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同的眼光

　　一种文化中最习以为常的部分往往隐藏着它最本质的密码。为什么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而西方人却名在前姓在后？为什么中国人记时顺序是年一月—日，而西方人却是日一月一年？为什么女娲造了一群无名无姓的人，而上帝却造了有名有姓的一男一女？这些不为人注意的问题到了杨义的笔下，便成了揭示中国文化的密码。
　　中国文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国人观照世界的方式，它的“第一关注点”往往是整体性而非分析性的，在杨义看来，任何具体的个人和事物都首先必须放到宇宙的大框架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象征家族的姓自然就在象征个人的名之前，表示四季大循环的年必须在表示小循环的月和日之前，群体的诞生呢，自然也就要早于个体。
　　这种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小说的构架。以几大才子书为例，每部都要从宏观的天地时空开始，以“究天人、通古今”为己任，在叙事谋略上将天道与人道相对应，而叙事过程中的每一点则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中蕴含着特殊意味的一点”。(41页)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的卷首词是具有道家色彩的复调，正文以那句脍炙人口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始，再来一番表现天人感应的狂风青蛇异相，才言归正传说到张角这个个人。《水浒》第一回也是说天论地，经洪太尉张天师引出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才讲到开封府浮浪破落户子弟高俅 其人。《红楼梦》更是从女娲补天说起，顽石通灵，几世几劫，方引出空空道人和甄士隐来。如此“叙事元始”确为中国小说与众不同之处，不像西方小说开门见山便是一人一事一景。作为天地根本、万物通则的道，乃中国思维中的纲领，叙事也首先必须提纲挈领，由道统统领，具体的人事才能具有意义。杨义注意到，林琴南在翻译西方小说书名时，有意将人名改去，使它们符合中国习惯，于是《艾凡赫》成了《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大卫·科波菲尔》成了《块肉余生述》，《堂吉诃德》成了《魔侠记》，想来《汤姆叔叔的小屋》也就因此成了《黑奴吁天录》。个体被转化成群体中的一员，中国人才认为有了被接受的价值。用这样的眼光再来看中国的叙事，果然便看出新的意义来了。
　　中国人学西语，都对时态感到麻烦，因为汉语是永远的现在时。根据杨义的分析，汉语的这种时态的非原生性同样来自我们民族思维的整体性特点。由于文字与天人之道相通，而道是全时间的，因而必须用全时间的语言形态来表达。这种“永远的现在时”反过来又是“对语言的一种解放”，使之具有“沟通瞬间和永恒、出入天道和人间的功能”。(179——180页)汉语本身这一超越“历时”、表现“共时”的能力使中国的叙事又具备了在时间意识和处理上的种种特点，如《儒林外史》涉及到一百余年间分属不同辈分不同群体的人物，但自始至终的现在时使这些人物能共存于同一文化精神“时间”中，超越了现实时间和心理时间的藩篱。杨义如能继续探究下去，一定能解释更多的显而易见的不同，诸如为什么西方造人的上帝是男的，而中国的女娲却是女的？为什么西语中名词有阴性阳性，而汉语中却没有？
　　析异同于比较，该是杨义书的又一个特点。他在结构篇、时间篇、视角篇和意象篇后，又专写了评点家篇，可见他十分重视中国评点家对叙事学所作的贡献。然杨义从中探出的消息却是金圣叹说不出的，因为金圣叹没有西方的叙事作为参照。异同是在比较中发现的，中国的文化特点也只有在对照西方文化时才能发现，正如一个没有学过外语的人是体会不出中国时态的非原生性的。
　　记得几年前读到一部荷兰人高罗佩著的《狄公探案》，一个西方人把中国的公案小说写得如此悬念紧扣，跌宕起伏，引起了我对公案小说的兴趣，于是乎又找来《彭公案》，但一章未完，便觉不堪。究其不同，倒不只是在情节安排、破案手段之类细节上是否引人人胜，而是指导这一切的意识使人厌恶反感。什么杀身救主的忠仆如何把自己的女儿杀了，什么千古贞烈女子如何在未婚夫死后非要嫁到婆家去，如此忠孝节义实在让人神经紧张，哪里还能放松消遣？而《狄公探案》出自一个现代西方人之手，便免去了这些封建糟粕，贯穿其中的意识便可以接受了。看来血液中果真能渗透思想，莎士比亚的剧本大多有原材料，但一经他妙手改写，便闪耀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的光彩来。
　　比较除中西外，还有古今，眼光不同了，也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电视剧《水浒》看到最后，观众个个感到窝火，好端端一个水泊梁山，全断送在宋江手里了。这结局凄凄惨惨，但全然是自作自受，难怪金圣叹要腰斩水浒，批道：“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115页)其实就算截到七十一回“英雄排座次”，中国特有的文化密码也已经包含其中了。农民起义开始时称兄道弟，不分贵贱，但一旦形成声势，内部已经是一个小朝廷了。名次排完，便只有老大说了算，不管是对是错，其他人只能服从。倘若梁山英雄不以大哥的意志为意志，对招安来一次投票表决，那么即使失败也还能留下个悲壮。宋江的忠君，好汉们的哥们义气——梁山隐藏着中国农民起义的文化密码：思想限于忠义，决策缺乏民主，想有新的建树，谈何容易。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包含着视江山为私有的思想，却又说什么“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构成中国文化思想中一对难解的矛盾。
　　中国长期的科举制度以文章选拔人才，最后形成八股文这样一种极端的形式，它从形式到内容都紧紧地框住了读书人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也同样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密码系统，从官样文章到不传达任何信息的套话，可谓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如此厚实，生于斯、长于斯，外在的东西就已经化成内在的东西了，其中的密码啊、基因啊，也都继而承之。如果不对照其他文化反观一下，就无从认识自己。
　　中国近代闭关锁国多年后，终于学会了睁眼看世界，也慢慢学会了从世界来反观中国。目的不应仅仅是知己知彼，更要自尊自立。杨义对参照借鉴西学以立国学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书中第一句话就是“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近年来许多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在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会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现象在它们的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指头’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正是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杨义才苦下功夫，吸收西方当代叙事理论，反观中国漫长的叙事传统，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用丰富的名著实例，写出自己的中国叙事学。
　　当代西方文坛忙于营构理论，真可谓风向多变、主流更迭、各领风骚。它们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批判，颇有挖祖坟之势。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正是西方文化传统本身为这些思潮作了铺垫，也就是说，这些思潮仍然不过是活跃在西方文化传统的范围内，与其说它们从根底上动摇了西方文化，倒不如说起了弥补裂缝与不足的功能。这些思潮包含着很多创新与合理之处，对我们的思路会有启发，拒之于国门之外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也不必随风而舞、盲信盲从、奉为圭臬，“大师”们不是也在彼此批判吗？他们自己不也还在经常更正发展吗？我们为什么不该使用自己的头脑对之进行一番“参照、质疑、驳难、汲取”(3页)呢？否则人云亦云，永远不会有平等对话的地位。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解决的是物质的问题或对物质的认识。自然与物质不分国界，中国没有的东西引来就是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而社会是历史形成的，各具特色。不懂自己的历史，不懂自己的社会，很难定位正确。不问语境，将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食洋不化，闹出笑话还是其次，误导了又是付不完的学费。一个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讨论，但不同的层次涉及的是不同的层面，彼此混淆就有可能引起思想混乱。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层次上说语言只是符号，本身没有固定意义，完全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是很有新意的。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说什么话都没有意义，那就荒唐了。对语言交流的可靠性穷追不舍，也许会发现大家都不过是在猜测别人的意思，一句话完全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但千百年来人们也毕竟还是在用语言进行着有效的交流。世界上的事情在一个层面上有道理，到了另一个层面就未必有道理，不顾条件背景的搬用其实正是违反了结构主义强调语境的思想。如果中国人用中文写了供中国人读的文章中国人都看不懂，那起码文章传达信息这一基本作用就没有起到。对国情疏隔，文章就会缺乏历史感，如同大洋上飘来的浮萍，少了点什么，这“什么”就是根基。
　　近代中国有过“西学中源”的一派，凡西方的东西，都要进行一番源自中国的考证，以便自豪地说一句“天朝自古有之”。这种研究现在已经不大有人做了，中国人也有足够的自信来承认别人的先进了。但另一种极端也不是没有表现，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负和自卑原本是一种心态的两种表现。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学并不落后，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未能在国际上引起应有的重视，其中一条就是缺乏理论上的梳理总结。有意识地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开拓思路，以数千年辉煌的中国叙事文学为基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就我目前所见，杨义的书还是第一本，故堪称《中国叙事学》。
　　(《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