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走进公共领域

　　一九八九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首次被翻译成英文。这个译本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旋即在英语世界掀起了一场讨论“公共领域”的热潮。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这次没有三缄其口，而是一改以往，再三地提醒人们对他的早期学术思想，特别是早期的政治立场要多加注意。言谈之恳切，语气之庄重，似乎不了解其早期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历程，就休想进入其整个思想体系。
　　根据歌岑(Rene Goertzen)编撰的写作年表，哈贝马斯的写作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二年。我们不妨把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这十年看作是哈贝马斯的前学术期，这期间，他最值得注意的学术作品虽不多，但也不乏影响，大概有这么两方面，一是对他自身后来学说发展的影响，再就是在当时学术公共领域中所引起的关注。代表作包括一九五三年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论海德格尔发表讲稿》；一九五四年的博士论文《绝对与历史——论谢林思想中的歧异性》以及发表在《水星》杂志上的《合理化的辩证法——论生活和消费中的贫困》；一九五七年发表的《高校改革的磨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合著《大学生与政治——法兰克福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社会学研究》；到了一九六二年，哈贝马斯完成并通过了其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标志着他的学术预备期告一段落，进入了学术长足发展期。
　　一九五三年，海德格尔把他在一九三五年所作的《形而上学导论》一字不改地发表出来，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围绕着“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面之广、延续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纪之最。哈贝马斯对这场所谓的“海德格尔事件”一直高度关注，原因较为简单，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曾被海氏的思想迷住，陷得不浅，而海氏的这一举动犹如晴天霹雳，把他的纯真梦幻打得粉碎。若干年后，在一次访谈中，哈贝马斯不无惆怅地说道：“直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出版，我的政治信念和哲学立场还完全是两码事。它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可是，我发现，海德格尔——我曾在他的哲学中成长——竟然未作任何解释就把他一九三五年的讲稿公诸于世，这使我大为震惊。于是，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我当时很幼稚，想这么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怎么会做出如此的事情来呢？”
　　今天读来还不难体味到哈贝马斯当时的气愤和失望。气愤的是，海德格尔到了一九五三年竟然还称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具有内在真理和伟大的运动”；失望的是他所崇拜的这位哲学家，其人格和学说竟然如此大相径庭，招人非议。不过，气愤也好，失望也罢，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发了几句牢骚之后，哈贝马斯还是沉下心来开始认真思考所谓的“海德格尔事件”到底能说明些什么，个中原委能不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一沉思，就是几十年。到了八十年代末，“海德格尔事件”旧话重提，哈贝马斯依然兴趣不减当年，利用为法利亚斯(V.Farias)的《海德格尔和国家社会主义》一书作序的机会，再次大谈特谈。
　　简单的道德责难，恐怕于人于事均没有太大意义。用海德格尔人格上的这一污点，来全盘否定其学说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不理智的，这样做无疑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过，在当时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即使在今天，这种观点也依然还有市场，前不久我在报纸上就读到过国内学人的文章，认为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一提。
　　或许撇开道德这层紧身衣，从海德格尔学说的内在逻辑上去寻找答案，更为可取些。哈贝马斯指出，海德格尔学说说一千，道一万，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当代所面临的一切麻烦，可以说都是因为遗忘存在而造成的。人类死死抓住不放的，只是存在者，而非存在。这样做，等于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
　　然而，人们对此并不自觉，反为自己所得到的蝇头小利沾沾自喜。最让人类引以为傲的是技术。技术全能主义的扩张不仅使人变得狂躁，更使人野蛮。海德格尔深感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面对遗忘存在而导致的世界堕落、诸神隐退，乃至地球毁灭、人类变质等问题，海德格尔提倡要像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样，来一个普世意义上的拯救运动。十字军东征试图用超验的上帝拯救人类，海德格尔则把人类获救希望寄托在了纳粹身上，或者说是希特勒身上。沉湎在形而上学世界里的海德格尔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哈贝马斯的解释听起来不无道理。不过，有道理没道理似乎还在其次。关键是哈贝马斯本人从中吸取了教训，从此坚决反对理论盲目地亲近实践，并且自觉要把工具理性批判坚持到底。“海德格尔事件”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是潜在而深远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也许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
　　《合理化的辩证法——论生产和消费中的贫困》堪称哈贝马斯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文中，哈贝马斯首次用严肃的学术语言来明确自己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从此就已经进入了社会理论领域。文章的主题比较明确，一个是承继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技术的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和灾难是一对双胞胎，人类不可能为了避免灾难而把技术全盘否定，当然更不能因贪图技术进步而无视其负面影响。如何正确地运用技术这把双刃剑，是一个严峻的时代问题，不容忽视。哈贝马斯认为，应当用实践理性对技术加以规范，以便使技术进步真正成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合理化的动力。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一个社会有限合理化的概念，意思是说必须把技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免人性本身技术化。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就是他后来交往理性概念的一个雏形，只不过他把对技术的批判提升到了工具理性批判的高度，把保卫人性空间界定为捍卫生活世界罢了。
　　另一个主题则是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原旨马克思主义偏重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而对消费领域中异化现象关心不够。这就给后来的社会学家留下了可乘之机。以法国社会学家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技术进步促使生产趋于饱和甚至出现过剩，这样就使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因异化劳动而带来的损失可以用消费加以补偿。一句话，过度消费可以弥补异化劳动。哈贝马斯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异化劳动给工人阶级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异化消费的可能性，不如说是消费贫困的现实性。
　　哈贝马斯对用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学说的批判和阿多诺、霍克海姆的启蒙辩证法思想之间的亲和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更一目了然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毫无保留的认同。我们不妨这样来看，哈贝马斯在这篇并不太长的文章中所阐述的两个主题是合二为一的，如果说前者确定的是他的具体论域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他为自己所寻找到的知识背景和理论依据。前者是棋子，后者则是棋盘。今天看来，此时的哈贝马斯的确还是个新手，所执棋子还显得犹豫不决，所选棋盘也不够精致。毕竟，他还很年轻，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依然在孜孜不懈地为自己的思考寻找更具体的对象，更恰当的框架。他想在思想博弈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工夫不负有心人。哈贝马斯的执著思考引起了阿多诺的注意。一个偶然，但更是必然的机会把他推到了法兰克福学派身边。一九五六年，哈贝马斯正式出任阿多诺的助手。从对哈贝马斯自身发展的影响来看，在法兰克福最初几年中有这么几点，我们应当予以重视：首先是方法论。我们一般不太看重哈贝马斯的方法论，这多少有些失策。阿多诺不愧为大师，他首先要求哈贝马斯掌握的是一门方法。他曾经教训哈贝马斯说二手著作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直接面对原著；也就是说，在研究一种理论的历史效果之前，必须首先吃透原著，而且要系统地进行研究。所谓系统地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其次，阿多诺还要求哈贝马斯认真阅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把他俩作为理论出发点。阿多诺不断指点迷津，最终还使哈贝马斯认识到了美国社会学(主要是实用主义)和英国分析哲学的重要性。凡是具有认识论、结构主义和解释学因素的一切，凡是能使人们从内部来揭示客观事物的一切，都成了他的思想资源。总而言之，方法论上的解释学、拿来主义和内在批判，认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综合以及把实用主义引入语言哲学，构成了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三大支柱，而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所要建立的则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一种现代性病理学的理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训练，哈贝马斯遵师命先做经验研究。他接手的第一个课题是和几个师兄弟一起从事大学生政治意识的调查工作。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学生与政治》一书。该书虽非哈贝马斯的专著，但由于他为此次调查确定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对调查结果做出了理论分析，因而人们习惯于把该书主要归于他的名下。
　　按照阿多诺的设想，《大学生和政治》应当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社会学研究，而非社会理论研究。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他们只要作数据调查和经验归纳就足矣。可是，初出茅庐的哈贝马斯哪里把老师的话记在心上，一上来就要给这项研究确定一个理论框架，在方法和内容上尽量淡化经验意义，强调理论的优先性。哈贝马斯的“别有用心”在他为该书撰写的前言《论参政概念》中暴露无遗。尽管哈贝马斯一再声明，他的研究遵循的是“批判理论的原则”，《启蒙辩证法》是他的榜样，然而，我们从中看不出有多少原汁原味的批判理论，更多看到的倒是德国古典社会理论的影子，他所依据的概念也多出自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里斯曼(David Riesman)等人。总而言之，哈贝马斯在这篇前言里并没有完全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政治习性”、“政治趋势”以及“社会图景”等范畴展开论述，而是把论题扯到了民主理论上头，批判起民主法治国家概念来了。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作为一种范型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确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但这并不表明它已无懈可击，美轮美奂，相反，它的每一项成就中都包含着负面的东西，会对现实社会构成致命的危害，使得民主不够彻底。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综观二十世纪上半叶，哈贝马斯得出的结论是，随着资本的越来越集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工人也越来越有组织，国家不断越出与社会之间的界限，直接干预社会—私人领域。国家社会化，或者说，社会国家化，带来的结果是公民虽然生活在政治社会当中，却对政治漠不关心。
　　公民政治意识淡薄，民主也就显得很脆弱。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在贯彻法制、强化民主程序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公民树立起一种民主理想。这样哈贝马斯就把现实中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实践同先验意义上的民主理想区别了开来。他所理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的公民都有充分的意识，自由而公开地参与到国家权力机制中去，条件是公民在政治上必须成熟，在社会上必须建立其一个能够作为沟通和连接国家的公共领域，以便他们在保持个体自律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讨论树立起自己的政治意志。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明确了这些之后，我们才可能或可以来讨论参政议政问题，否则一切参政议政的言行都是虚妄的，没有自在价值的。
　　哈贝马斯把对大学生政治意识的调查问题置换成了如何帮助公民(当然包括大学生)树立民主理想和政治意识的问题，这就使整个研究走了调，变了味，引起了他的老师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不满，从此师生之间摩擦不断，愈演愈烈，直至他们一度“分道扬镳”。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能对这一扭转哈贝马斯发展道路的事件做出一个比较圆满的解释。哈贝马斯本人的沉默，又为这场冲突平添了几分神秘。我想任何传记意义上的解释和个性角度的阐发恐怕都不能说明多少问题。根据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我觉得思想层面上的原因至关重要。尽管在上文的叙述中很容易看出他们在具体方法，即经验方法和先验方法上的背道而驰，但方法问题同样不足为据，因为正像麦卡锡(Thomas Mac Carthy)所说的那样，哈贝马斯并不反对阿多诺他们的那一套经验方法，只是希望在经验方法和先验概念之间能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免不是陷入经验主义的窠臼，就是掉到先验主义的泥潭里，难以自拔。
　　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哈贝马斯对原旨批判理论提出了三点不满意见，认为需要加以修正或追补，即“真理概念以及同科学的关系”、“低估民主法治国家的传统”以及“规范的基础”。先看真理概念。这是现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一个判断原则。理性批判和现代重建首先遇到的还不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问题，而是如何把认识到的事物“当真”的问题。围绕着真理概念，在现代思想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的意识哲学的真理观和以语言学转向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语用学的真理观。哈贝马斯认为，原旨批判理论坚持的是前一种真理观，因而他们无法走出意识哲学的牢笼，他们用意识哲学的概念来批判建立在意识哲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实在是有些尴尬。哈贝马斯主张应当援引大陆以外的实用主义和语言哲学建立一种崭新的真理观，以取代意识哲学的真理观，用普遍语用学来重建现代理解，由此来确定与科学的关系。
　　在政治理论方面，哈贝马斯指责原旨批判理论从来没有公正而认真地对待过资产阶级民主问题，更没有提出一套像样的民主理论。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的全部弊端就在于认为理性已成了一个乌托邦的字眼，丧失了任何立足之地。而阿多诺他们竟然根据理性彻底的自我否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理性在一切政治机构、社会机构和日常实践中，亦即在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中已经绝迹。这样一种彻底的理性批判所导致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否定在哈贝马斯看来不足为取，因为“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宪法制度以及它全部政治机构在形式上的特征显示出道德实践思想和解释的抽象性，与在某种程度上根据道德范畴而包含在传统社会的法律机构和政治机构内部的东西相比，它们肯定要优越得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在民主法治国家里并没有被穷尽，而是很有潜力，关键看我们如何去重新开掘它。
　　如果我们把“真理”和“民主”两个概念看作原旨批判理论的两个关键棋子的话，那么，哈贝马斯所说的“规范的基础”则是他们的棋盘。所谓“规范的基础”，是指阿多诺他们在三十年代起开始苦心经营的“历史哲学的理性概念”以及他们对资产阶级哲学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性概念现在看来有些过时，必须代之以交往理性；理性的实现方式也不能仅靠意识形态批判，还要依赖，或者说主要应当依赖话语伦理。
　　这样来看，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何哈贝马斯重摆“真理”和“民主”两个棋子甚至有些出格而阿多诺他们依然能够容忍，一当提到“规范的基础”，他们就火冒三丈。无论是阿多诺，还是霍克海姆都觉得哈贝马斯对他们的基础的批判是在挖他们的墙角。是可忍，孰不可忍？被抽去棋盘的棋子再有力也难以运用自如和有的放矢。哈贝马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招致的后果不是没有意识，他曾讲过“如果要想探究关于基础的问题，那么在整个阿多诺派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
　　可是，哈贝马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此走上了重整批判理论棋盘，重建理性概念和现代设计，重现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民主潜能和文化潜能的不归路。
　　(Student und Politik，von Juergen Habermas，Ludwig von Friedeburg，Christoph Oehler，Friedrich Weltz，Neuwied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