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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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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中国的大家庭
栏目
品书录
作者
钟年
期数
1999年01期
在讨论中国传统家庭或进行中西文化对比时,大家都说中国是大家庭制,西方是小家庭制,以此为基础,还可以作出许多推论,进而总结出文化的特性、民族的特性等等。并没有几个人去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在历史上是不是真是实行大家庭制的。
所谓大家庭或小家庭,是社会学中讨论家庭结构时的用语。小家庭的学名是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指一对夫妇与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形式。与之相对的大家庭的学名是扩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指一对夫妇与其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形式。从世或代的角度看,核心家庭顶多是两世,扩大家庭却是超过两世的多世同堂。
用上述世或代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多大家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文献典籍看,中国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不乏关于大家庭的记载。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九“累世同居”条,举了《后汉书》中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等例子,指出“此风盖起于汉末”。累世同居的纪录见于史册者有十几世乃至二十几世的,其家庭人口成百上千,如上引赵翼文曾介绍:“江州陈氏宗族七百余口,每食必共坐;犬百余亦共牢,一犬不至,群犬不食。”人犬皆同居且都讲礼数,真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中国实行大家庭制和中国存在过大家庭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前者说的是大家庭的多寡,后者说的是大家庭的有无。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大家庭占到多数时我们才说这社会是实行大家庭制的。
这个问题终于被一些接受了近代科学思想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到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最初追究数量问题的主要是西方学者。台湾学者陈宽政、赖泽涵二位先生在一九七九年发表的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我国家庭制度的变迁——家庭形式的历史与人口探讨》中就依据西人Buck、Tawney、Gamble等的研究,指出我国自汉代直至民国为止的家庭平均人口数是在五至六人之间,可见一般以为我国社会是以大家庭制度为基础的看法是错误的。
数字是一种强有力的证据,用上了历代的户口统计资料,中国历史上是否实行大家庭制的问题大概就有了定论。上述陈、赖二先生论文中的结论代表了中国家庭研究领域多数学者的意见,自身也成了被引用率极高的文献。
户口统计资料的运用确实使对中国家庭的研究进入了一片新天地。可问题是,家庭平均人口数与家庭类型是一码事么?严格地说,与户均人口密切相关的是家庭规模,却不一定是家庭类型。近来,认为中国的家庭类型历来就是小家庭占优势的观点又受到了质疑。一些人类学家经研究后指出,仅以每户平均人口数来说明家庭类型是不准确的,在台湾等地的田野调查表明,这样一个平均数与家庭类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有时也许核心家庭在户数上占的比例较大,可人口总数上反倒是扩大家庭包容的较多。因此,大家庭制既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同时也是社会上多数人的潜在愿望,只要环境的条件允许,大家庭的形式随时可能普遍出现。
令人感到有些汗颜的是,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又主要是西方学者。据李亦园先生在《文化的图像》一书中介绍,自六七十年代以来,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孔迈隆(Myron Cohen)在台湾高雄美浓镇的一个客家村落开展调查,从人口统计资料中看出,该村夫妇家庭(即小家庭)的户数虽接近总户数的一半,但人口仅是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略强,而联合家庭(严格意义上的大家庭)的户数还不到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其人口数却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其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对台湾北部海山区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户籍登记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四十年间此地区大家庭约占户数的四分之一,而大家庭所包含的人口则接近二分之一(其中有的年份已超过半数)。此外,在家庭平均人口数上,武雅士指出海山地区仍基本在中国各地的平均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科学研究中的统计方法十分重要,但统计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对量的把握还要与对质的认识相配合,二者不可偏废。在对中国大家庭制问题的认识上,从只凭印象到讲求数量是一大进步,从讲求数量到深入了解这数量所反映的内容也是一大进步。有关中国大家庭制问题的议论,由于各人对家庭类型的划分存在差异,也由于相关资料的不够充分,或许一时半刻还难以达成统一的认识,可在问题探索过程中的曲折反复,相信会使人们对方法的运用获得不少新的感悟。在了解了人类学家的成果后,起码人们在今后遇到用家庭平均人口来说明家庭结构这样的问题时,会变得更加审慎一些。
(《中国古代的家》,王玉波著,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一九九五年六月版;《文化的图像》,李亦园著,台湾允晨文化实行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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