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小议鲁迅与胡适

　　《读书》杂志去年九月号上，发表了王得后等学人讨论林贤治所著《人间鲁迅》一书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十分激动。可惜在昆明的书店里，我还没有看见《人间鲁迅》一书，不然会马上去买一本来读的。
　　《读书》的文章让我激动，是常有的事。但一些问题，要么比较专业，要么在我的师友中，找不到恰当的人可以谈论，所以我的激动，往往是自己折腾一番后了事。而这次的激动不同，因为许多人都关心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评价鲁迅的问题；许多人都关心，鲁迅去世后的六十二年中，他是被怎样折腾、被利用的。
　　《读书》中各位学人关于鲁迅的观点，我大体上是同意的。他们说出了我等想说而又没有地方说的话。说到这一点，又还得要感谢《读书》，按我的话来说，她是我们的“良心”。其实，关于鲁迅的诸如此类的观点，是很多学人都有的，只是没有机会或没有胆量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说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能说出来或要有机会说出来。当然，要把一个事情有理有据地说清楚，也只有掌握材料并有研究的人才办得到。这是读后感的第一点。
　　文章最让我震动的有两处。一处是诗人牛汉先生发言中的一段：“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鲁迅，对鲁迅感兴趣的？冯雪峰跟我说，长征以前在瑞金，瞿秋白那时是人民教育委员，冯雪峰是党校校长，毛泽东当时没有权。他们三人几乎天天见面，喝老酒发牢骚。这个时候，通过冯雪峰和瞿秋白，毛泽东才开始注意鲁迅，但他一辈子不理解鲁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冯雪峰一起住牛棚。——他很寂寞。他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冯雪峰一辈子憋在心里的话，到晚年说出来了。——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为了节省篇幅，这一处只引用原文，省略感想的铺陈。
　　另一处是王得后先生的发言中，根据意思引了鲁迅说的一句话：一个奴隶挣扎，挣扎没有成功，不过还是奴隶；如果他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点来赞美抚摩，那他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的原话出自《南腔北调集》中的《漫与》一篇：“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
　　鲁迅的这篇文章，我上学时是读过的，但那时我年幼无知，并没有读懂其中深意。现在，我终于读懂了，鲁迅是多么深刻啊！他一箭射穿了二千年来，弥漫在我们心灵中的意识形态的迷雾，二千年来，奴隶们的确是被赞美、抚摩得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的。只是念几句歌词，看客们就会明白的：什么民为贵，君为轻；什么人民当家做主；什么一些人是真正的英雄，而一些人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什么文学要反映人民的疾苦，要讲真话；什么淳朴、善良、古拙，勤劳、勇敢、智慧；什么衣食父母；什么文艺家的良知。我想，我们的文论家，文学史家，我们的教授，我们幼儿园的阿姨，我们中小学的领路人，不就是鲁迅说的精于赞叹、抚摩的那种高手吗？我们的文艺理论、文学史，不就是在不断地赞叹、抚摩中形成体系的吗？
　　我想，许多有“责任感”的反映论者，对我们这些“人民”，这些“群众”，这些外延无限大，而内涵等于零的“词”，赞叹、抚摩起来，确实是非常惬意的。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一篇中写到：“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现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中国的宴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
　　感想的第三点，是鲁迅与胡适相比较的问题，这是我想多说两句的。我认为讨论会上的一些学者，有抬高鲁迅而贬抑胡适的倾向，这一点非常危险。
　　林贤治先生说：“我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王富仁先生说：“为什么胡适没有被利用呢？可以说，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无力的。当然，他有自己的主张，但他没有强有力的力量来贯彻自己，来获取群众。”
　　由于我没有读过林先生的《人间鲁迅》，所以不知道他持什么理由，得出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宜评价太高的结论。然而，王富仁先生说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由于胡适被他定位在学院派上，学院派的思想又是无力的，所以获取不了群众。看来王富仁先生是一个“走群众路线”的人。就从这一点看，王先生的观点在我国广大的“知识人”和人民群众中，确实具有代表性的。
　　扯得远一点，拿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来比较，集体专制的祖师爷中的一个大人物，是敬爱的卢梭先生。不过，祖师爷比较谨慎，认为集体专制的路线，也只有在当时的日内瓦社区，或古雅典那样的小范围内实现才有效。而以王先生为代表的人士，恐怕以为在大国实行集体专制路线，也被历史证明是可靠的了。
　　在笔者看来，任何把鲁迅划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立面的行为都是可怕的。事实上，把鲁迅划到胡适等人的对立面，正是鲁迅被长期利用的出发点。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对鲁迅认识的两种观念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把鲁迅看做是唤起民众的革命者——实行集体专制，必先唤起民众；二是把鲁迅的文学，看作是从奴隶身上找出“美”点来抚摩、赞美的文学，把他看做是批判现实主义者或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事实是，从鲁迅的一生来看，这两点都是他不能同意的。
　　毫无疑问，鲁迅在解构国民的劣根性，在抨击时弊方面，其作为伟大作家的深刻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但与胡适之相比，鲁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是个看不到前途的人。尤其在政治发展的格局方面，他是不清楚的。胡适则不同，胡适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事实上，当时的情况是，这位“学院派”在政治、学术等领域，在青年中的影响，是超过了鲁迅的。鲁迅不是在野党的一员，胡适也不是执政党的跟屁虫；鲁迅没有“拿卢布”，胡适跟国民党当局、跟蒋氏父子也是貌合神离的，五六十年代仍然如此。
　　值得思考的是，用专制手腕“整”过胡适的，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胡适一九二九年发表《人权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激怒了当局。他被迫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北上北平。他乘的是火车，几乎没有人敢送车，也没有人敢接站。在火车上，当局的爪牙还派了两个持枪的军人去恐吓。而共产党是从来没有“整”过他的，在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时，还派人去城内挽留他，并许诺让他继续当他的北大校长。但胡适却坚定地乘国民党的飞机离开了北平，同机的还有陈寅恪先生一家。直到五十年代，共产党邀请居住在美国的胡适回大陆未果，才掀起了批胡运动。要是适之先生真的天真地回到“怀抱”里来，那么后果是很清楚的，郭沫若同志们对待胡适，何必还要看他的什么表现！
　　胡适之那么义无返顾地跟随一个曾经“整”过他的失败者，难道是考虑到民主自由的多少或有无的问题吗？是他害怕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在赴美的船上，写下的《<自由中国>社的宗旨》一文中说的那样“有计划的铁幕恐怖”吗？他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中说：“真正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第一，这是激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是企图强制划一，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
　　关于胡适的思想及影响，可惜在短文中不能铺开来谈。但短文谈这些，已足于表明我的观点，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胡适的评价，至少不能低于鲁迅。如果仍把鲁迅置于胡适之上，那么我们仅仅只是批评了周扬所代表的那个过去，谁敢肯定我们不是新时代改头换面了的周扬呢？
　　在我看来，不管是老周扬，还是改头换面的周扬，都是集体专制下学舌的鹦鹉。而胡适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则不同，假如要寻找他的思想的祖宗，那么我们仍然可以从法国启蒙运动时代找到，他们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伟大典范伏尔泰，以及现代文明制度奠基人之一的孟德斯鸠。这些思想家，对以“人民”或“群众”的名义吃人的集体暴政，都是深恶痛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