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前文化世界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至一百一十六，为南越、东越、朝鲜和西南夷列传。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列传简直就是一堆流水账。不仅文章缺乏跌宕起伏，就连本来拿手得很的“太史公曰”，也只是限于复述历史境况，毫无激荡人心的慷慨沉郁。如果一个对司马迁毫不知晓的人仅靠这四篇来评判，那么，“千古文章之祖”至多只能被看成中人一类了。
　　《南越列传》叙述的是南越国(今广东、广西一带)五世九十三年的历史；《东越列传》则简述闽越(今福建一带)、东越(今浙江温州一带)始末；《朝鲜列传》描绘秦汉时期朝鲜情状；《西南夷列传》则记载居住在蜀郡西北、西南(今云、贵两省及四川、广西一部)广大地区诸少数民族的情形。如果一定要找寻文中的精彩之处，那么，《南越列传》中赵陀与陆贾的两次对谈略有韵味，《西南夷列传》留下了一个“夜郎自大”的成语，(其实，按诸原文，应该写成“滇国自大”更为恰当——“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而另外两传，其中略有意味的，则非土著的事迹，倒是前往进击的汉军内部的表现了，如《东越王列传》中的东瓯被闽越围攻，报汉武帝，庄助在朝上诘难太尉田蚡，并在会稽斩一不愿出兵之司马发兵浮海相救事；还有远攻朝鲜的杨仆与荀彘相互倾轧，皇帝在远处遥控乱指挥等等。
　　这些列传给了我们一些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流水账，通常很难看出别的东西。历代的文选家们也不会去选，当代大学的老师们一般也总是跳过不谈。只是今天的我们，如果静下心来仔细讽咏，倒是可以读出前人未曾发现的一些东西。
　　从四篇列传的平淡乏味看，我们至少可以说，司马迁并未为他知晓并记载的这些历史所打动。这颗一直敏感而深沉的心灵，却从不被这些丰富复杂的历史所震撼。接着而来顺理成章的问题是：以司马迁这样一个具有开阔胸襟和不凡见识的文化大家，他的认识何以会有这样明显的盲点？
　　司马迁对历史资料的通晓，说在当时无与伦比应该不算过分，否则他也不会二十多岁就立志修一部冠绝古今的通史。但是对历史的真正洞察，仍须借助于人生的痛切体验，司马迁受宫刑的惨痛遭际，公认对他在《史记》中表露的胸襟与识见都有重大的促成作用。只是这种痛切的人生遭际，固然加强了司马迁对于汉文化的切身体认，但从另一方面看，同时也冲淡了司马迁对于异族文化的感慨。
　　实际上，尽管司马迁生活在两千年前，但他所面对的早已是一个文化世界，简言之，也就是他所在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的、真正自然的社会，而早被诸种复杂的文化观念所充斥。在他四百年之前的孔子，已然提出“仁”、“礼”等影响中华民族至为深远重切的一系列范畴，而且孔子还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徒，可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难以尽溯其源。
　　也正是因为这点，司马迁对文化世界感触特切特深，同时就带来了他思想认识中的盲区——对前文化的世界漠然木然、不关痛痒。因为在前文化世界中，没有截然对立的文化观点和道德取向，没有以多样化的史实支撑的人生体验的丰富积淀，没有复杂的政治结构带来的人的高尚和鄙俗，司马迁能作的思考和能发的感慨转眼变成了无的之矢、无鱼之网，他的道德感受、人文关怀也因此无用武之地。对这些前文化世界，这些赤裸裸地面对生命和自然的世界，司马迁反而觉得陌生、间隔和无从把握。因此，他的文章写来显得沉闷、呆板、缺少变化，则是意料之中的了。
　　当然这四个列传透露的信息远不止此。在我看来，它至少道出了前文化世界在文化世界的威逼与侵凌前的无奈与无力。回头再来看中华民族自身，如明清之际，满清在实施民族压迫时固然毫不留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有许许多多的屠杀，使得汉人军民不知凡几身首分离、冤死冥界。但即使在惨酷的文字狱下，记叙汉人忍受苦痛的惨酷情状和表达反抗意愿的言词，仍有零星的存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它们的刊布流行，对几百年后的民族革命竟然起到了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成熟的汉字的功劳。反观《史记》中的这四个列传，依据今天的考古知识，我们可以断言传中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自己的文字，其由汉分支出去的，其统治者也原本没有文化地位，而皆由武人起家。正是由于缺乏和不擅长文化工具，其百姓遭受战争而必然具有的颠沛流离之情状竟然除亲历者外无人得见，这就使一幕幕历史悲剧在世人的记忆中悄然消失。这是多么惨痛的文化流失！
　　更进一步看，文化从来就不是被动的存在物，它的存活，为它本身的不断繁殖和分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不仅为我们的思想与情感的运动提供了一种表现的工具，它更是使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日趋丰富、复杂、精微的重大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文化就是使人觉得更有文化。它不仅让我们交谈、思索、书写，它还不断地制造着大量的新的范畴和概念、词汇，极大地丰富着我们思维和话语的空间。它让我们的情感日益纤细、敏感、复杂，它让我们的思维日益系统、经济、快速，也让我们内心的矛盾更加纠缠、胶固、难解。不说别的，就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对于现代化冲击的反应，又是何等地矛盾对立！单是检阅反现代化论者，就如检阅一支装备齐全、编制完整的大军。凡是头脑能想象的各种各样的言论、行动，都可于恒河沙数的文献中找到。如果这样来考虑问题，那么，那四篇列传中涉及的各个地域中的人，对汉家天子及汉军的扩张，又何尝没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赞成、反对、喜欢、痛恨等诸种反应！但是关键的是，他们的文化决定了他们的反应可能的粗糙和初级，可能的简单和疏略，所以在高级的文化世界前，他们显得非常地势单力薄。即使是当代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亦是欧洲的思想家反而风头更健，如谢林、费希特、柏克、托克维尔等，加上文化传统深厚的印度与中国出现的泰戈尔、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也略有势力，而来自非洲的呼喊，似乎就更加雷同一些。由此我们更可推想两千年前中原四方土著的境况：他们在中原大兵的力量前可以抗拒，但对文化世界的侵凌却毫无抵御之力，当然也无从意料。在这把软刀子前，他们只有闭眼挨宰的命运。难怪最具有开放胸襟与眼光的司马迁，也未能聆听到地底下发出的微弱的声音，也未为血腥与惨酷的现实所感动。这是处身于一种文化之中被文化遮蔽后哪怕神人也无法克服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