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沈从文在革大

　　读《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十期《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获益良多，确如作者陈徒手先生所言，“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为此，我向陈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但文中有一处小小的错误：“……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可能史老年事已高，记忆有误，因为我这一时期，正与沈从文同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命大学或革大)同一班学习，我和沈不是在一部，而是在政治研究院。
　　一九四九年冬，我由香港辞别严父慈母北上，抵达北京。一九五○年二月，经父亲老友邵力子先生介绍，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报到时人不多，沈从文先生可能早到一、二天。几天后人到齐了，大约一百余人，所址在拈花寺，我们男学员均住宿在寺内大殿里，所长则为范文澜同志。以后中国人民大学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合并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是年三月，我和沈从文随大家一起，由城内拈花寺政治研究所，乘大卡车集体搬至城外西苑政治研究院。史先生所说“以社会名流为主”倒是不差，我们政治研究院的学员受到照顾，吃的是中灶，而“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学员，则是吃的大灶。
　　在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我与沈从文先生同在一个班，我在三组，他在四组，两组的门正对着。听四组同学说，开会他很少发言，记录别人的发言却很仔细。有两件事可以表现沈先生的人品，至今未忘。一是当时我们以扭秧歌代替早操，每天早上，学员们在一起，排队扭秧歌。大家都不太会，加上年岁一般也较大，姿势不那么好看，沈从文跟着学，态度认真，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一点也不马虎，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二是政治研究院所住旧楼，破烂不堪，厕所尤甚，大小便池布满尿垢、屎垢。沈先生到此不久后，利用休息时间，硬是单独一人，用小刀把便池刮得一干二净，起明发亮(完全是自发行为，不是谁的布置)。同学们得知是沈先生干的，钦佩至极。
　　以上都是近五十年前的往事了，沈先生不幸作古，而我这个当年整个政治研究院最年轻、二十几岁的学员，也垂垂老矣！于今回忆往事，不禁黯然神伤，愿沈先生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