租房。那么明补的钱发得出来么？够不够职工租房买房？且看。目前城镇职工中大约四分之一是无房户。一九九四年每个职工平均获得暗补九百二十五元，四个人共三千七百元。改成明补可以每人补贴三千元，通过提高房租将其中有房户的三个人的补贴又收了回来。无房职工每年从明补中多拿了三千元钱(每月二百五十元)应该可以愉快地放弃从单位分房的权利了。但是以上只是宏观上的道理。微观的情形是：富的单位变暗补为明补易如反掌；穷的单位在住房上本来就没给过职工暗补，现在挑明了要明补——发现金，它非破产不可。单位之间不能均一均么？如是，经济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均贫富岂可善动。单位差距的扩大使房改难度增加。
　　我们究竟为什么会在“暗补”的小径上一条道走到黑呢，货币取代物物交易不是早就成了主流文明么？不错，解放区的供给制是以后暗补制度的渊源。但是从军事转向经济，从在野转向执政，已达四十年之久——可见这一解释远不充分。我以为根本原因还是“爷爷情结”。我记得在七十年代时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他家的老爷子在子女们工作后提出：每人领回工资后都交给他，由他来妥善支配。老爷子的指令最终没有得到贯彻。我基本上承认这类老爷子们是一片好心，但我更认为“众口难调”；若真的实现了统一支配，老爷子绝对是自找苦吃。而另一方面，在承认他好心的同时，我还认为在长期把持财权的过程中他也难免厚此薄彼，因为他是人，不是神。
　　没有两个大小殊异的事物能像家与国那样相象了。中国人对此有着最深刻的理解。“亲兄弟明算帐”其实已暗示了这番道理绝不限于家庭。亲兄弟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背离古训的当代中国人是何等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