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接着《唐突历史》再说几句

　　贵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唐突历史》所述种种，多具“中国特色”，所以身在域外自然会觉得：文中两次提到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若加上不包括台港澳及海外的“大陆”和“五十年代后”，才更能合于内容和显出症结。
　　近二十年来，历史领域的翻案文章遍及古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历史学家有权这样随意解释历史么？”(《唐突历史》语)这个发问极其自然，不过，也应看到滥用权力是因为长久的没有权力。“随意解释”似乎是百无禁忌，其实不然。正如《唐突历史》所说：“历史研究一涉及到国家和民族问题，事情就变得非常微妙和非常棘手。”为什么微妙？棘手在哪里？作者没有明白说出。其实说说也无妨，我想无非是因为今天的疆域之争、统独之争都要到历史上去找根据寻理由，稍不审慎，就会授人以柄。而我觉得，正是在这点上，今天有必要换一下思路：“今情”并不需要“古典”的支撑。
　　前两年，日本已故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有一篇激起轩然大波的访谈，其中说到“国家的适当尺寸应不超过法国，也就是说不超过四川省，而四川永远是四川，法国却创立了法兰西文明”。又说到“新加坡的汉民族不是中国人，因此××的汉民族也不是中国人”；还说到今天中国的版图是“异民族的清朝造成的”，等等。我自度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一个“褊狭”的民族主义者，可也觉得这种话实在不能入耳。于是撰文反问：“创立了法兰西文明的法国是因其小，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中国何尝不是因其大？(其实纵然和大小有关，也很次要)”“同族可以异国，就像异族可以同国一样天经地义，也有例可援。但你能说同族不能同国么？能说异族不能异国么？所以‘同族异国’不是公理，不能推演。如果新加坡的汉人不是中国人，可以推出××的汉人不是中国人，那依此应可推出九州的日本人不是日本人。”“北京什么时候说过中国是单一汉民族的国家了？恰恰相反，它总是说中国是多民族——真是多，多到五十六个——的国家。即使中国是汉民族的国家，为什么今天的辖域要同于往昔？是有过什么国际公约？还是有什么可以风范于世的表率？都没有，不是苛责于人么？”
　　今天想来，这些口舌完全不必去费。若论今天领土的“历史根据”的充分，在当今世界的大国中没有哪个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可那些非议偏偏总是从历史中生出来。这里面当然有历史陈例的过于丰富反而给“见仁见智”留出了余地等的因素，更有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也就是说和有些人就是说不清楚的因素。也就是说，说到底，“古典”支撑不了“今情”。这从疆域之争、统独之争的另一方也每以历史为根据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比起“古典”支撑不了“今情”，更重要的还是“今情”无需“古典”的支撑。因为谁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为疆域、统独之类的问题设一条时限标准。如果都要追根寻源，那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立国资格都是可以打问号的。既如此，讲“历史根据”，问心无愧，不讲，让一步，公道自在人心，也不会有所失。用输赢讲，也就是说也赢不了，不说也输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