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老新党”齐如山

　　写下了题目，便想到了开头。这个题目的头有许多开法，如从雅的方面写便可以说这位不为大陆中年以下文化人所熟悉的老先生原是位鲁迅所说的清末的“老新党”，是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文馆的毕业生。其弟齐寿山先生也深通德语与鲁迅在教育部同事、曾一同翻译《小约翰》；如果从俗的方面说，解放前为北京下层民众所熟悉、颇著信誉、以生产和售卖杂合面(以玉米面、小米面为主、黄豆面为辅配制成粮食)为顾客所欢迎的大和恒就是齐家开的；如果从热点上看，去年放的电视剧《梅兰芳》，除了梅博士外，第二位主角就是齐如山，而且戏很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从冷清的角度讲，齐如山是许多历史的见证人。例如他与赛金花就有过交往，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为她的厨子向德国占领军说过情。赛金花只会极简单的德语，连与德军打交道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去结交德军统帅瓦德西了。
　　齐如山先生在很多领域里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在戏剧方面不用说，京剧理论的形成与革新、梅派艺术的建立与传播到外国都与他有关。其它，如在民俗学、语言学、博物学等方面也各有建树。更有独特性的贡献在于他对近百年来时风、习俗，以及典章制度变化的记录与思考。在他生活的七八十年中，是新旧制度交替、东西文化撞击的时代，这位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的“老新党”目睹了并接受了这种种变化、引起了许多反思。
　　齐如山先生去世后，台湾的亲友为他编纂了九大本《齐如山全集》，有数百万字之多，在今天看来，其编纂与印刷是非常粗糙的，然而其内容则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最引人兴趣的是他对近百年风俗、事件和许多制度的记录与研究。
　　有一次在电视台谈电视的作用，我说历史故事片，特别是历史文化片是有个传播历史知识的任务的，而且应该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不能像过去的戏剧和通俗小说，所传播的大多是错误的历史知识。如最近有几部电视剧、电影涉及到京师镖局。他们把镖局写得都很正规化。就连我看到的方彪先生的《镖行述史》和曲彦斌先生写的《中国镖行》也有这种倾向。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即使正当的工商业的制度化程度也很低。像“镖行”这种主要由游民靠自己的武艺和江湖上的“字号”而经营的行业，更是极不规范，就靠江湖信义行事。齐如山有篇《镖局子史话》就说，镖师们完全是“硬碰硬全凭字号”。顾客委托镖行保镖手续非常简单，他们送去的被保护运输的银子连收条都不开。而且商家送去的银子往往就是用麻布包裹缝好，挂一个布条，写明送交某处某字号收，下面书明某号托字样。镖行不仅不看银子的成色，而且连秤都不过。包裹也不加封。如果镖行私自打开换入假银，也无证据。这里不是靠制度而是完全靠信誉。齐先生说这些年来也没有听说用假银子讹诈镖局子的事情；也没有镖局子偷换银子的事情。这就是江湖上最高道德——信义所决定的。像这类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百年前的大街是什么样子的？大街胡同有门牌号码也不到百年，在没有门牌之前如何找到某家？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茫然。在齐如山的文章中就告诉我们，前清时马路并非像现在这样平直开阔，而是中间有甬路。“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甬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见《北平小掌故》)街道如此，自然皇帝出行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了。在没有门牌的时代，找人、寄邮件都是根据门楼房屋特征去找，要是医生出诊怎么寻找患者的家呢？如果找错了岂不是要挨骂。齐先生在《医之话旧》中说当时请医生，医生派下人给你一个三四寸长、一寸宽的小红纸条，上面印着本医生的堂号及姓氏。病主拿回家贴在门口，医生到了，便可进去。像这类点点滴滴、又关系着民风民俗的小事，书中记录了很多，这在其它随笔札记中很难见到的。也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不完全是帝王将相、战争生产等重大事件组成的，曾经发生的一些小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老新党，齐如山对于清朝的腐败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有许多现象不仅今人很难理解，即使是历史学家不是看了记载也很难相信。例如出入皇宫紫禁城在封建时代是个最严肃、最恭谨的事了吧！外官到京朝见皇帝先要到礼部演礼，如果在礼仪上出了差错，小则受处分，大则掉脑袋。我们想象守卫皇宫紫禁城的侍卫也一定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警惕性十足。可是看看齐先生的记载，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他在《清朝每日的上朝》文中记录他随父入朝的见闻，说进紫禁城的西华门，照规矩是应有几个卫兵排立在门口，遇有人出入，应该搜查。并喊一声“哦”，表示有一人入宫。可是到了晚清，“日久懈怠，又因西华门之门洞相当长，等于一个火车道短的隧道，足蔽风雨，所以这班卫兵都在地上铺好席，就睡在门洞之内，更因上朝的时间，总在夜间一两点钟，黑暗的看不见人，所以卫兵们，都不起来，就在被窝里喊。一次我侍先严入朝，走至此，忽听一声，吓了我一下！这像公事么？”躺在被窝里守卫皇宫，真是千古奇闻。如果不是作者亲身经历，并形诸笔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这也和乾清官或养心殿里君臣之间严格的礼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见所谓朝廷大典的虚伪与可笑。其它如乾清门内南书房当时是外国使臣等待皇帝召见的地方，而太监们为了私利用宫中祭祀后的饽饽作酱的酱缸就在书房门外，六七月间，臭气熏天，使得奉陪外国使臣的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十分尴尬，但也无可奈何。这些事关国体国格的事尚且如此，其它事情可以想见。
　　作者亲自经历过义和团事件。当前在学术界对这个事件尚无一致的评价。这里我们通过作者介绍的一些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了解到清廷的腐败程度。庚子年(一九○○)八旗兵和清将领董福祥的军队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这样关系着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清朝官兵们是怎么对待呢？齐先生写道“地上靠墙铺着几领席，各官兵都换班休息，有的躺在席上睡觉的，有的买两包盒子菜，几个人喝酒的，有闻鼻烟谈天的，仿佛没有一点正在打仗的意思，可是偶尔也听到一次。一次我正立在旁边，一位军官眼望着架上叫道某人，某人便答应，军官便说，某炮凉咧罢，再来它几下。来几下者，再放几炮也，上头便照命令办理。所谓凉咧者，铜炮还都是前膛炮，放几次便太热，不能接续再放，便须等候一个时间，所以有这样的命令。又见过一个人上了架子，对另一个人说，您下去歇一会，喝一盅，他家这个盒子菜还是真有味儿。另一位说，二哥您太周到咧(即是客气之义，彼时北平尚无客气这句话)，没事，上边也不累，我的意思，天也不早了，也该歇息了。”这便是明末清初席卷神州大地、所向无敌的八旗兵的后代！这哪里是作战打仗，简直就是茶楼酒肆的聊天打趣。齐先生的回忆录中对清末宫廷、官场、军队、学界，以及民风习俗的堕落腐化都有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当时对于新生的事物从上到下都采取了敌视和拒绝的态度。一些稍有见识的士大夫看到了世界的进步，主张革新改良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比如人们把学习外语与当汉奸几乎是视为一体的。“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最初同文馆都招不到学生，入了同文馆的学生的家长是被人们看不起的。“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为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见《回忆录》)。其它如照像、开矿、办工业、修铁路，不仅受到顽固派的敌视，就是一般的社会舆论也很少支持。
　　国家腐败到糜烂，而又绝对不肯更新，人们不革命怎么办？近来有人议论辛亥革命该不该搞的问题？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议一议也不妨。实际上应该说它的不可避免性不仅是因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也是由于政府糜烂、社会失控、掌政者又不肯学习西方较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一味使用传统的高压手段、企图用杀人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结果，因而造成了矛盾激烈爆发。这已经不是“搞不搞”的问题，即使孙文、同盟会这些具有西方思想意识的人们不去搞革命，也会有传统式的农民暴动发生。我们通过读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可以生动地感到这一点。
　　齐如山先生遗著中，除了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之外，最富于内容、文字最佳者当属《齐如山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回忆录》大陆已出版，可不具论。《中国的科名》在此特别值得一提。关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著作我也读过几种，其中的材料大多取之于文献记载，当然其钩稽之功是不可没的，其中不少还是就科举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做了有益的论述。但属于个人亲自感受性质的记载比较少。一九五八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作者商衍鎏先生，是科举考试最末一科的探花。作者自己说：“忆余童冠以至壮岁，历生员、举人、进士各级，与八股、策、论之考试者前后十五年。”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共有的节目商先生大多参加过，但他认为个人体验有限，为了全面反映科举制度的各个方面，此书多据朝廷典籍与各种著述之记载来撰写，个人的见闻反而退到极其次要的地位。因而它虽然记述较为全面准确，然而，生动形象不足。在科举制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也叙述得极为简单，这样对于社会极端重视科举考试风气的形成便很难理解。
　　《中国的科名》恰相反，在制度规程方面，齐书可能有许多不足，甚至有误。作者自己也云：“自己觉得写的关于考试的规矩章程较少，写的附属的事情，及社会的情形太多，仿佛有点喧宾夺主的毛病。”(《中国的科名·附言》)但它的特点也就在这里。书中记录的许多与科举考试有关的细节也许是正式的典籍不屑提及的。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如他在写到秀才考试时，介绍了在考棚之中自备瓦盆小便，若要请假大便，亦可上厕所，但要把考卷交到堂上，回来后领回卷子接着作，不过在卷子后面打上一个黑色图章，俗名“屎戳子”。这样的卷子便不与阅看，等于白考一趟。于是，一些闹肚子的考生只好把大便拉在袜筒里(当时是布袜子)，有时不免要和邻号发生纠纷。又如“改换门庭”是常用的一个成语，究其起源是与科举有关的。一中了秀才就可以改换门闾。平常住房的门高都是七尺，而秀才之家则是七尺三寸。因为秀才可戴官帽，帽子上有个顶子，故须加三寸。从这个细节可见社会上对科名的重视。在古代小说中经常可以遇到某人“大挑为知县”的情节。“大挑”在我印象中总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是从齐书介绍中得知，它极随意的。可以参加“大挑”的是贡生和举人，经过数次会试以后，照例大挑一次。挑的办法是由皇帝派一个亲贵，王爵、贝勒之类主持。在主持者入座后，十个举人为一排，上堂平行跪下，口报自己的籍贯履历。王爷看着哪个好就给他个头等，次者为二等，其他便是落选了。头等的作知县，二等的作教官。戏剧家汪笑侬(贡生)就是因为长得体面被挑为头等，作过一任知县。如果你运气好，所在的那一排中，非老即丑，那么就很容易被挑为一等。当然也有意外情况，一次大挑，有位长得五官挪位，四体拘挛的举人被挑为一等，而长得体面的反而落选。体面者很不服，攀住王爷的车辕要问个究竟。王爷说：我挑他的胆子，如果他没有姜维之胆，凭他那副长像也敢来大挑！这就是封建时代“抢才大典”中的富于喜剧色彩的一幕。
　　这部书中对于取得各种功名的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他们本身的困扰的描述也非常生动有趣，具有独特的价值。如秀才见县官可以不下跪，可以给知县写禀帖(普通百姓则要写呈文)、犯了法县官不能用刑，除非先革除了其秀才功名，否则只能由教官打手板。又如人们谈论科举多谈文的，少论武的。《中国的科名》对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皆有专节介绍。民间有言“穷学文，富学武”。这些人家，本来就有钱，再有了功名，有钱、有力、有势集于一身，在和平时期这些人又大多无官可作，居于乡里，为害一方。像开赌场、铸私钱、放高利贷，在集市上充当“集头”(类似今日市场管理人员，不过权力比他们大)，窝藏强盗，什么坏事都敢干。举人这个功名对他们起着保护作用。这些在通俗小说和戏曲中都有所反映。在元杂剧中无恶不作的坏蛋大多是“衙内”，到了明清两代则换了武举人，特别是流行于北方的梆子腔中。作者认为：“到了明朝，科举盛行，产生的武举已多，且多无职业，更兼明朝最重科举，凡有科名之人，官场社会都极尊重崇拜，此在(聊斋志异》中曾屡屡言之。”又说他们有势有力“再加以没什么学问，没什么知识，就难免有越轨的行为，日期长了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了”。《中国的科名》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作为明清社会史的意义远大于作为科举制度史的意义。
　　还应该指出的是《回忆录》与《中国的科名》文字也很精彩，读之令人忘倦。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五四”以来欧化作家们提倡的结果。因为几十年来学校课本所选范文大多是这类的欧化散文，并成为风气，久而久之，学生自然也就是这个腔调，很难改变。它的优点在于较为规范，缺点是单调，而且与老百姓的口语距离太大，所以听起来、或看起来不如老百姓语言丰富生动。实际上，还有一种接近普通百姓口语的白话文，这就是受“五四”欧化散文熏染较少的作家的文章。齐如山先生的文章就属于这类。它的优点是作为北京人读来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自然，毫无做作气；缺点是外地人较难理解。齐先生的文章尤其自然，读他的文章好像这位老人与你对面促膝娓娓而谈，多么复杂和陌生的问题在他的笔下都显得十分简单明白。他的文章很难以句摘，从全体上来说，就是读者读起来很舒服，令人忘倦。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齐如山”这个题目，可说的问题很多，这里所介绍的一点意在说明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人，研究清末民初史的学者读一读齐如山的著作是会受到许多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