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狱神庙资料补遗

　　张建智先生在《狱神庙闻录》一文(《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七期)中，推断狱神庙的实际作用乃是中国古代监狱中的优待室，这是信而有据的。除了他所引用的资料外，补充一条如下：
　　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八年)，轰动清初朝野近六十年的“朱三太子”一案告破。明崇祯皇帝第四子、曾封“永王”的朱慈焕，这年四月间在山东汶上县退休县令李朋来家中被捕，押往浙江杭州，由钦差大臣、户部侍郎穆且，以及八旗杭州将军，浙闽总督，苏州巡抚，浙江巡抚，共五位大员联席会审。第一堂审问为验明正身，和拥戴“朱三太子”抗清的起义农民首领对质，并查询交游相与之人。审毕，主审官穆且吩咐浙江皋司说：“朱某、李某，俱不是强盗。可将狱神庙收拾洁净，茶饭也要留心照管，委官看守。”据李朋来事后追记：“是晚即宿狱神庙。时有委官二人，一靳一陈，又有千夫长鲁姓者，豪爽人也，见吾二老人而深敬之。朝夕谈笑，或对枰楸，或观杂剧，聚饮欢歌，忘乎其身在囹圄中也。”以上史料，均见中华书局版《明清史料论著集》中，《明烈皇殉国后记》一文，孟森教授著。
　　由此可见，至迟在清初，狱神庙已是官方正式启用的监狱优待室。清承明制，可以想见明代狱神庙的作用也差不多。如果说，狱神庙有时也被狱吏们用作营私敛财的工具，那也是由于官方正式确定了它作为优待室的“身价”，所以才使狱吏们有此贸利之门。
　　顺便说几句：监狱中有优待室，古今中外都不乏此类例证。帝俄时代，像克鲁泡特金公爵这一类政治犯，所受待遇和农奴罪犯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到了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群岛”中的等级制度和差别待遇，更是花色繁多。解放以后，六十年代初的上海提篮桥监狱中，面积相等的囚室里，外籍犯人一人一室，托派分子搞翻译的也是一人一室，陈璧君更是一人二室，还派人去服侍她。而普通犯人便是三人一室，伙食待遇和接见条件也不同。因此我以为，类似狱神庙这一类监狱优待室，并不是权钱交易的产物，倒是监狱本质的必然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