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者，入世也，有为也，进取也；“出乎其外”者，出世也，无为也，逍遥也。“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实质是要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就先秦思想界来说，儒家偏于“入乎其内”，而道家偏于“出乎其外”。至晋代，郭象矫正此弊，致力于入内与出外的统一。其著《庄子注》云：“是以圣人常游外以宏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游外”即出世，“宏内”即入世，“游外以宏内”即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无心”即无过分执着之心，“顺有”即顺应尘世且建功立业。“无心以顺有”意谓既要入世有为又要不过分执着于功名利禄、成败利害等等。在郭象看来，只要能把出世与入世结合起来，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即可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使事业取得成功。郭象《庄子注》又说：“圣人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在“庙堂”意谓入世有为，在“山林”意谓出世遍遥。“圣人”乃是郭象设计的理想人格，是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人物。可以看出，这种“圣人”人格实是儒道两家理想人格模型的融铸。
　　郭象的这种人生哲学代表着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向，即由入世与出世、有为与无为的对立而转向统一，直到宋代理学家，仍把“壹天人，合内外”(实即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作为其追求的最高人生价值。另外，就佛教来说，唐时禅宗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也产生了转向，由偏于出世而转向为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禅宗开山祖慧能即在《坛经》中云：“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此所谓“法”、“处”均指尘世而言，“无念”亦非无任何念头，而是指无过分执著之念，下文的“不著”即不过分执著便是其注脚。可知慧能并不反对与俗世打交道，他主张的是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而所谓“出世”并非进入彼岸世界(西方乐土)，如慧能言“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只有执迷不悟的人才会追求彼岸世界，而得道之人只追求一种心灵上的“出世”境界即超越的情怀。慧能的这首偈或许更清楚地表达了上述思想：“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于世出世间”正反映了入世与出世的统一，从事世俗的活动，一样可以超凡入圣，这与慧能所言“行住坐卧皆是坐禅，担水劈柴无非妙道”可谓异曲同工。后来，唐代另一位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制定《百丈清规》，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风，标志着禅宗的入世色彩进一步加强了。
　　再看道教。金元之际兴起的全真道，在思想倾向上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入世”转向，其教义中的“打尘劳”即是明证。所谓“尘劳”即世俗事务，亦即所谓“耕田凿井，自食其力”等等。全真道之开山祖王重阳曾有“身在尘世，以游圣境”之妙语，另一位教主丘处机也有“存无为而行有为”之名言，“在尘世”即“行有为”，“游圣境”即“存无为”，前者乃入世进取，后者为出世逍遥，两者的结合即要求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
　　冯友兰先生曾把《中庸》里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依笔者所见，此语也正是对“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另外一种表述。“极高明”指出世而言，即达到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道中庸”是指入世而言，即从事世俗生活，两者的结合即出世与入世的统一。但冯先生认为只有儒家方能做到两者的统一，而道、佛两家均不能，此说则有可商之处。如前所言，唐代禅宗及金元全真道均强调入世与出世的结合，这种宗教转向是对以前偏于出世的旧传统的背离，而这也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作用是积极的。正像儒家由偏于入世而转向为入世与出世的统一，道、佛则由偏于出世而转向为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这种转向可以说是三家之思想体系趋于成熟和完善的表现。
　　综上所述，“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即入世与出世的合一)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生命力，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和人生态度。入世而能建功立业，出世而能逍遥物外，这样的人生才不是一种陷于一偏的人生。只“入”不“出”，人会变得过于世俗；只“出”不“入”，人会变得过于玄远。正确的人生态度当然是两者的结合，能够这样做的人，既会有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又会在俗世中取得较高的成就。有了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人会变得比较达观、洒脱，对世俗的功名利禄、成败利害看得较透，即使遇到挫败，也会及时恢复心理的平衡；有了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人会变得从容、镇定，在从事世俗事务时不紧张、不焦虑，因而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甚至会超水平发挥。总之，能够“出乎其外”的高境界者，自会有很强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对功名利禄等俗事不会过于执着，不会看得过重，内在的精神紧张亦会随之消解，做事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因此可以说，“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是一种使人的心理正常和健康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