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桐城派先受挫于政论家

　　新文学史家把桐城文派驱逐出文坛之事全部归功于新文学家，这未免有欠公正。其实早在新文学家们起来收拾残局，荡“妖”驱“谬”之前，清末民初的政论家们早就给桐城派以沉重打击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内忧外患一年比一年深重，变革呼声也愈来愈高涨，到了上世纪后半期，传媒报章杂志兴起，谈政议政的风气大开。因此之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家不兼政论家就不会著名，就是小说家写小说，诗人写诗也往往以议论见长。这是一个需要政论文的时代。
　　桐城古文曾经“辉煌”过，尤其是曾国藩与弟子重振桐城古文——湘乡派兴起之后，桐城义法在“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又溶进了“经济”(经世致用)一义，文章大有长进，变得清淡通顺得多了。可是，桐城古文生来就有一个致命弱点：拙于说理。它规矩多，戒律严，格局一定，篇幅长短一定，用字范围一定，句法排列一定。比如词语选择就禁忌繁多，凡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的板重字法，诗歌隽语，及南北史佻巧语，均为桐城家所禁止。它要纯不要杂，即所谓的“雅洁”。吴汝纶说过“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就是说遇到“真”“洁”两者不可调和之时，宁可“失真”，也要“保洁”，干一种“削足适履”的勾当。在此等“义法”之下，理怎么说，论怎么述？难怪有人要以“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旨”评论桐城古文了。其实，曾国藩也看到这个弱点，承认“古文无施而不宜，惟不宜说理也”。曾派弟子薛福成、郭嵩焘由于出使欧洲，接受过西文的影响，行文兼采西译词语，文章辨析精微，以说理透彻见胜。但他们这一支，只算是桐城古文的“异教”，并不为谨守“家法”的大师们所容忍。桐城古文的末代掌门吴汝纶、张裕钊即视薛、郭为非桐城正宗，说“郭、薛长于言理，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牍笔记体裁，无笃雅可诵之作”，可见把守门户之紧，维护“家法”之严。如此一个拙于说理的文派，恰巧遇上了需要说理文的时代，怎么不大难临头呢！
　　当年的精英人物最初没有不追随桐城文派的，后来在时代大趋势的促动下，乃纷纷另觅新途。虽说新途，但人们的思维定势往往习惯于熟门熟路，所以最初都是向后看的，试图从古代文体的武库中选择相宜的文体来应付时变，于是乎一时之间“长于言理”的魏晋文章就成了共同的选择。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中说“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后来“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梁启超、章太炎的经历也大致类似。
　　魏晋文章固多精审，能与桐城古文抗衡一时，但此种文体毕竟是历史的陈迹，文章自然演化的必由之路还应着眼未来。当此之时，以梁启超为杰出代表的“报章文体”应运而生。此种文体桐城文派所禁约的佛书名词、诗词的典故、日本的新名词皆所不避，信笔写来，舒徐自如，雄辩惊人，以“常带感情”之笔锋，述写“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一纸风行，海内耸动，天下文风从此一变，桐城家除了叹息“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之外，无所措其手足了。
　　在追踪魏晋文风以求革新的一途中，以章太炎及其门生影响为最大，章氏自己的讲学说理之文可见魏晋风骨。但过去的历史可以追忆却不能复活，魏晋文章也只能救一时之急，却不能满足这个时代的需要。所以他所辟蹊径没有走出几步就到了尽头。可是，他以学界泰斗的地位对桐城文派及其追随者的针砭却影响深远。桐城派宗奉唐宋八大家，他就追根溯源一直挖到唐宋八大家祖坟：“自唐以降……其持论不本名家，外方陷敌，内则亦以自偾。……持论者独刘、柳论无为胜，其余并广居自恣之言也。宋又愈不及唐，济以哗溃。”曾为康南海推为“并世译才数严林”的严复、林纾二位，当时均曾向桐城“家法”自托门墙，以自己的译笔能追比桐城大师为荣，对此章氏又严加纠弹，指出“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饬，气体比于制举(即八股——引者)，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此议一出，一大批曾经崇拜过严、林的青年学子就此迷途知返，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即是个中人物。
　　在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和章太炎的魏晋文章的双重夹击之下，桐城文派于是一落千丈。就教育界而言，光绪年间，北京大学文科尚以桐城家马其昶、姚永概诸人为重镇，民元之后章太炎弟子即纷纷入据要津，取而代之。至此桐城文派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一九一七年新文学家取代政论家，开创了一个新文学的时代。他们扯起白话文学旗帜，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倒“桐城谬种”，这已经是最后一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