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多余的话送给中魔的人

　　我经常提醒自己：小子，少说多做，好好写你的小说吧。可赫拉巴尔死了，我不能不说两句。这位本世纪下半叶捷克最重要的先锋作家生于一九一四年，今年二月三日在医院坠楼身亡。由于地处偏僻，直至翻开《世界文学》第四期我才知道。
　　一个遍尝生活滋味，看透了世界，并且善于用幽默来装点自己的每一天(哪怕是悲痛的一天)的人，以这种方式来告别我们，按理讲是不可能的。《世界文学》的报道也说，事发前医生已经准备让他出院了，并未发现他的情绪异常。但不一会儿就在医院的入口处发现了他血肉模糊的尸体，他是从五楼的窗口坠落下来的。医院排除了药物或酒精起的作用。有人说可能是他探身喂鸽子，不慎失去了平衡，也许这种说法更像和平寓言，让人柔情倍增，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中魔的人终于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离开了，如同《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自杀也好，电脑发烧也好，他们都在离开的时刻，中魔般地体验到了那种我们都在渴望的诗意飞翔。
　　《中魔的人们》是赫拉巴尔的代表性短篇小说集，在我出生前的一年出版。“中魔的人们”是作家塑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形象，这个词和由之而来的“中魔”在词典上都无从查找，作家曾多次阐释说，“中魔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善物”。因此，在他的短篇《中魔的人们》中，几个老头坐在水泥粉尘毛毛雨似的飘落的水泥厂门前，这个拉着那个的衣领角，冲着对方的耳朵大声嚷嚷。主人公布尔甘先生挥舞着抽打黄蜂的镰刀，不幸一下子砍中了自己的后脑勺，在“我”前面轻快地跑着，高高地插在头上的镰刀仿佛一根羽饰，可是他连鼻孔也没有抖动一下。这时，一缕细细的鲜血淌到他耳旁满是尘土的头发上，然后在下巴颏底下急速地滴落。这儿的空气确实糟糕，以致“我”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手背上马上出现一条又黏又滑的黑道道儿。这就是我们生活着的世界。可是当“我”自告奋勇要为他拔出镰刀，布尔甘先生却说：等等吧，没准我们家的小子想把它画下来哩。我的老伴儿来了！接着，中魔的心态在事件的群像中更为广阔地得以展开。当“我”苦着脸担心他得破伤风时，布尔甘太太却说：不会的，我们这儿的空气医治百病。她攥着拳头爱怜地在老头的脑门捶了一下，解释道，他爹哪儿伤着了最好马上在他的两个犄角中间捶一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淘气鬼。说着，她抓住丈夫蓬乱的头发，把他拉到院子里，然后一只手把流血的脑袋按在水龙头下面，另一只手压着水泵抽水。
　　这就是赫拉巴尔笔下的人物，他们似乎特别“富于灵感，他们说出的话被理智的人认为不合情理，做出的事是体面人不会去做的”。这些人统统生活在底层，他们珍珠般明亮的心地，闪烁的是豪放开朗，诙谐风趣的色彩。于是一方面赫拉巴尔所有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一反传统，另一方面他的人物正如他自己一样，都根植于现实的矛盾当中，抒发出一种昂扬乐观的健康基调，布拉格式的反讽与幽默展示的世界与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映衬出这些人物的悲惨处境，使作家意外地和十九世纪的契诃夫以及他同时代的雷蒙、卡弗达到了殊途同归，而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活下去的希望，也看到了小说创新的希望，这希望就是，最先锋的作品同样能够放射出最古典的人性之美。
　　处于欧洲腹地的捷克，弹丸之地屡遭涂炭，仅在本世纪就为我们奉献了卡夫卡、赫拉巴尔和昆德拉三位小说大师，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欣赏到的不仅是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更主要的是他们观看世界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卡夫卡是悲观地排斥的，昆德拉是挖苦地揭露的，赫拉巴尔却是乐观地认同接受的。是他们丰富了本世纪的文学。于此同时，首先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是怎样地活着的一个一个的“个人”。
　　中魔的人什么时代都有，所有的写作者也都是中魔的人。可惜现时代的中魔人要么邀游于人群之上，要么立志于出售哈欠，他们踌躇满志却因失血过多而苍白，他们慷慨悲歌，似乎合情合理却绝非理智，他们欲望化的呼喊与细语使我们赖以生存的河流没有了航标而更像是一条任性挥舞的肮脏绸带，相比之下，我觉得今天的中魔人是空心人，是无根者，是溺水者，而赫拉巴尔笔下的那些貌似荒诞的中魔人却显出了真实与正常。当然，对于大师来说，所有的贬抑与溢美之词都是多余的话，他不需要我们去学习，也不需要我们去纪念，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之为参照，使我们的灵魂回归我们的身体，用怎样活着和如何写作这两把尺子，去触动我们日益麻木的神经，来检验我们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