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众文化”还是“大量文化”？

　　如我所期待的，《读书》第二期对“大众文化”讨论之后，在《读书》第七期《说读书》栏目中又读到二篇(周毅、姜云生)商讨文章。但也如我所担心的，如同国内许多研究文章一样，《读书》所启动这场讨论也可能因对“大众文化”望文生义的误读而导向歧途。
　　其实，《读书》的编辑在“编者按”中已经给“大众文化”下了明确定义：“mass　culture”不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民间文化，它是文化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产物，是迎合大众消费的“快餐文化”。《读书》所特约的几位作者，对这一概念也是有较准确把握的，如韩少功，便指出它“是文化工业的产物”，“不是大众原生的文化，而是大众从少数文化制造商那里所接受的潮流文化”；如李陀，更明确指出它与三十年代的大众文艺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但遗憾的是，韩文依然把重点放在对“大众”的考察上，指出今日“大众”与“精英”的经济地位已经发生了倒置，这是讨论“大众文化”的必要起点；李陀在其文章结束时，也忍不住对当今“大众”成分作了一些分析，同样指出必须把“大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此，周毅才提出由“人民”概念替换“大众”的建议，并将由“哪一种大众构成了文化资源”的问题，置换成“如何让大众构成我们的文化资源？”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深入下去，或许我们会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作出多多贡献，但那已经不是“大众文化”题内的事情了。因为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的几乎与民间文化等值的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完全对立的。民间大众文化不仅是精英文化的文化资源，而且曾是其思想之源生命之源。但当代“大众文化”基本上没有民间性(只有伪民间性，如民俗村)，它是少数文化精英根据城市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而精心制造出来的，如广告、时装、通俗歌曲、电视肥皂剧、商业足球比赛等等。它们怎么能反过来成为当代的“文化资源”呢”？由于抓不住本质特征，一些论述“大众文化”的文章(包括某些论述“审美文化”的文章)所规定出的“大众文化”特征往往经不起证伪。譬如关于“大众文化”的艺术“自娱性”、“世俗性”等等非“神圣性”特征，在历代的民间艺术那里都体现得很充分，像宋词，几乎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像柳永，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作者，它或他登上大雅之堂完全是后来的事。再譬如艺术商品性，不是“大众文化”的固有特征，姜云生先生已经指出了，但他所概括的“实用性”特征也不准确，中国的实用艺术在世界上属超前发达国家，譬如烹饪、盆景和各种“补壁”装饰性的绘画雕刻等等。中国人的生活早在“前现代”就已经艺术化了——当然这种艺术化可能与那时的大众无关。
　　那么，所谓“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编者按”已点明的：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作、快餐化消费。作为这种文化的受众无论是称作“大众”也好、“人民”也好，往往因受制于这种文化而丧失其文化主体性地位，因此，在“大众文化”中，大众并不是真正的主词，也不是研究的重点。但问题在于，何以明明白白的一个概念，一分析就“能指滑动”了呢？据王一川先生介绍，这是与对“mass　culture”的翻译有关，“mass　culture”翻译为“大量文化”更为妥切。若果如是，那么，目前的误读便不会产生，对于“mass　culture”的研究重心便自然会集中在对这种“大量文化”所以产生的背景及其大量“生产”、“流通”、“消费”规律和技术手段的研究上，集中在如何防止这种“大量文化”戕害真正民间、民俗文化，如何提高这种能“化”大众的“文化”品位上。当代“民俗文化”、“审美文化”研究的积极意义也正在此(前者带有抢救性，后者带有补救性)。
　　当然，作为已经约定的翻译概念，今天再将“mass　culture”完全改译也难，但完全不改亦不妥，作为折衷且可操作方案，笔者建议将其改称为“工业大众文化”，以区别于民间的或传统的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