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神州袖手人甲子祭

　　今年恰值陈散原先生逝世六十周年，但还有多少人记得起这位早年叱咤风云，晚年巍然一代诗宗的人物呢？值此时日，描述先生行状，以为甲子祭云。
　　陈三立，字伯严，散原系其自号。咸丰三年(一八五四)生于义宁(今江西修水)，初娶罗夫人，生衡恪。青年时代即以才识自负，“尝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故妻罗孺人状》)。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中乡试，成举人。试后至长沙续娶俞夫人，生其余诸子。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中式成进士，授吏部主事。散原与谭嗣同、丁惠康(亦作陶葆廉)、吴保初同列称“四公子”，应即始于此时。当时的吏部尤为颟顸，属吏跋扈。散原分部后，“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为搢绅一流，以宾礼相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三立”条)散原在此绝非小题大作，其举动与其维护纲纪的思想互为表里。
　　有感于时势再加上受右铭老人影响(右铭在河北道任内所办书院即名“致用精舍”)，志在经世致用的散原当然不会甘于沉浮郎署，不久就辞官了。忆昔，右铭老人不乐作幕，欲自亲事，尚可以举人之身份由军功晋身，位至监司封疆，而天下中兴重见太平后不久，中国的官僚体制马上又回到原来轨道之上，散原虽然得中甲科，若也欲早日自亲事，却只有侍父借助其官位权力一途，实际上迹近作幕了。其中消息固不仅有关一姓之兴亡而已。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时先生尊人右铭中丞有政声，先生恒随侍左右，多所赞画，藉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汪荣祖教授援引钱基博先生未刊手稿《陈三立致谭献函，附三立小传》“三立一言，其父固信之笃也”，认为“戊戌政变前湘中改革可说是他们父子的合作”。其实不仅湖南改革如此，散原辞官时在光绪十二、十三年间，距右铭光绪二十一年秋八月诏授湖南巡抚尚有八九年，其间右铭除协助两广总督张之洞出任缉捕局、助李鸿藻谋画治河外，还历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至少散原亦曾随侍湖北任所，父子合作可谓有日矣。右铭在直隶任上，正逢中日之战，右铭驻天津，督东征湘军转运，总督刘坤一叹为军兴以来粮台所仅见。自然，这不会影响中国一败涂地的结局。甲午战败后，右铭“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利害得失，言甚痛。”又“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行状》)散原更为激忿，其时正在武昌，致电张之洞：“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此电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录)张之洞素有巧宦之名，自然不会回复。当时持此议者甚多，然若细绎陈氏的出发点，却迥异时流。右铭老人的意见是“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黄秋岳之评，能得其真：“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生死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京，亦无以自解也。”责李不当和而和似为马后炮，责李不当战而战则有先见在焉。散原还曾积极参与张之洞秘密援台事，有函电传世。
　　当然，父子合作的湖南新政厥功最大，也最为后人所感念。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右铭得授湘抚。陈氏父子就以此为巨笔，撰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欧阳竟无《散原居士争略》直称“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清史稿·陈宝箴传》云：“湘俗故闇塞，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行状》又云：“其要者，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设矿务局，别其目曰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而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当时的湖南风云际会，群贤备集，江标，徐仁铸先后任学政，黄遵宪任盐法道署按察使。(《清史稿》以黄遵宪附《陈宝箴传》后，虽有斯理，略显突兀。)散原参赞其中，无亲事之名而据其实。单就影响深远的时务学堂而言，一请先生，一取学生，由散原定者尤见卓识。先说请先生。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至于其效，《清史稿》亦不能否认：“延梁启超主湘学，湘俗大变。”取学生者，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民十一年壬戌，与梁启超晤叙金陵。二十年前之同志也。语次及蔡锷。锷，梁氏之受业弟子也。先生谓梁曰：‘松坡昔考时务学堂，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余因其稚特录之。后从子学，乃大成。’”松坡再造共和，世所习知。按当时稚者岂特松坡一人？散原欲以识人之雅尽归新会而已。
　　散原父子在湘之改革并不顺利，只能在鄙陋的保守派与“多患发热病”(陈寅恪语)的激进派的夹击中艰难掘进。散原父子基于特立独拔不依不傍之精神而采取的一贯路径实有以致之，不可以浅陋之见而发事关宦术之腹诽。见于史籍者多系以右铭，实际自与散原有关。对保守派，“宁乡已革道员周汉，以张帖攻西教为总督所治。宝箴至，汉复刊帖传布，宝箴令燬之，汉殴燬帖者，宝箴怒，下之狱。旧党恨次骨。”(《清史稿》)对激进派，“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上引陈寅恪先生文)即使在康有为君恩正隆之时，在奏折中亦不避“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之类批评。(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也明确揭明了“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汪荣祖教授以为“与康梁并非一党，……实与冯桂芬、郭嵩涛、曾国藩同属一源流。”正得其旨。无疑，在当时，这是一条稳健的道路，以不伤国本而谋渐进改革，这“第三条道路”至今未得到足够重视及应有评价。
　　戊戌之变不久就发生了，尽管右铭在人对时“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尽管上言“愿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四章京，还是坐滥保匪人，虽经荣禄和王文昭乞请，依然“罪及举主，宝箴去官，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职。”(具见《清史稿》)散原在《清史稿》仅此一见。因其居幕后襄赞其父，有实无名，《清史稿》按史例如此处理，自不必厚非；将散原父子与李端棻、徐致靖(子仁铸附)、曾鉌、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唐才常附)、林旭、康广仁诸传合列为卷四百六十四，除康广仁不伦不类外，也还算允当。其年右铭六十八岁，散原四十四岁。
　　因人废法的传统理所当然使“诸所营构便于民者，虽效益已著，皆废毁无一存，”更不必说湘学所著诸书了。湖南新政荡然，但其精神则已融入湘人血脉。原先闭塞落后的湖南几成中国之普鲁士，才人俊杰辈出，几乎主宰了中华半个世纪的命运，饮水思源，实在应该感念陈氏父子。
　　散原父子却只能“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巡抚先府君行状》)吴宗慈《陈三立传略》称散原“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可谓以淡然出千钧。
　　右铭老人以七十之年，“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一九○○)，闻拳匪之乱，发愤死。”(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语)散原在此后还积极参与勤王。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值慈禧七十大寿，除康梁外的戊戌党人悉复原官。照理，散原亦在其列，何况还有有力者相助，《新语林》记道：散原时“家于南京，日与端方之流评品书画”。按散原诗集中屡见与端方游宴唱和之作，“端将具疏复其官，陈闻而坚辞，高洁匪人可及矣。”《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又记道：“清季各省初设提学使，先君挚友乔茂萱丈树枬为学部尚书荣庆所信任，故拟定先君为湖南提学使。是时熊秉三丈希龄适在京师，闻其事，即告当局谓先君必不受职”。散原拒绝复出的背后自具己见：“未几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坚拒议员之职。尽管袁世凯使散原诸知友百般相劝以促北上，散原坚持要诸友保证只系故旧聚谈，绝不入帝城，得其誓言方始北游。俗流谓散原反对立宪殆由此。自此，散原自号“神州袖手人”，自绝于俗世政治。清帝逊位后，散原尊敬备至的老师陈宝琛欲引其相助，也以不会京语为借口而婉拒。
　　从此，中国政界少了一位智士。清末，散原参与南浔铁路事，由政而商，更趋边缘，只关实业，无关政治，为时甚短，但也有佳话流传：自歉无所献替，遂将薪金悉数捐赠金陵刻经处，严于取予如此。散原拒金多次，其中一笔巨款大有来历，因稍乱时序，附记于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散原八十大寿，张元济先生贺之于庐山，五年后痛闻散原去世，为挽诗七绝四首，其三有句云：“衔杯一笑却千金，未许深山俗客临”，注云：“君隐居庐山数年，八十生日时帅有献千金为寿者，峻拒不纳。余同居山中，时相过从。”俗客者、帅者，时亦在庐山之蒋介石也。(据陈隆恪诗、陈小从及张元济子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回忆，时陈寅恪先生亦在，如此则《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中“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悉近最高楼”，吴雨僧先生抄本附注“初次见某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云云，“初次”可商，“深”应同时含“久”意。)
　　心曲三部，立功奏毕。中国文坛却多了一位诗宗。
　　自然不会再有轰轰烈烈，时人笔下的散原已然是“德人儒宗”的形象了。因此，在常人身上的怪事放到散原身上也就成了轶事兼雅事。张慧剑《辰子说林》“韭菜”条：“民国二十二三年，先生腰脚尚健，曾归金陵小住，有以轻车载之往游陵园者，出中山门，见道旁秧田成簇，丰腴翠美，先生顾而乐之，语其车中同伴曰：‘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也长得这样齐整！’闻者大噱，以为先生故作谐语，而先生穆然，盖真‘不辨菽麦’也，其心地浑厚质朴如此。”散原对五谷了无兴趣，大致也是当时士风。同书“近视眼”条所记录者更为匪夷所思：“散原先生晚年，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事：尝取一病蝇置案上，徐观其动状，久久不倦，此种实验精神至为难得。陈先生诗虽作哲谈，亦不反对科学，实为诗人之真正修养，值得吾人之师法也。”
　　世人至有称散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张慧剑语)，石遗自视虽极高，犹称“江右诗家，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视海内”，然世人多以其诗为属江西诗派，实未必尽然。上引《辰子说林》“韭菜”条下记曰：“尝与其门人故胡翔冬教授谈：‘人皆言我诗为江西派诗，其实我四十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而众论如此，岂不冤哉？’”言散原诗，大致以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余虽喜为诗，顾不能为伯严之诗，以为如伯严者，当于古人中求之。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非可列之江西社里也。”为知言。被归入江西诗派者多不自承，与散原同列此派宗师之郑孝胥、陈石遗亦然，其中恐有待发之覆。
　　散原以文章道德为世所瞻仰，自可见之于时论。张慧剑上引书“四公子之结局”条云：“此老当艰危之际不漓所操，不惟郑孝胥辈泉下相见无地可自容，即陈弢庵、陈石遗等对之亦有愧色”；“韭菜”条云：“不仅学力精醇，其人格尤清严无滓，足以岸视时流。寇陷北平，先生困居危城，音问断绝，而时论不翳，使在他人，且不免疑谤之交集矣”，语力极重，既有此言，何庸他语？散原数拒游说者，自不负士人气节。
　　老人晚年多病，见于文人笔下者有嗝疾(据张慧剑)，“水厄”(即前列腺炎)，张元济有诗“自古文人多水厄”，自注云“义宁陈伯严、嘉兴沈子培二公均患此疾，且均在高年，时发时至，但终以此疾致死。”自注末句不确。一九三二年一月末，散原系心松沪抗战，“报至则读，读竟则湫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陈三立传略》)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日军人北平，散原疾发，拒不服药，又不进食，于旧历八月初十弃世。时年八十五。(汪荣祖教授《陈寅恪评传》系以日军人城二日后，显然缘未辨阴阳历而误。)
　　散原往矣，当年的四公子至此无一存者。谭嗣同被戮菜市口，丁惠康呕血而亡，吴保初穷至无钱买药叫号而绝，皆在散原之前。还要算散原晚景稍优，亦享大年。只好倒托翁之语意作“其幸各异，不幸则一”了。呜呼！当时倒确有人以谭嗣同与散原比之两位旧俄贵族文人，以谭拟普希金，而正以散原拟托尔斯泰。张慧剑评曰：“先生之一生成就为旧诗，旧诗在文艺领域中封疆太窄，且远离一般社会生活，自不能如托氏作品之发生广大效力。第吾谓两人有似处者，则节取其一点，先生亦为一浓厚之人道主义者，其诗中满含悲悯之旨，惜陈义过高，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耳。”所评甚当，惟以旧诗为散原一生之成就，颇代表了由当时至今人们的看法，失之太窄。欧阳大师之语“寓于诗，而亦不能以诗人概也”最为允当。
　　在中国，德业尤赖文字而传，诗传情，文载道。文章更为立德之要具。就文章而言，散原亦称圣手，其思想正在其中得以充分表露。现略加钩辑，不仅可见陈寅恪先生思想最直接之来源，更可见散原之所以不朽者，固不徒由诗文之道而已。
　　散原论学特重本原统系，于学术史特有己见。《船山师友录叙》云：“周衰，七十子之徒既殁，道术坏散。战国之际，纵横怪迂之变益纷然淆乱，莫可统一。汉兴，表章六艺，儒生朋兴，掇拾大谊。越千年而有宋钜儒出，益究其说，道寖彰显矣。其后颇复瞀乱，寖失其真。元明以降，代承其弊。国家肇基，黄氏顾氏之伦乃倡言复古，综览百代，廓绝流寖冘，厥风大醇。然其所明，典章、文献、制作、道法之迹而已，而大道之要、微言之统，未暇明也。于时衡阳船山王先生，并世遗老，抗其孤敻卓犖之心，上契圣典，旁包百氏，蒙者发之，滞者通之，天人之蕴，教化之纪，次第昭列。自孟、荀，朱子以来，道术之备，于斯为盛。”令其心折之统显为孟荀朱王。又由于特重独立，所以尤不喜李斯，直叱其“阿世逢君，背其师说，倒行而逆施之。”(《读荀子五首之四》)于韩非，虽然亦加以抨击：“贵刑名，上功实，裂仁义，绌贤才，隆主之势，排斥大臣，左右朋比，一决于法术”，但因“自秦以来千余岁祖非之治，时取得小效。戎夷崛起盛强，尤与非术相表里，”乃发“岂其世变相类，有不可得二废者欤？”转以为“非之言‘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此所以乱’，盖莫之能易也。”(《读韩非子二首之一》)于墨子，更以为与孟子有相通之处：“兼爱者，墨子之大道。墨子知人之爱人也不若天之爱人，故欲法天；知人之爱人也不若人之爱己，故欲同己。所谓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非耶？故孟子言仁义以塞天下之利，墨子言兼爱以矫天下之自私，其趣一也。”(《读墨子》)
　　散原持心道学治统一论尤力，其说较修齐治平论实高出一筹，其说云：“圣人之心为道，道为学，学为治。学也，道也，治也，皆生于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奈何？曰乐以终始而已矣。……儒者外乐以为心，外心以为求圣，于是道异学异治亦异，此古今升降圣俗之大辨也。”(《读论语四首》之一)散原历来认为道术互为表里，以经世致用为指归，特为强调士大夫应具参与社会政治时务之意识，乃至以身为天下先。所以虽然认为老子“不为祸殆，不为福先”及“不敢为天下先也”是“明天人消息……熟于衰世情伪”，却仍然不以韩退之称柳子厚勇于为人不自贵重之语为然，“吾恐灰志士之心，塞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之义。”(《书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后》)由是，散原自然亟亟以立纲纪、变士习为要务了。下一段话就至为痛切：“窃闻临难毋苟免，食其禄者忠其事，天地之大经，圣贤之遗则，通之百世而莫能易者也。盖人之生也，有羞恶之心，有不甘不屈之气，根于性，立于义，发于诚，明于分，依之则为人，违之甚或自陷于禽兽。当大难，临不测，若皆泛泛然拱手委之，君谁与赖？国谁与捍？民谁与保？……故欧阳公于其史最反复伤之，引以为鉴。且匪徒中国而已，彼环海之国不一，虽法制或歧，教俗或异，然使官吏不死职，将士不死绥，宁有存立盛强可指称者耶？吾国新进学子驰观域外，不深察其终始，猥猎一二不根肤说盛倡于纲纪陵夷士气委靡之后，以忠为戒，以死其君为妄，溃名教之大防，绝彝常之系统，势不至人心尽死，导而成浮游之奴虏之国不止，为祸之烈，尚忍言哉！”(《南昌东湖六忠祠记》)散原所以有“辛亥之乱”语，即因由其而“天维人纪寖以坏灭”。(《俞觚庵诗集序》)
　　对当时士大夫徒守空文，枉逞意气，以致负智能干才者备受掣肘束手无策，散原自有切肤之痛，以为其根由在于“盖忠良不据于其心，而无宁静澹泊之天怀为之根柢……本不立而俗不长厚。”(《廖笙陔诗序》)散原自己历来不依不傍，极其反对士人挟私互相攻讦：“类曹好曹恶异同攻尚之习，竟以为胜，非君子之所汲汲也。”
　　处于四夷逼迫之时代，散原对中国传统的务本抑末之说可谓深恶痛绝：“贵农而贱商，……群安于陋简，终以自蔽。逮四裔通互市，挟其智术攘以万钧之力，形见势绌，益扰靡穷蹙不可救。”(《钱塘胡君墓表》)在视“士大夫学术论议亦以日殊异”为理所当然之同时，更汲汲以为：“夫习其利害，极其情变，所以自镜也。蔽者为之溺而不返，放离圣洁，因损其真。矫俗之士至欲塞其目闭目，摈不复道。二者皆惑，非所谓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者。”(《振绮堂丛书序》)
　　就各种尝试之论而言，散原在细考其实兼及己情后尤不值民权与宪政之说，认为二说都不适合中国。其论民权曰：“余尝观泰西民权之制，创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论者或传其溢言，痛拒极低，比之叛逆，诚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谓决可骤行而无后灾余患，亦谁复信之？彼其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以为义和团以空拳对两洲七八雄国，惨遭屠害，其原因在于一二大臣之专制，不关垂拱之明圣，因此“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维君权之蔽，盖天人相应，穷无复之之大势备于此矣。”(《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至于宪政则径以其“削足适履”。(《祭于晦若侍郎文》)
　　无庸讳言，散原之思想亦充满矛盾，其说自有迹近迂腐者，也不必为之讳，然而，后人未必能予以同情之理解，似乎也未必真有批评之资格。散原之说自有历久而弥新者：“世之恒言曰‘有治人，无治法’。陈三立则曰：‘有治法，无知人。’盖所谓治人者，皆出于治法所由然，使之不得不为治人者也，……幸而偶有其人也，遂偶有其政也，易一人则未可知也，亦叹其为暂而危。”极力反对“贸贸然寄命于不知谁何之人”。(《杂说》一)
　　纵观散原一生，意气奋发有之，运筹帷幄有之，惊涛骇浪有之，愤世嫉俗有之，黯然神伤有之，诗酒酬唱有之……，这固然是个人之历史，同时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叶之中国史，折射了传统贤士大夫由中心到边缘之历程，无可奈何自不必言，于国家民族福焉祸焉，又有谁人忍言？不禁又使人想起竟无大师语：“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回肠荡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