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深邃与明晰

　　深邃与明晰此处是就思想而言。在通常情况下，明晰的并不一定不深邃，深邃的也并不一定就不明晰。我认为在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哲学风格上亦是如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非得意味着对立。
　　胡塞尔本人当然不会赞同这种说法，他对现象学的“看”之明晰性的追求已众所周知。这种倾向往上溯可以追回到苏格拉底的理性论证，笛卡尔的清楚明白的真理，莱布尼茨对充足理由的强调以及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与知识的启蒙等等，它体现出西方理性传统一脉相承的红线。在胡塞尔的意义上，明晰与深邃是无缘的。因此在一九二九年阅读《存在与时间》时，胡塞尔就在批注中批评海德格尔“如此的深邃而不明晰”。他在给普凡德尔的信中也谈到过“海德格尔式的深邃和天才的非科学性”。对于胡塞尔来说，明晰是理性和哲学的特征，深邃则构成其对立面，在科学上是毫无价值的。因而以后的现象学家大都用明晰来标识现象学：“凡现象学的都必定是明晰的”，虽然“并非所有明晰的都是现象学的”。
　　海德格尔显然熟知胡塞尔的这种崇尚明晰的趋向。他在献给胡塞尔的《存在与时间》上便引录莱辛的名句：“最明晰的对我来说始终就是最美的。”我们在海德格尔的马堡讲座和早期弗莱堡讲座中也处处可以发现海德格尔在尝试现象学的明晰时所留下的痕迹。而他后期的思想发展特征当然是用“深邃”一词来概括更为妥贴。但这里的深邃还不完全是在胡塞尔的意义上的深邃，因为海德格尔早期的明晰与后期的深邃与其说是一种对立，不如说带有内在的连贯性。海德格尔本人不只一次地强调，不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无法理解他本人哲学的出发点。在一九六六年《明镜》周刊的采访中，他也仍将胡塞尔称作“老师”，而且是“我自己的老师”。如果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海德格尔的思维之路称作从明晰走向深邃的道路，那么对海德格尔早期出发点的研究就尤为有意义。它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明晰与深邃的交融点。这也许是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研究上我们所能获取的最关键的积极因素。
　　一九三三年，当胡塞尔怀疑他与海德格尔共同的学生兰德格雷贝想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改造他的视域学说，并因此而试图在他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之间建立起联系时，他告诫兰德格雷贝说，“我可以肯定，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会有许多人对此表示赞同，同样也会有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持有怀疑。我始终相信，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不必定就会导致两个互不相干的精神视域。兰德格雷贝本人也毕生坚持认为，他两位老师的哲学视域在总体上可以融合为一。胡塞尔至死没有离开清晰之路，即使在后期面对历史性、发生性问题时也是如此。至于人们是否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路是在看到了明晰之途无法走通才另辟深邃之径，那要取决于人们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各自思维结果的总体认识与评价。实际上，令人担忧的并非是海德格尔的深邃本身，而是那种将海德格尔思想仅仅推崇为深邃的做法。因此当法国报纸在一九七六年以头版报道“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去世”时，埃米瑞便出来警告“神化的危险”并引用施尼茨勒的明言：“深邃从未昭示过世界，明晰才更深地看入世界。”
　　深邃与明晰的对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我们是否已经拥有过多的深邃而缺乏必要的明晰，中国思想界从各种视角出发早已讨论过并且还在不断地讨论着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无意评价深邃与明晰本身的孰高孰低。这种评价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发展之价值评判的基础之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本人也未能提供这种价值判断的公认坐标。如果在下一个世纪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已经算是幸事。而在此之前，实事的研究较之于宽泛的讨论显然会更具实效。
　　张灿辉先生在一九九六年发表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便属于这样一种在实事研究方向上的努力。近年来港台地区的现象学研究令人瞩目：蔡铮云先生的《从现象学到后现代》与汪文圣先生的《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均以本世纪通过两位思想家所体现的两个转折点为研究课题。张灿辉先生的著作也是在这个意向上展开，显示着香港地区的现象学研究力量不乏。灿辉先生师从海德格尔的弟子冯·海尔曼教授，多少算是我的师兄，因为我也曾静心地听过海尔曼几个学期的课程。当然，在我去弗莱堡学习时，灿辉早已从那里学成回香港任教几年了。虽然与他初次见面还是在一九九四年南京第一次现象学会议上，但他的博士论文我在弗莱堡便读到过。此次的《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是对他博士论文的翻译和修改。说实话我更喜欢他博士论文的标题：《现象学的始基》，因为它或多或少地指示着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可能交融点。灿辉显然是从海德格尔的角度出发来接近实事，他着重讨论的是海德格尔在马堡讲座中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分析与批判、发展与改造，但这并没有使他的论述失去明晰而落入深邃。它仍然是一部现象学的著作——无论在课题上，还是在方法上或风格上。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常常被人称作“战役”。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将对此的关系研究称作“战役”的话，那么马堡讲座是一个极好的、也许是最好的“突破点”。从这里出发，进可至胡塞尔的《大观念》和《逻辑研究》，退可至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康德书》，游刃有余。在这里应当可以感受到不同方向上的几股思维力量。如果能够包容下在这几部著作中展现的视域，那么对后期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理解便不会是很大的问题。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确具有共同的始基。
　　从海德格尔的马堡讲座中恐怕无法得到对此问题的直接回答。尽管海德格尔本人在回顾中曾将他在《存在与时间》之前的工作称之为“在胡塞尔身边的边学边教地运用着现象学的看”，但如冯·海尔曼所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自身阐释常常不是“说明”，而是“转释”。而海德格尔在一九二九年之前的著述和讲座更是带有双重的性质：他既要为自己的思维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也要在胡塞尔面前作出愿意在先验现象学之路上同行的表示，因而我们常常难以区分他究竟是在胡塞尔的意义上，还是在他自己的意义上说话。而张灿辉的研究便着力于此，确是在海德格尔明晰化上的一个有效努力。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所谓“战役”实际上不仅被用来形容两位哲人的思想交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他们的私人关系。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另一本关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的研究著作中便含有此说。我指的是海尔曼·施密茨的新作《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施密茨以十卷本的《哲学体系》巨著和“新现象学”的旗帜早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德国学哲学的学生中流行一种说法：如果想从事现象学，那么除了研究德国现象学和法国现象学之外，第三种可能便是关注施密茨的新现象学。近几年施密茨每年拿出一两本大部头著述，在数量上早已超出经典现象学家们的成就。
　　对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施密茨再次引用尼采的隐喻。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描述过查拉图斯特拉在一个集市上见到的事情：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在钢丝上被一个突然出现的滑稽演员赶上，在后者的逼叫声中受惊而坠地身亡……。
　　施密茨曾认为，这是尼采对他本人与瓦格纳之间关系的暗示，现在施密茨以这个典故做新联想，他认为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今两大思想家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的写照：“滑稽演员海德格尔跳过走钢丝的胡塞尔并使他坠落”——这是施密茨长达近六百页的新作为我们所描绘的场景之一。
　　施密茨的这个比喻在相当程度上与现有资料所展示的情况相符合：人们一方面可以读到，早在二十年代初海德格尔就已私下表露对胡塞尔的“蔑视”。他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曾挖苦说：“胡塞尔已经完全破裂——如果他曾经还完整过的话——最近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点”；胡塞尔“靠现象学创建者的使命维生，谁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而听了一个学期的课之后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九二三)；在给勒维特的信他又说，他的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发表会将胡塞尔的脖子扭断(一九二三)，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许多。几乎所有当时参加过海德格尔课程的弗莱堡学生都回忆过他在课堂上对胡塞尔的批评。很显然，海德格尔在这场所谓的“战役”中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自己也对“敌手”：“如果此文(《存在与时间》)是为反对某人而写的话，那么它反对的是胡塞尔；他也立即看出来了，但从一开始便将此看作是好事”(一九二六)，“胡塞尔对所有这些都感到陌生并且无法再将它纳入到通常的现象学之中”(一九二六)。
　　另一方面，这种“轻蔑”并没有防碍海德格尔在胡塞尔面前表示他的“敬意和友谊”。他始终小心地掩饰他与胡塞尔之间的鸿沟：当胡塞尔发现《存在与时间》中有与现象学相背的趋向而与海德格尔谈论时，海德格尔“一再否认他放弃了先验现象学并指出《存在与时间》还有第二卷”；当胡塞尔听人告诫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以他的现象学为进攻目标，因而为此询问海德格尔是否属实时，“他总是笑着回答说‘这是胡扯’”；当胡塞尔在与他合作“大英百科全书现象学条目”过程中感觉到海德格尔“没有理解现象学还原方法的整个意义”时，海德格尔许诺说他以后会努力去把握现象学的总体意向；如此等等。在胡塞尔七十诞辰上，海德格尔的演说在今天读起来像是赞美诗：胡塞尔的思想在哲学中具有“领袖”地位；胡塞尔的研究“最先开辟了哲学问题的一个最新空间，它具有新的要求，具有变化了的评价，具有对西方哲学伟大传统之潜隐力量的全新目光”；胡塞尔的哲学不是一种“世界取向的单纯模式，不是人类此在的手段和事业，而就是这个此在本身，因为它是自由地发源于它的根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这方面的“轻敌”也就不难理解了！当一九二三年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轻蔑地谈论胡塞尔时，胡塞尔还向纳托尔普认真地介绍海德格尔的“原创性”：“他的现象学的看和工作的方式以及他的兴趣领域本身——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仅仅从我这里接受的，一切都坚定地立足于他本己的原初性之中。”即使胡塞尔在发现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陌生风格”或“异端趋向”时，他也将此归咎于自己“微弱的理解能力”，并相信无须许久就可以在海德格尔与他之间“搭起一座可行的桥梁”，相信海德格尔“不仅会继承，而且甚至会超越”他自己的现象学。
　　“没有人比我更信任你了”，胡塞尔对海德格尔如是说，也如此做：他将海德格尔视为现象学的接班人，不遗余力地举荐给哥廷根大学、马堡大学，最后将自己弗莱堡的教席也托付给他。胡塞尔用他的现象学的目光在几年之后才真正看清事情的实质。具体地说，在一九二九年仔细地阅读了《存在与时间》与《康德书》之后，他才开始将海德格尔看作“对手”甚至“敌手”，甚至担心哲学会随海德格尔而终结，并且于一九三○年在英文版的《大观念》“前言”中作出令海德格尔在三十六年后还抱怨的“公开清算”，即把狄尔泰以及舍勒、海德格尔的哲学称作“人类主义”，——而此时“战役”早已分出胜负多年。
　　所以施密茨在书中认为，海德格尔“克服”胡塞尔的过程要归功于“战术的成功”——“攻其不备”的战术。这个“克服”以海德格尔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做任职讲座“什么是形而上学？”并正式继任胡塞尔的教席(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哲学教席)而告终。用海德格尔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思想领袖对另一个思想领袖的取代。
　　坦白地说，在读到这些文字材料时很难让人产生愉快的印象。或许是因为经历有限，我始终无法接受这种将思想的交锋解释为殊死的搏斗的说法，它比人生就是战场的信念更令人难以信服。后者或许可以在人的动物本性中找到原始的根据，而在前者中我无法找到一丝必然的痕迹，因为思想的博大精深恰恰是与动物本能相背而驰的东西。或许还是荣格或阿德勒有道理：荣誉感或权力欲是人无法摆脱的最终本能？——我保持怀疑。
　　但是一点可以确定，尽管海德格尔本人一再抱怨为何有人揪住他的往事不放，最终的责任恐怕还是与他自己有关。与他交往甚密的雅斯贝尔斯在许多年前就认为海德格尔是这样一种“朋友”，“在背后会出卖别人，当面……则显得令人难忘的亲近”。舒曼在一九七八年曾对海德格尔在《明镜》谈话中与胡塞尔有关的论述进行过逐句的反驳，但他当时仍然对雅斯贝尔斯的说法表示怀疑：“海德格尔是否真的会‘带着蔑视’来谈论胡塞尔”。一九九二年后发表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通信录》证明了雅斯贝尔斯言之有据。而施密茨则在书中甚至考证出，海德格尔在他与雅斯贝尔斯的关系上也使用了同样手段，故而认为这是海德格尔对富有影响的同行的“典型行为模式”：背后无比“尖刻”，当面则极具“奉承”。即使我们在这里用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排除所有在个人性格方面的道德评价，有一点恐怕总会作为公认的事实而留存给中立的旁观者：海德格尔绝不是一个愿意把牌亮出来摊在桌面上的人。
　　由此看来，我在本文标题中所说的“深邃与明晰”不仅可以是指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哲学风格的基本差异，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是对在两位哲学家的交往上所显示出来的两种个性的写照：海德格尔近乎阴森的“深邃”与胡塞尔近乎透明的“明晰”。
　　当然，思想的深邃不一定会导致人格的“深邃”，思想的明晰也未必意味着人格的“明晰”，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理性与生活的相对独立性。人类思想史上对此已有诸多例证。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得较为明显的并不是理性与生活的统一，而是它们的分离。
　　胡塞尔在读完《存在与时间》之后将“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的箴言录在该书的首页上，像是一声掩卷长叹。今天若以此箴言来描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态度恐怕会显得具有讽刺意味。但愿这不会影响我们以此来检讨我们后人对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态度。
　　一九九七年一月于Wuppertal
　　(张灿辉：《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现象学》，东大图书公司，台北，一九九六年。Hermann　Schmitz：Husserl　und　Heidegger，Bouvies　Verlag，Bonn，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