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牌坊倒了？

　　对于贞节牌坊，许多到过徽州的人都作过描摹，似乎已凝成了一种固定的格调：残阳如血，孤孑而立的牌坊，折射出历史的沉重与阴郁，令人低徊无语。对此，我也曾不假思索地感动过。直到近日在整理歙县徽州盐商资料中，竟读到了这样的一份文书：
　　由学备文移县转府申详藩宪及院宪，共额费元银五拾五两
　　内老师计额元拾贰两
　　学胥计元八两
　　县礼房额元六两
　　府礼房额元四两
　　布政司房额元七两
　　院房额元拾八两
　　倘由部报饬县印结，约额费元拾两之间
　　系老师处约在八两。
　　县、府礼房各一两
　　藩、院房无额费　县、府礼房均可承办
　　根据清朝的惯例，举报节孝，由本家开具事实，乡邻、族长据实递结，州县及州县学查实加结，一面报明督抚，一面申报该管知府确核，逐级上报，存案汇题。虽然官方三令五申不准吏胥藉端需索，但在中国，凡是与衙门打交道的，没有额费想来都无从措手。而这些，显然又不是光天化日下可以明说的，故而，大概只有“节孝事件”这样的盐商私家档案中，才可略微看出点门道来。所谓额费，当指打点从县学到院房各个衙门的费用。从中可以看出——自下而上通过“活动”而批准的“节孝事件”，需银多达五十五两。根据《清会典事例》，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官方给银建坊，每坊额度在三十两上下，但要建成像“牌坊城”中那些花头十足的各色牌坊，所需费用大概远不止于此。
　　清初士大夫赵吉士曾不无自豪地炫耀道：“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贯注士大夫意识的徽州方志、族谱中，也充斥着节妇、贞女的记载。而迄今矗立于歙县的诸多牌坊，似乎亦为此提供了实物佐证。不过，当我联想到近数百年来“穷不过凤阳，富不过歙县”的安徽俗谚，便不禁对“节烈”这样的“先进”榜样，平添了几分疑问——“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如今斑驳陆离的诸多贞节牌坊，当年是否也曾金光灿烂地辉煌过？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民间传说：建坊崇祀对于女人而言是莫大的荣耀，但如果该女于节有亏，则牌坑会轰然倒塌。据说，曾经有一女子在竖立牌坊后，惴惴不安地向一位“卓卓奇节”的老贞女诉说了心底之忧虑。殊不料老前辈哈哈大笑：傻丫头，你去看看我那座牌坊，迄今不是还好好地矗立着么？
　　在皖南，从民间辗转传抄的几部日用类书中，我读到过数份类似的徽州文书：
　　立社婚书人△△，今因身所生△子不幸，娶媳△氏。古云：“池中无水难养鱼，家中无粮难养育，树上无枝难立鸟，男子无妻家无主，女子无夫身无靠。”自愿凭媒将某△氏，出售与姓△名下为正室，三面言定，约聘金洋若干元正，其洋比即收足，某某氏即时随婚过门婚配，倘有亲房内外人等道路拦阻，俱系△边承治，不涉△边之事，此系两心情愿，亦无威逼翻悔，恐口有[无？]凭，立此婚书，永远为据。
　　文中的“△”或“△△”，可以是赵钱孙李，也可以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些反映民事惯例(或民间习惯法)的徽州契约文书，或许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而言，男人“不幸”之后，“出售与”贺老六恐怕是祥林嫂们的正途；含辛茹苦的寡妇捐个门槛容或力所能及，但受朝廷旌表立坊奉祀则究属不易。何以然？此无他，“家中无粮难养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倘若我的解读没有太大出入的话，充当节妇不是很奢侈么？
　　于是，我又想到了一部叙述著名的“义门”事迹之明清族谱中的记载：数世同堂的一家人，彼此相敬如宾，未婚女子青年守节、贞女烈妇割股疗亲，类似的感人事迹可谓不胜枚举；受这种气氛的感染，家中的猪狗进食时，在食槽前也彼此礼让，绝不争食。刚看前一半，对于历史实态缺乏更多了解的我不曾怀疑；待至读了后一半，对于前述的不禁也狐疑了起来——看来，树立“样榜”、“典型”以励风化，历来是无所不用其极，有些故事可以编得凄凄惨惨戚戚，说得众人大掬一把清泪或勉强挤出几滴浊泪，但只要能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事实究竟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想想，这还真是我们中国人历久弥新的国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