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近代·学术·名著以及中国

　　听说向来深居简出的钱钟书先生肯破例担任《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这一套书的主编，当时很有些意外，接着又看到一贯认真的朱维铮先生焚膏继晷地编校这一套书，当时也有些感动。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这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因为真的看到第一批十种书，是在前一两个月，离我最初知道这件事，大约已经好些年过去了。虽然说，“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总是让人敬佩，虽然说，“慢功出细活”的老话总是没错，但是毕竟出版得太慢。
　　临近世纪末，事情都蹊跷，西洋历法上偶然约定俗成的时间刻度，仿佛真的成了会有什么应验的“大限”，那个“千年”到来的时候，仿佛真的历史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于是，在这几年里，匆匆地，已经有了几套试图总结历史留住记忆的大型丛书，所以，我常常很担心，这套很用心的丛书会被种种滥竽充数或匆匆编就的东西“抢”了先机，因为在如今这种岁月里，书要出得快，这叫“抢”，抢班夺权、抢占地盘，抢到了先机就占到了山头，占到了山头也就占山为王。不过，在拿到这套书以后，我匆匆地看了一遍，倒没有了这份担忧，因为，书的装帧精致而大方，校点也下了相当深的功夫，而《导言》也写得实在精彩。
　　匆匆地翻看一遍，在日记里写下了几段杂感，忙完杂务，几个星期以后，再来细看这套丛书，面对“近代”、“学术”、“名著”以及前面的“中国”这几个连在一起组成丛书名称的语词，不由得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想。
　　先说“近代”。《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的编者两次提醒读者，自己的选编上限和下限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编者说明》)、“十九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编例》)，把“近代”的上限提前到“十九世纪初”，而把下限放在“二十世纪初”或“辛亥革命前”，这显然是有用意的。这把近来大红大紫地出现在每一套书中的胡适、陈寅恪放在丛书之外，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学术意义发生在现代学科建立之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便无意中避免了选目的重复。
　　但是，真正的意义并不止于“避免重复”，只要略有常识的人都会从这里发现，它关于近代的分期显然与通行惯例不符，而正是不符通行惯例，我想极有意义。把“近代”的起点确定在鸦片战争，用的是一种政治史标准，一个政府被鸦片和洋炮打开了大门，政府行为从此受制于世界诸强，于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时代开始。这里，审视的单位，是“国家”、“政治”、“经济”及其相关的“主权”，论述的思路，与西方学界的“冲击－回应”论不谋而合，西方的“普遍主义”的真理经由“科学知识”与“民主制度”的影响，使中国从“古代”中走了出来。问题是，学术史或思想史是否必须围绕着政治史的时间表？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太多的纠葛，而近代史则是历史叙述中的枢轴。之所以说它是枢轴而不是轴心，是为了与流行的雅斯培斯的“轴心时代”区分，“轴心时代”也许是一个实际存在过的历史转折时代，而“枢轴”则是说，它可能只是一个在历史叙述中被建构的时段，而这个时段在“历史叙述”中负载了太多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近代中国把“古”、“今”“中”、“西”联在一起，交织成最动荡复杂的一段历史，而且是因为现代政治、思想与文化的一切合理性与合法性都需要从“近代”引出。于是，中国当代的历史叙述，其实是从“近代”向两端展开的，古代史是为了将“历史”自然地引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现代史却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开始的一个合理化过程，有了这个“历史”的预设，把中国的近代上限和下限划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当然有它深刻的意味。
　　可是，思想史或学术史却有它自己的时间表，并不是说思想与学术的历史可以与社会政治背景分离，而是说思想与学术的历史不必与社会政治贴身紧逼亦步亦趋，我不知道钱、朱二位先生是如何考虑的，我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早在十九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便在吁求帝国统治者实行‘自改革’，鸦片战争以后这股思潮有增无已，但在士大夫阶层中渐成气候，则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葬送了清流党之后。”(《万国公报文选·导言》)在另一个地方，我又看见这样一段话，“世纪交替之际，似乎总是多事，随着十八世纪的结束，清帝国的权力极峰出现过‘和珅案’集中暴露了帝国统治集团的腐化程度，从此‘盛世’一词就与清朝历史绝缘”(《訄书·导言》)，这里，虽然仍旧是以社会和政治史的背景制订思想或学术史的时间表，但是毕竟瓦解了过去不容置疑的“近代史”年代，也瓦解了年代象征的意识形态的权力，盛世的终结与自改革思路的崛起，按照朱先生的想法，已经是“近代”的开始。我们可以继续追问：是否“近代”的思想与学术可以另有一个符合自身思路的时间表？比如，虽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大门，但中国人看世界却不必等待这扇大门的打开，也可以从窗户中去远眺，“自一八二一年道光帝嗣位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帝病死的四十年间，中国学者撰著的域外地理图书共二十种”(《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导言》)，虽然以后这种书越来越多，但毕竟不必等到魏源、林则徐，中国知识阶层才“睁开眼睛看世界”，而在这之前，大家都闭着眼睛睡大觉，正如钱先生在《走向世界》序文中说的，“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当地、按部就班地推进”，思想史可能也不肯规规矩矩地与政治史并肩同行，“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薛福成说的这种现象，在政治史上可能很晚，但在思想史上可能很早。因此，关于世界与中国的观念，近代思想史可以从一七九九年开始写，可以从一八二一年写起，也可以把一八九五年看成是一个起点，它不必完全依傍政治或社会史的框架，自己可以确立自己的时间表，时间表的背后，常常有历史研究中的观念依据、价值系统，直至叙事原则。
　　“思想”与“知识”或者说“思想”与“学术”有各自的分野是我一直很顽固的一个观念，这套书名为“学术”，实是“思想”，《编例》明明说的就是“选辑思想学说名著”，这让我对于丛书的书名颇有些异义。不过，我也应当说，学术作为思想的背景，常常用一些看起来“确凿无疑”的知识支持或者瓦解着思想甚至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就看选在这里的《汉学师承记》，它凸显了清代思想与学术中的一支血脉，在这本写于一八一八年的书中，后人看到，那个被看成是“支离小技”的经史考据之学在若干年中的演进，它一方面呈现了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分裂”的策略，以及对“本族汉化的忧虑”，另一方面更呈现了知识背景对于思想演化的意味。朱先生似乎有意提醒我们这一点，在两处用了同样的笔法写同样的现象，“正是这班迂阔的书生，写出来的解经考史的种种论著，分开来看无不支离破碎，合起来看则可说此一拳，彼一脚，将五百年来高踞庙堂的‘正学’，摧残得百孔千疮”(《汉学师承记·导言》)，“清代汉学家们的类似考证，大都近于琐碎饾饤，但汇聚起来，则使所谓圣贤经传，显出各属中世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的本相，因而其中教义，并非得自孔门嫡传的原教旨”(《訄书·导言》)，于是到了十九世纪后半的康有为，他的《新学伪经考》就通过文本考据的技术，“首先设定，清朝尊信的儒家经典，大部分不是孔子的本经”，然后用“原始圣经的权威，以打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权威”(《新学伪经考·导言》)。从学术的领域一下子越界到了思想的领域，从历史的考证一下子引出了主流意识的不合理性和原教旨主义的合理性。
　　这种事例似乎在“近代”特别多，也许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新知”与“旧学”开始有一种断裂，不断出现的“新知”从四面八方瓦解着旧的意识形态的知识依据，而这些知识依据在几千年中曾经成为思想合理性的坚实基础，像天圆与地方、中央与四夷的空间知识，经典与圣人、王朝与盛衰的历史知识等等，它们支持着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可是关于宇宙与历史的旧知识在西洋知识传入以及历史考据盛行以后，一下子都坍塌了，于是仿佛天崩地裂似地，引起了思想系统多米诺骨牌式的坍塌，要想重建思想在理解与解释中的合理性，必须依靠重新建立的知识系统的支持。所以，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借用欧式几何的方式来推衍人类社会的公理，并支持他的历史与政治思想，而梁启超在反驳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时，也得用建州女真的历史考证来作为依据，而刘师培反驳梁启超，重申一种“排满”思想的时候，也得“广征博引明清史料”来作考证，历史的学术研究成了表达思想和支持政治的依据，这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决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更不必提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沿用拉库伯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创“黄帝纪元”，一面以张大民族之义以应付世界，一面以严申民族之统来对付满清，这种把历史研究真的变成一种“叙述”，而且用来作为思想的“支持系统”的做法，在今天也还是风景依旧。这时，学术与思想似乎已经纠缠在一起，当然就很难区分它们的畛域了。
　　回到清代考据学。尽管我一直觉得，作为知识史的清代考据学对近代思想史的影响以及它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思想学说的瓦解，常常只是后人回溯时的后设与追认，它在思想史上的真正意义要在它被思想家挪用之后才显现出来。但是，我也同意，清代考据学把经学变成史学，确实为后来者瓦解经典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思想资源。这就是知识的变化对思想的制约或支持，思想史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同时兼顾知识与思想，学术史与思想史，也在这时相互交织起了它们之间难解难分的脉络。
　　除了确立“近代”思想或学术史的时间表，凸显“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之外，选择什么样的“名著”来呈现这个时段的思想或学术的脉络，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选本历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选本，它并不仅仅是在给人提供研究的资料，而是在暗中规范和引导读者按照它的思路进行思考。我相信，历史常常是一种“叙述”，在精英和经典占有话语垄断权力的时代，“历史”早已经被筛选过了，而后代撰写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又对这种筛选过的“历史”再次加以筛选，有的浓墨重彩地凸显，有的则黯然失色地淡出，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精英意识和历史学书写习惯，仿佛四道筛子，早已经用历史叙述权力对历史进行了“有意识的改造”。比如，同样的关于清帝国与洋人交涉的历史，在有的学者笔下可以是“夜郎自大”，在有的学者笔下却也可以是“怀柔远人”。于是，重新确认“名著”就等于是“重建学统”或“重建道统”，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重新建构思想与学术的历史谱系。
　　这几年，我看各个时代各种学者所叙述的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思想与学术，总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它们叙述的似乎不是一个历史，尽管历史确实只有一个，但是在各种叙述中，由于不同的选择，凸显着一些而淡出了一些，历史就变了形。比如近代思想或学术史写什么人物的问题罢，朱先生在《弢园文新编·导言》中说，“传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是把人物按‘革命性’、‘阶级性’为标准，排成一个逐渐进步的序列，这便使王韬的地位比较尴尬”(《弢园文新编·导言》)，其实不止是一个王韬，而且这个思想史的叙述“传统”也并不很“传统”，充其量只是近若干年的“新传统”。我曾经注意过，由于太平天国、龚自珍与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与戊戌维新、章太炎、孙中山等等被凸显为主流，于是像清代后期并不保守但也不很激进的一些知识人，如周馥、周锡恩、顾鸣凤、沈曾植，似乎都无缘进入“历史”，甚至连与那些被凸显的主流有过密切关系的知识人，如宋恕、汪康年、孙宝宣、夏曾佑，似乎都很难被“历史”记上一笔，至于比较保守但不至于顽固的如胡思敬、刘尔圻、贺瑞麟，当然被摒弃在“历史”之外，至于在晚清曾经成为重要思想资源的佛学，就更不大有人提及，就连在同光之际垄断话语十几年的“清流”，似乎在近代思想史的教科书中也很少被提及，至少那些提及的篇幅与他们在当年的盛况不相匹配。显然，在历史叙述的同时，历史也在被删改和涂抹着，“历史”似乎在使历史变得秩序而清晰的同时，也在使历史变得暗昧和扭曲，这一切都取决于思想史或学术史的思路。
　　我很难准确地指出《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的选择究竟想暗示或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或学术史思路，因为现在出版的只有十种，毕竟，原来的设想是五十种。据说原来的五十种中，把龚自珍和魏源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似乎让我觉得编选思路与传统思路，还在不即不离之间，因为龚、魏在历史上的意义被“凸显”，也是一种后设或回溯的结果，所以艾尔曼关于常州今文学派的著作《政治、经学与宗族》，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指出，把龚、魏当做思想史的重要人物放在过于凸出的位置，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历史目的论”，“龚魏尽管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者一致赋予重要位置，但在当时不过是位处政治边缘的小人物”(中译本，《序论》2－3页)。不过，据说，在这五十种里，要选廖平的《今古学考》、《知圣篇》、要选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要选辜鸿铭的《张文襄幕府记闻》，那么，实际上就表达了一种为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史重新导源溯流的思路，要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二种》，要选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要选《汪穰卿文选》，实际上就已经注意到了十九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显的知识或学术对于思想史的影响的重视，而把“自由”、“进化”、“民权”、“宗教”、“宪政”、“反帝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作为选文的主题，实际上也在显示一种重新叙述的思路。于是，重新选择和确认“名著”，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在重新叙述着“历史”。
　　说到重新叙述，我似乎觉得对于人们习以为常，不假思索就可以使用的“中国”二字也有再分疏的必要。最近流行的理论，是把“国家”当做“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在追问“国家”这个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东西，究竟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怎么来的？这我们不去管他。不过，讨论中国近代学术或思想，却已经不可以用传统的“中国”来为它画地为牢。如果说，在明清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思想一直处在自我完足的状态中，即使受到外来文明的震撼，比如佛教的进入，也依然可以自我调整，那么，在明清以来，中国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它思想与学术的“自给自足”，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已经融入了世界思想与学术的知识背景中，或者说，世界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已经不由分说地进入了中国，而那个“中国”已经不再是“天下”，而只是“万国”格局中的“清国”。
　　因此，我很赞成这套书的编选策略和思路，它把《万国公报》、《格致汇编》里一些本是洋人的文章，严复一些影响很大的译著也当做“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收进来，这是相当明智的。从一开始洋人需要反复申明“西国人，亦人也，非鬼非蜮，有身体，有骨肉”(《耶稣教士致中国书》，载《万国公报文选》4页)，到反过来由人替中国人追溯历史，考虑“调和新旧学界之法”(《论调和新旧学界之法》，载《万国公报文选》699－701页)，这些西洋人似乎已经溶入了中国思想与社会；而当林乐知、艾约瑟、慕维廉等人把《教会新报》改为《万国公报》，又把《万国公报》的英文名称改成The Review of the Time，把主要的篇幅从教会的宣传转为中国世俗时务和西方现代知识，把政事、新闻、格致、人文等等日益放置在凸出的位置时，它就已经不再是外在于中国的思想与学术，而是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有机构成，正如范纬说的，“刊物(指《万国公报》)的历程就是中国学界开风气的历程”(《万国公报文选·导言》)，因为编选者已经指出，就连一度拥有最高权力的光绪皇帝、戊戌时代的新思想领袖康有为、后来中国人为主的、最具影响力的《时务报》及其主持者梁启超、汪康年，也深受其影响与启迪。
　　不过，正如编者提到的那样，“谁都知道从戊戌维新后，日本便成为中国人学西方的转运口岸，只直到五四运动为止，中国流行的所谓激进思潮，总比日本慢半拍，一个原因便是转运需要时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那么，译成中文的日本著作是否也可以入选？的确，从日本传来的著作，大多成了转运西洋思想与学术的船舶，中国人常常“得鱼忘筌”而“舍筏登岸”，虽然也有过例外，比如《文学兴国策》，这部由日本驻美国公使森有礼编的实际是关于教育的著作，却是由林乐知和任廷旭合译为中文，并由林乐知作序文的，仿佛是从欧美人那里转手进口了日本的东西，不过那里传播的也还多是西洋的教育思想。但是，在近代特别是一八九五年以后，还有一些日本著作，是否能够溶入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显示着中国思想与学术的轨迹呢？我想也是有的，那么它们是否也应当在“中国”的思想或学术史中有一席之地？这就仿佛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如果不讨论来自德国的马克思和来自俄国的列宁，肯定描述出来的是一幅就连亲身参与者也看不懂的图景，而一八九五年以后若干年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处在日本以及欧美整个世界的背景笼罩之下，不理解那时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日本与欧美思想或学术，也同样无法理解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但是，据我所知的是，准备陆续编出的五十种著作中，似乎还没有准备收入日本著作的中译本。
　　近年来编丛书，大概已成风气，不过，编书变得越来越容易，也在变得越来越随意。其实，编选丛书，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很难，全看编者是否要与自己为难。在这套书里，当然也有问题，正如前人说的那样，校勘如扫落叶，随扫随生，像《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的索引把“王夫之”两处误为“王夫子”(476－477页)，《万国公报文选》的导言把康有为的“无以为治”误植为“无以无治”(26页)。可是，说实在的，这套书是我近年看到的最认真的丛书之一，现在很少有人在编丛书时，像这样费心费力地撰写说明文字、编制索引、校勘文字，甚至加以注释了，在这套书中，编者不仅在每一种后面附上了详细的《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古今译名对照表》等等，而且对所选的本文加以相当仔细的校勘或注释。随意举两个例子，像《弢园文新编》中，校注者对一开始的《原学》、《原人》两篇中“少师阳、襄”、“指南车法则创自姬元公”、“天子三宫”等等的校订(3页、5页)，虽然不免有些近乎苛刻，但《香港论略》一篇中引屈大均《广东新语》纠正王韬关于香港名称的传闻，指出“香港得名于明代在此出运芫香”(96页)，则使读者在知识上有所得益；再如《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中，校注者引《碑传集》卷一二九指出江藩《宋学渊源记》中关于王心敬脱学籍之事或许有误，固然并不一定十分要紧(191页)，但对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的校注中指出，“至于释氏‘理障’之说，其义甚精微”一大段(268页)、“释氏亦言‘猛虎易伏，寸心难降’”一句(309页)，在同治重刊本被删去，这一删节，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也许关系却很重大。尽管现在视野宏大的学者往往对这些校勘、注释之类蝇头蜗角枝梢末节颇为不屑，不过从学文献出身的人来看，也许在这些字句异同里就有隐藏甚深的关键。因为，有时在删节与增添之间，思想就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历史就被遮蔽、改写和扭曲。就像《訄书》，同样出自章太炎之手的《訄书》，初刻本和重订本不仅文字不同，而且逻辑结构上“由欠清晰至较严密”，在思想上也已属于不同的体系(11页)。
　　《书目答问略例》的开篇就自问自答地说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当年，张之洞当年编选书目，原意只是为学人指示读书门径，却没有想到它自己成了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文本。我想，关于“近代”、“学术”、“名著”以及“中国”的这套书，也许原意也是给关心近代中国的历史与现代中国的命运的学人指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这当然不成问题，不过我更相信，它也将会成为九十年代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文本。因为，从钱、朱二先生精心选择的书目，和朱维铮先生精心写成的十篇导言中，我能够体会那一代人“走出中世纪”和“追索真文明”的心情，能体会到他们与我们不同的学术取向，也看到他们对“音调未定的传统”，抱着三分疑惑，三分警惕，三分忧虑，外带着一分执著的追问。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草于清华园，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改定稿
　　(《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第一批十种)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