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识、权力与“现代化”发展论述

　　自七十年代以来，经历了越战、石油危机和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等一连串事件之后，在低收入国家以至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滋生了对现代化道路怀疑甚至批判的思潮。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出现的种种社会恶果，包括贫富不均、不断增长的失业人口、环境破坏、种族冲突、政治迫害、军备竞赛、战乱和政治恶化等等，变得愈来愈明显，使人不得不正视现代化发展的合理性问题。甚至在过去十多二十年间，沉醉在安定繁荣和高速增长的乐观情绪之中的东亚地区，九十年代末金融风暴之后，也被迫要正视“现代化”发展的局限。
　　在世界各地竞相“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关于发展的论述越来越只剩下“现代化”理论或它的变种；“传统的”、“原住民”的有关发展的知识，备受排挤以至消音。这种知识的垄断局面，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局限逐渐显现，也同时受到质疑。
　　马格林夫妇(Frederique Apffel Marglin和Stephen Marglin)在一九九○年和一九九六年编的两本关于发展与知识的文集，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代价，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尝试在西方式的发展主义以外，寻找另类生计存活的可能性。这两本文集所关注的，并非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也不是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而是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如何破坏第三世界的传统知识系统，和与此紧密相连的传统生计和文化活动。
　　这个特殊的关注点，引用九○年出版的文集的作者之一班鲁锐(Tarig Banuri)的说法，正是为了摆脱主流论述的“维持范式”(paradigm maintenance)策略。所谓“维持范式”，就是在面对外来的批判时，主流的范式(例如现代化理论)另外发展出一种不痛不痒的内部批评，或把问题转化，磨掉来自外部(例如环境保护运动)的批判力量。将现代化发展引申出来的问题，约化为纯物质利益分配(包括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例如把“自由”、“人的解放”等诉求转译成公平收入分配和扶贫等人类基本需要，正是一种“维持范式”的策略，因为强调这些基本需求，就只能针对发展的后果，而非发展的过程和方式本身。换句话说，还容得下现代化发展模式自我修正。
　　班鲁锐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主流发展论述的“维持范式”的几个案例。例如，面对兴起于六七十年代，对现代化理论强烈批判的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主流论述的回应，一方面是强调天然的不平等，例如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的差异，以消解依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强调的中心地区剥削边陲地区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提出要强化边陲地区政权的政治经济实力，以改变依赖的局面，或导致依赖发展(dependency development)的出现，也就是晚近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说法。而对于来自环境保护运动的批评，主流发展论述的回应，是把现代化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定义为管理主义的问题，是能够通过加强政府干预，或以市场运作便可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种强调后果而非过程的策略。
　　针对主流发展论述的“维持范式”策略，班鲁锐等人展开了更彻底的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批判。班鲁锐采取的，是对现代化发展模式大拒绝的立场。他认为原住民在西方文化入侵以前的生存情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引入，却迫使原住民要分散精力，以应付和抵抗外来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宰制，而不能集中精力于正面追求他们自身定义的文化社会目标，这是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大的祸害。他认为只要让原住民自己决定如何发展，尽管他们也会犯错，但与引入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不一样，原住民不会不断合理化他们自身的错误，而是会从错误中学习。毕竟，原住民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最不同之处，是后者就像追逐野兔的猎狗，它的奔跑只求一顿晚餐；而原住民却是野兔，在生死线上求存奔跑。
　　班鲁锐的立场，特别是他对原住民原初生活的完全接受，和对现代化发展的完全排拒，并非无可争议。事实上，文集内其他作者(例如S.马格林和阿帕多拉伊)在批判现代化发展主义之余，就没有完全接受一种传统主义的立场。
　　S.马格林在一九九六年的文集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的一个支点，是承诺科技的进步能为大部分人带来富足。只要在农业部门内引进高科技(例如“绿色革命”)，人们的生活状况便能逐步改善。对这种现代化观点，S.马格林提出质疑。不过，与以往的批评不同，S.马格林并非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或分配不均等角度来批判农业科技化。不少对现代化持否定态度的论者，都曾指出高科技农业会导致过分使用化肥农药，引致环境污染；大量用水又会使水资源耗尽；杂交谷物减少植物的遗传基因；大规模生产方式会对小农不利，导致土地、资金分配不均，甚至引发政治不稳。然而，对S.马格林来说，这些都并非没有争议的结论。S.马格林认为过去对现代化农业科技的批判，并不十分有效，原因是他们错把高科技农业当作是一种一次性的解决方法，而没有认识到科学家处理高科技农业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修正和自圆其说的过程。对科学家来说，高科技农业自然会制造问题，但科学却能生产解决方法，虽然解决方案本身又会导致新的问题。换言之，科学家深信的，并非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而是这种带科学主义偏见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过程。也就是说，是知识的政治，而非科学方法的对错，支撑着现代化科技的统治地位。因此，要彻底回应现代化农业科技，就得要同时针对科学家这种“深信”，以及在背后支持这个信念的各类政治和制度性因素。此外，他认为现代化所导致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和自然生态方面。他所关心的，是现代化知识系统对原住民社群文化生活的冲击。
　　S.马格林提出了一个问题：尽管高科技农业或能增加粮食生产，但把大部分农村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流进工业，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否为了那种无聊苦闷的工业劳动？对他来说，当农村迎进了各式农业专家——植物医生、植物繁殖家、土壤专家、森林专家、农产品市场专家——之日，当农村旧有的社区组织解体之时，农业便由一种生活方式约化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农民变成农业企业家或农工。
　　这种把农民看作为一个生活社群，而非仅仅是与资金或土地等同的一种生产因素(投入)的观点，在马格林夫妇编的论文集之中，处处可见。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阿帕多拉伊(Arjun Appadurai)在一九九○年文集中的一篇文章，引用印度西部一个叫娃迪(Vadi)的农村的案例，指出现代化农业知识系统对农村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单是物质上的，还包括对社群文化生活的破坏。
　　娃迪村农民传统以皮制水桶汲取井水，从事农业耕作。由于资源匮乏，农民大都要分享水井以及作为动力的公牛，这是维系他们社群共同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础。现代化农业科技引进娃迪以后，电力汲水方法逐渐取代动物拉水操作，金属水桶取代皮制水桶。对于大部分没有能力拥有新的电动水井设备的农民，这种替代意味着取消他们的生计，或至少增加了他们日益依赖市场的风险。而往日以制造皮革水桶为生的匠人，也陷于困境。现代化电力科技不单取代公牛动力，同时也取代了农民建基于此的合作生活方式，结果不仅是降低了大部分并不富裕的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导致一种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解体。这种对旧有社群合作生活的破坏，往往是难以逆转的。虽然建基于现代化科技农业的新的社群合作方式将会出现，但阿帕多拉伊认为这种新的合作，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的，而非像原有的是一种强调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
　　对于科学主义的偏见，S.马格林和阿帕多拉伊的文章也分别作出回应。S.马格林首先揭露科学知识运作过程的政治性。他指出“绿色革命”推广的杂交谷物，并非如科学家宣称是由于它们较传统种籽优秀，而是种籽商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取得垄断位置，使农民依赖种籽商的供应。以杂交谷物为主的“绿色革命”得以成功普及，是种籽商、美国政府(农业部)和科学家利益汇合的结果。种籽商要的是垄断地位；美国政府要的是经济利益和冷战的考虑(以大规模生产粮食的承诺来取消共产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科学家想的是社会和学术界的地位。
　　阿帕多拉伊则指出，印度娃迪农村的农户之所以在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放弃使用牛粪作为有机肥料，并不是由于化学肥料较有效率，而是由于一九七二年发生严重旱灾，迫使农户大量卖掉牛只，再加上政府、农业企业和农业专家的压力，使有机肥让位于工业化肥，同时也使得传统有机农业的知识流失。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让科技专家取得了垄断有关发展知识的地位，而这种专家的知识霸权，所依据的并非是知识本身的真伪，而是独特的、与现代化模式吻合的政治操作方式。
　　针对科学家对“问题—解决—问题”循环自圆其说过程的“深信”，S.马格林和阿帕多拉伊不约而同地提出相似的回应。他们指出，现代科技专家的知识系统，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是众多知识系统的其中一个。问题是这种现代科技知识系统往往要取代其他(例如农民或原住民的)知识系统，把农民或原住民的文化社群生活，约化为纯技术性的问题，只剩下一种科学家或工程师的答案。但这种科学技术的答案，其实无法处理农民复杂多样的文化社群生活。根据S.马格林等人的看法，所有知识系统都必然嵌入社群生活之中，现代化科学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想抽离于其特定的社会脉络，成为凌驾一切的普遍真理。因此，保护农民或原住民的非现代化知识系统，并非仅是怀旧的浪漫主义，而是恢复或增加农民和原住民的知识和文化生活选择的重要策略。
　　这里讨论两个相关的例子，一个是关于印度传统医学知识对当地社群的重要性。F.A.马格林、南迪和维斯瓦纳达(Ashis Nandy and Shir Visvanathan)在马格林夫妇编的两本论文集的文章中，分别谈及现代化论述如何排拒传统医学知识，把人体纳入科学主义的知识/权力宰制网络之内，使本来是一种个人以至社群所经验的病苦和治疗过程，逐渐为一种大规模和有计划的现代化医疗工程取代；使人体化作一堆医学统计数据，变成由庞大的专业医疗人员队伍和复杂的科层体制监控的对象。在成为一种实证科学技术的同时，西方医学也愈来愈缺乏自省的能力。西方医学能够反省的，仅仅是专业医护人员的技术，而非医学知识赖以建基的哲学和文化假设。
　　西方医学往往指斥传统的医学知识为迷信，而看不到后者所根据的，是对疾病的性质和治疗方法很不同的理解。F.A.马格林、南迪和维斯瓦纳达等人以印度为例，指出这些古老的医学智慧，并不像西方医学一样，把疾病和“引致”疾病的细菌病毒，看作为与人类誓不两立的死敌，因此不需研制种种药物，把它们全数消灭；也不会把疾病仅仅归因于病毒的入侵，而是理解为人类与其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要预防和治疗疾病，得同时从改变生活行为和生存环境入手。这些古老的医学智慧，并不将人体看作成可以分割的单位，也不将人体健康与精神文化活动分割，因此传统的医疗过程，往往包括各种社群内集体的文化活动和宗教仪式，它们并非是没有“理性”的“迷信”践行，其所建基的，只是与西方医学所依据的实证科学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假设而已。
　　我们不能只根据两种医学知识的不同哲学和文化假设，来判定谁优谁劣，只有把它们置放于特定的社会脉络，才能审视它们各自的长处和局限。尽管西方医学知识的确在某些方面发挥了一些传统医学无法达到的功能，但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滥用药物导致抗药细菌和病毒增长；过期或危险药物泛滥(在印度无用药物占所有药物的七成，约有四千种在其他国家被禁的药品在印度广泛流传)；治疗成本昂贵，使大部分穷困人口不能受惠等等。这些问题不是改善西方医疗技术就能解决，因为问题根源于西方的医疗制度和运作方式。西方医学知识也没法回应由现代化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紧张生活，因此也不能根治由这些发展而促生的各种疾病。在种种局限下，若仍然排挤大部分农民和原住民一直依赖的传统医学知识，使其流失，不啻是把农民和原住民推入绝境。因此，恢复对传统医学的尊重，远非浪漫的情怀，而是生存必需的策略。
　　另一个例子来自麦科尼(Patrick McCully)在《被消声的河流》(Silenced Rivers)一书中有关防洪和水资源的管理和应用的讨论。
　　麦科尼指出，发展主义论述往往把代表最新科技的大水坝，看作为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最好(甚至是惟一)的方式。但实际上，大水坝的建造，例如埃及于一九五五年建造的阿斯旺水坝(Aswan Dam)和非洲加纳于一九六六年建成的奥科索姆博大坝(Akosombo Dam)，往往是基于政治的原因(作为解除殖民统治后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富强”的标志，同时也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而非仅为达到防洪、供水和发电等目标。问题是，当这种发展主义论述在政治力量支持下取得垄断地位后，很多历史上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另类防洪供水方法，在备受排挤下正逐渐流失。
　　以防洪为例，不少源自农民和原住民的防洪知识，与自然生态环境是融合的，而非要改造自然。例如孟加拉的农民只会对特大的洪水进行必要预防，但对于季节性的水患，却不会视之为威胁。他们会让一些将被洪水淹没的土地成为天然的储洪湿地，变为野生动植物的家，好使不被水淹的地方保留作耕种之用。非洲一些地区还发展出“洪水作物”，在洪水来以前下种，然后以独木舟或待洪水过后收割。这些有三千年历史的防洪知识，却受到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各种现代化发展大计所排挤，愈来愈让位于像大水坝这类高科技的防洪工程。
　　相反，在欧美等地，也许由于对现代化工程的负面后果经历更久，或由于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相对强大，一些被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放弃的传统防洪知识，反而被再次应用。一九九三年美国密西西比河泛滥时，当地的小镇便往山上迁移，把低地留为湿地，而非建坝防洪；法国一个名叫Le Puy的小镇，在一九九四年也成功地迫使当地政府放弃建水坝的计划，因为他们证明了改进防洪预报系统、改善河床淤塞、强化将受洪水冲击的建筑物等，比建坝更为廉宜有效。
　　事实上，极具破坏力的特大洪水，往往是由发展主义本身造成的。现代化发展对森林资源(特别是江河流域的森林)的破坏，是洪水泛滥的根本原因；而不论是由国家统辖的发展工程，还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的市场发展方式，均破坏了农民和原住民社群的原有生活方式和社群关系，使他们相对平等和与自然生态融合的传统知识，相继流失，难以再发挥防洪供水等维持生计的作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马格林等学者批判现代化发展论述的霸权地位，审视现代化进程对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和原住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造成怎样的具体冲击的时候，并非简单地诉诸于传统主义的浪漫情怀，也不是要完全排拒现代科技，而是想跳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在高科技发展与复古的两种极端之外，讨论(现代化)知识的政治，希望通过保护和恢复各类旧有的知识系统，使农民和原住民等广大人口重新掌握生存和发展的选择。
　　研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学者沃勒斯坦曾问：(现代化)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对于在现代化霸权体制中享有优越地位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发展专家，答案自然是前者；然而大部分农民、工人或原住民对这问题的答案，恐怕却会大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专家的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