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罗曼·罗兰自己封存《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本人并没有给他的这一日记起这个名字)一事，或许有许多是神话，并且这神话已经流传了几十年。
许多文章都说，罗曼·罗兰所以封存自己的这份日记是由于他在这些日记中谴责了斯大林和苏联的政策，从而使这些文字成为他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转变的思想路标，所以他不想在斯大林在世时向世人公布这本日记。还有人说，是因为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好朋友高尔基的个性弱点，怕得罪了人，所以不愿公布这份日记，等等。因此，一个流传甚广的结论是：罗曼·罗兰是自觉自愿地，有高度预见性地封存自己的日记的。正因为如此，伟大的作家罗曼·罗兰也就成了能预知斯大林和苏联的未来命运的先知先觉的贤哲之士。
若不是我在研究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档案和一些信件，我是不敢在自己的文章里妄谈这位动一发而牵当今世界的伟人的。这份档案就是罗曼·罗兰和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的谈话记录。根据这份记录和他本人在莫斯科记下的日记，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罗曼·罗兰当年是极力要发表这份日记的，他对它的封存是万不得已，无可奈何的事。
首先要说一下罗曼·罗兰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
从谈话记录和日记来看，罗曼·罗兰到莫斯科去并不是什么“勇敢的政治行动”，并不是想去见见和了解一个真正的和真实的苏联。他去的目的很简单：为情势所迫。当时有两件事使法国人，尤其是法国青年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和动摇。一是苏联国内因基洛夫的被杀而开始大规模镇压“凶手”和“反对派”；二是苏联和资产阶级法国政府签订了相互援助条约。随着苏联反对者诽谤和污蔑的广为流传，法国人中对苏联的误解和不信任程度在逐日增加。而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不仅罗曼·罗兰自己这样说，法国人也是这样看的)的罗曼·罗兰就每天接到大量的信件，要他就这些事作出解释，但他却无法做到。因为他自己也不明白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的作为“苏联老朋友和维护者”的处境一时就变得艰难起来。正如他在谈话中对斯大林所抱怨的：“当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我们就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没有给我们提供使事情变得合理和作出解释所必需的材料。”
所以，罗曼·罗兰到莫斯科去，就是为了向斯大林通报这方面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对策。这时的罗曼·罗兰是绝对的亲苏的和亲斯大林的。他绝对相信苏联政策的正确，相信斯大林的一切做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有足够多的这样的理由，公正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惟一指责是：“在我看来，苏联的政策不甚关心向自己的外国朋友指出自己某些行动的理由。”
斯大林满足了他的要求了吗？应该说，基本上满足了。他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对罗曼·罗兰表现出了很大的敬意，耐心和希望，因而回答了罗曼·罗兰提出的所有问题，谈得最多的是有关苏联和法国签约以及有关基洛夫被杀事件的问题。当时，斯大林很少花这么长的时间接见外国客人，也很少这样开诚布公地谈基洛夫被杀事件。他的谈话中所提及的事实都是外界已知的，从国家机密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什么不能公诸于世的。所以，精明透顶的斯大林是不会向罗曼·罗兰泄露什么特别的国家机密的。他只不过是在解释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诚布公”罢了。这是斯大林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毫无顾忌地谈及基洛夫事件之后的镇压问题。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因为斯大林此时也需要罗曼·罗兰，需要他这样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能去为苏联和斯大林做“解释工作”，以摆脱因基洛夫事件和镇压活动而面临的几乎是来自全世界的压力。所以，斯大林在这次长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谈话后，随即建议罗曼·罗兰接受苏联政府提供的，随时供他使用的别墅，并又在七月三日跑到高尔基在哥尔克的别墅会见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得到满足了吗？应该说，基本上满足了。他对斯大林的接待和谈话的反应是：“我老实告诉您，对我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我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像在这里受到过如此好的接待”。他在此期间对斯大林表示出了一种诚惶诚恐和惟命是听的态度。当然，这不是小人的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出于绝对相信苏联的政策和斯大林本人的信仰上和道德上的礼敬、尊重和崇拜。罗曼·罗兰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和描述了斯大林的回答，并接受了他的种种“解释”。
尽管罗曼·罗兰在自己的近一个月的有关苏联之行的日记中，有对苏联的问题和缺点的记载，有对苏联领导人的非典型的共产党式的描写，但他的所有文字依然表明他的亲苏联，亲斯大林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他自己在日记的后记中所说的：“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应当补充一点，这后记是罗曼·罗兰离开苏联后写的，是在不受任何环境条件的影响和他人牵制的情况下自主写成的。
罗曼·罗兰曾经在日记中预言过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必然发生，说对斯大林的颂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可他也同时在说：“斯大林对我是个谜，暂时我还不能解开这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然而，罗曼·罗兰还是伟大的，他这时毕竟预言过斯大林的未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的千百万追随者就会考虑，他是怎样的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罗曼·罗兰尽管对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和他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轻蔑和怀疑，把他说成是“出于对您的爱，他们在火堆上烤您”式的，“用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棉絮包裹自己的言辞和行为”的人，但他动没有能看清和预言到不久将在苏联全面发生的清洗和镇压。为什么？也许，他相信了斯大林对基洛夫事件的“解释”，相信了这种清洗和镇压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所以他说：“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他甚至极其形象地说：“所以，‘铁甲军’一分钟都不能削弱警惕性，卸下战斗的盔甲。”
所有这一切，无论是日记本身，无论是他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还是他回瑞士后所作的后记，都没有泄露苏联的国家机密，都没有抨击苏联和斯大林。比起后来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他的日记实际上是当时保卫苏联和斯大林的最好的辩护词。由此可以说，罗曼·罗兰封存自己的日记不是出于对文字内容的考虑。
罗曼·罗兰原本是要发表这份日记的。因为其一，罗曼·罗兰常常把这份东西称为“笔记”，表明他只不过是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他的访苏观感。他的访苏的使命就是要获得斯大林对一些问题的“解释”，而他得到了这种“解释”，自然要向对苏联产生误解和困惑的法国人和西欧国家的人民转述这种“解释”。罗曼·罗兰在日记的后记中说过，他是为了人们的阅读而写作这本日记的。
其二，罗曼·罗兰在回国后，就丢掉了其他的事务，专心加工整理这份笔记，准备它的出版，并在日记中附上他们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就在此时，罗曼·罗兰本人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斯大林同意在自己的日记中发表他们谈话的内容。斯大林没有回信。罗曼·罗兰的夫人玛丽亚·库达舍娃也几乎同时写信给高尔基，她在信中说：“罗兰想弄清斯大林是否准予他，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准予他谈及这次谈话，并摘引其中的片段”。高尔基将这情况通报给斯大林，并转呈了库达舍娃的信。斯大林依然没有答复。这里的文字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罗曼·罗兰一开始只是想发表这一笔记，而无其他的考虑。
在至十月的将近两个月中，罗曼·罗兰和高尔基都几次向斯大林询问过这件事。无论是对高尔基，还是对罗曼·罗兰，斯大林都没有任何答复。在现存的罗曼·罗兰的这份笔记的标题页上提到了这个十月。这些文字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起的五十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问题是，这段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不清楚。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这一天，还是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如果从选定十月一日这个日期来说，它该是罗曼·罗兰于这一天写下的，否则这个日子在我看来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罗曼·罗兰在写了这些文字后是否真的就是绝了出版这份笔记的念头了呢？没有。罗曼·罗兰还一直在努力为出版这份笔记而奔走。有两个证明，一是高尔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八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接到罗兰的几封信，他询问他能否利用和您的谈话。”这说明罗曼·罗兰在十月到这段时间仍然在期望出版自己的笔记。
另一个证明是，罗曼·罗兰本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通过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给斯大林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谈发表我和您的谈话的事。您没有就此给我答复，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您不认为这种发表是适时的。——我不再坚持”。这表明，罗曼·罗兰一直在坚持发表附有他们谈话记录的笔记，但条件是他必须得到斯大林的同意。然而斯大林没有表示同意，所以他就不再坚持。这里的“根据我掌握的材料”这个用语是富含意义的。这个“材料”是怎样的材料，又是谁转给罗曼·罗兰的？是通过阿罗谢夫，还是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因为我没有看到有关这种“材料”的材料或档案，我就只能猜测。我的猜测是，虽然斯大林没有正式给罗曼·罗兰以答复，但他肯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向罗曼·罗兰暗示不能发表他们的谈话记录和与此有关的日记。在那个时代，斯大林本人的许多意见都是通过这种“某种途径”传给当事人的。
如果罗曼·罗兰确实是在十月一日写下了那几行文字，那他在此后的两个月中就仍然在为出版自己的笔记而努力；当然，这并不排除他是在12月27日向斯大林表示了“不再坚持”的意见后，才写下这些文字的。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偏偏注了个“十月一日”的日期，我暂时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不管怎样说，罗曼·罗兰所以封存自己的笔记，并不是自己的意志，这是非常明显的事。他所以封存笔记全是因为斯大林不同意他发表他们谈话记录的缘故。
那么，斯大林又为什么不同意罗曼·罗兰发表这一谈话记录呢？
事实上，一开始，斯大林看来还是想发表这一谈话记录的。他曾经让人在原始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正式的记录。这份整理后的记录基本上忠实于原始记录。它被送给罗曼·罗兰审阅，罗曼·罗兰看了，作了某些修改，并同意作为双方认可的正式记录，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份档案材料。在退回整理好的记录时，罗曼·罗兰附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全文如下：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六月二十八日的谈话记录文本我看过了。因为我事先准备好了我要向您讲些什么，并且在谈话后立即记下了它们，所以我得以几乎完全恢复我自己的话。阿罗谢夫同志把它们归纳得相当的准确；但是，当然他不可能像我这样记得这么完全。所以，我认为最好是不用他的文本，用我的法文本。显而易见，您的话应该按谈话的顺序来写。我去掉了有关我妻子的话(在第13页)：它复述得不确切；此外，我的妻子并没有直接参加谈话。亲爱的同志，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罗曼·罗兰
后来再加工时，就把罗曼·罗兰的法文本的内容加了进去，但斯大林的话仍然是放在一起写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最终文本”。如此反复加工谈话记录，若不是为了发表又是为了什么呢？伏罗希洛夫看过这个记录后，建议公开发表。但到了最后，斯大林却在这“最终文本”上注上了“秘密，不供发表”。
现在还没有任何文件或档案可以表明斯大林为什么最后会作出这样的决策。但从分析来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进行更大规模清洗的运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斯大林显然不希望他曾对罗曼·罗兰说过的话扩散出去。那种“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枪杀数以百计的人”的做法，明显对斯大林不利。他不想因为这篇谈话，而使国内的局势发生不利于自己的转变。二是斯大林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所决定的，他只愿意自己的讲话由自己、由苏联方面，而不是由任何另一方公布出去，他历来把对自己的言行的解释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也许，有一天发黄的纸片会说真话。
斯大林的权威和斯大林的决策决定了即使像罗曼·罗兰这样的伟大西方作家，这样在当时极为忠诚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也不能随便讲话。罗曼·罗兰是深深懂得斯大林沉默的真实含义的，如果他对这种不祥的沉默不予理睬，硬要去发表自己的日记和这份谈话记录的话，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世上一部春秋，一个权字，一个怕字，写就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罗曼·罗兰焉能例外。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首先是罗曼·罗兰的个人悲剧，是他盲目崇信斯大林正确和苏联的道路正确的悲剧。所以，他在自己的那几行宣告封存五十年的字里行间，不免难以自禁地流露出深沉的悲哀和凄凉。
而我们的研究者却由于过分相信名人的神话而束缚了自己，未能从罗曼·罗兰已经显露出来的悲哀和凄凉中看出个真正的子卯寅丑。当然，这也是一种悲哀。
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中，大概，编造神话和被神话所编排是最容易的了，而要不相信神话，摆脱神话，走出神话却是最难不过的事。
附：斯大林同志和罗曼·罗兰谈话记录全文(最终文本)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十六时整，斯大林同志接见了罗曼·罗兰，参加接见的有他的妻子和阿罗谢夫同志
双方友好地问候。斯大林同志请出席者就坐。罗曼·罗兰感谢斯大林同志，说斯大林给他提供了这一谈话的机会，并特别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
斯大林：我对和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谈话感到高兴。
罗曼·罗兰：我很遗憾，我的健康状况未能使我早一些访问这个伟大的新世界，这世界现在是所有人的骄傲，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希望和它联系在一起。现在，如果您允许，我想以我的双重身份和您谈谈，既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也作为来自西方的见证人，法国的观察家和青年及同情者所信赖的人。
您应该知道，在千万西方人的眼中苏联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对它的认识是极为模糊的，但他们却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想的体现，尽管这希望和理想是各式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在如今深重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的形势下，他们在期望苏联进行领导，提出口号，澄清他们的疑虑。
当然，要满足他们是困难的。苏联有自己自身的巨大的任务，自己的建设和国防的工作，因此它应该全力以赴：它能提出最好的口号，它在作出榜样。它在指明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证实它的正确性。
但是，苏联毕竟不能推卸当今世界的状况所赋予它的伟大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的”责任——关心其他国家的，完全信赖它的这些群众。重复贝多芬的名言“人啊，自己救救自己吧！”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帮助，要给他们忠告。
但是，为了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当考虑每个国家的禀性和意识形态——现在，我只说法国。不了解这种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引起并且实际上正在引起严重的误会。
决不能期待法国的公众，即使是同情者，具有在苏联已成为第二本性的思维辩证法。法国人的禀性习惯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悟性的和直线的，与演绎思维不同的某种程度上的实验思维。为了克服这种逻辑，就需要很好地了解它。这就是习惯于高谈阔论的人民和社会舆论，总是需要为他们指出行动的理由。
在我看来，苏联的政策不甚关心向自己的外国朋友指出自己某些行动的理由。而事实上，苏联有足够多的这样的理由，公正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但它似乎很少关心这一点；而要我说，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可能引起，并正在引起对某些事实的不符合实际的、或者有意歪曲的解释，这正在千万同情者中引起不安。因为我在最近一个时期在法国许多正直的人那里观察到了这种不安，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应该给您提个醒。
您会对我们说，我们——知识分子和维护者的作用就在于去作解释。当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我们就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没有给我们提供使事情变得合理和作出解释所必需的材料。
我觉得，在西方应该有个类似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但有更大的政治性质的知识分子交往的机构。因为没有类似的机构，误会正在增加，而苏联的任何官方机构又不从事这样的解释工作。他们大概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误会足可以烟消云散。但它们不会烟消云散，它们在日积月累。需要从一开始就采取行动，在其一出现时就化解它们。
举几个例子吧。
苏联政府作出决议，或者是以法院的决议和判决的形式，或者是以改变普通的惩罚措施的法律的形式，这都是它的最高权力。但在一些情况下，这所涉及的问题或人总是体现或者具有普遍的兴趣和意义；并且由于某种原因，外国的社会舆论也就总会骚动一片。避免误会本是不难做到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您坚决镇压杀害基洛夫的阴谋的同谋者，您做得是对的。但是，在惩治阴谋者时，您要向欧洲的公众和世界公布被告者的谋杀罪行。您将维克托·塞尔日流放奥伦堡三年，这自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但为什么允许让这件事在两年的时间里被欧洲的社会舆论炒得无以复加。这是个用法文写作的作家，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但我是他的朋友中某些人的朋友。他们关于他被流放到奥伦堡，以及如何对待他的事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相信，您既然采取了行动，就定会有严肃的理由。但是，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在坚信他无罪的法国公众面前公布这些理由？一般说来，在一个发生过德雷福斯和卡拉斯案件的国家里，允许被告成为全社会运动的中心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例子，这完全是另一类性质的事：不久前公布了关于惩治十二岁以上少年罪犯的法律。该法律的条文尚不十分清楚；然而根据已知的情况，该法律正在引起严重的担心。给人的印象是，死刑正威胁着这些孩子。我非常理解这样做的动机：必须使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那些想利用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们感到恐惧。但是，公众并不理解。他们会觉得，这种威胁正在变为现实，或者法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实现这种威胁。这可能成为极其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的源泉。对此必须立即加以预防。
同志们，请你们原谅我，也许我讲得太长了，也许，我提起了我本不该提起的问题。
斯大林：没有，没有，请讲吧。我很高兴听您说，我现在完全听您支配。
罗曼·罗兰：最后，我要谈一下因战争问题而引起的实际存在的极大的误会和对战争的态度。这个问题在法国早就在议论了。数年前，我和巴比塞以及我的共产党人朋友们就讨论过没有前提的反战运动的危险性。我觉得，必须研究可能出现的战争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在每种情况下都可接受的各种论点。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苏联需要和平，它渴望和平，但它的立场和不可分离的和平主义是不相吻合的。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有利于法西斯主义的放弃，而这种放弃却可能引起战争。在这方面，我对一九三二年阿姆斯特丹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大会的有些决议感到不完全满意，因为它的决议在反战策略问题上令人有些担心。
现在，不仅是和平主义者，而且苏联的许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迷失了方向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被苏联与帝国主义的法国民主政府的军事结盟搅糊涂了——这在有理智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不安。在这里有许多需要作出解释的有关革命辩证法的严肃问题。
我想，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斯大林：如果我需要回答的话，那就请允许我回答所有的问题。
首先，关于战争。我们和法国相互援助的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在欧洲，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了两种国家体制：法西斯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中，一切有生命的都被机械式的手段所镇压，在那里工人阶级及其思想被机械式的手段所扼杀，在那里工人阶级被窒息；而另一种是由旧时保存至今的国家体制——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体制。这些国家也是准备要扼杀工人运动的，不过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手段——他们还有议会，某种程度的自由报刊，合法的政党等等。这里是有差别的。不错，这里也是有限制的，不过毕竟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总还是可以呼吸的。在国际范围内，这两种国家制度间的斗争正在进行。而这种斗争，在我们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的政府应该保守中立和不进行干预吗？不，不应该，因为保守中立就意味着会使法西斯分子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而法西斯分子的胜利就是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就是对苏联的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威胁。
而如果苏联政府应该干预这种斗争的话，那它应该在哪一边干预呢？自然，在尚未破坏和平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一边。因此，苏联所感兴趣的是，法国需要很好地武装起来反对法西斯国家可能的进攻，反对侵略。所以，我们进行干预，就好像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在侵略和反侵略之间斗争的天平上，加上了一个砝码，这天平就会有利地向反法西斯主义和反侵略方面倾斜。这就是我们和法国签订协议的理由。
我这是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视角来说的。然而，法国的共产党在战争问题上也要采取这样的立场吗？我看，没有必要。它在那里不执政，在法国执政的是资本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法国共产党也是一个不小的反对组织。有没有保证能使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利用军队去反对法国的工人阶级呢？当然没有。苏联和法国有反对侵略，反对来自外部的进攻的相互援助的条约。但是，苏联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法国不得利用自己的军队去反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条约。正如您所看见的，共产党在苏联的状况和共产党在法国的状况不相同。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在法国的立场也就不可能和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的立场相一致。所以，我完全理解法国的同志们说，法国共产党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依然应当是苏联和法国签订协议之前的立场。但由此不应得出，在不管共产党人如何的努力，战争还是爆发了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们似乎就该去抵制战争和在工厂进行罢工等等。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我们反对过战争和让沙皇政府失败，但从没有拒绝过使用武器。我们从来不是工厂罢工或者抵制战争的拥护者，相反，当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时，我们去从军，去学习射击，去掌握武器，然后用我们的武器去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
至于说到苏联能否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反对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协议，这个问题还在列宁时期，根据他的倡议，就很好地解决了。托洛茨基曾是这样解决问题的拥护者，但他现在显然是把这一点忘掉了……
您刚才说，我们应该带领我们的西欧的朋友。我要说，我们害怕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不承担带领他们的任务，是因为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在完全是另一种形势下的人们指明方向是困难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自己的具体条件，而要从莫斯科来领导这些人们，从我们方面来说恐怕就是太胆大妄为了。所以，我们就仅仅限于最一般的建议；否则，我们就会承担起我们承担不了的责任。我们切身体验过，当外国人在领导，而且还是从远处，这意味着什么。战前，确切点说，在九十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核心，而我们俄国人是他们的学生。它当时就试图领导我们。如果我们使他们有可能来引导我们的话，我们大概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党，不会有一九○五年革命，也就是说，不会有一九一七年革命了。应当使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共产党领导人。无此，要进行领导是不可能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西欧的朋友们不太清楚苏联政府行动的理由，而我们的敌人又常常使他们束手无策，那这不仅说明我们的朋友还不善于像我们的敌人那样好好地武装自己，也说明我们在通报消息和武装我们的朋友方面做得不够。我们将努力弥补这个缺陷。
您说，敌人对苏联人作了许多的诽谤和中伤，而我们很少反驳他们。这是对的。对苏联的杜撰和诽谤，没有什么是敌人想不出来的。反驳他们有时甚至都是令人尴尬的，因为它们太离奇古怪和荒诞不经。比方说，有人写道，我和军队一起反对伏罗希洛夫，杀死了他，而在六个月后，他们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了，又在同一份报纸上写道，伏罗希洛夫和军队在一起反对我，杀死了我，显然，这是在伏罗希洛夫死亡之后的事了，后来在这一切之后又说，我和伏罗希洛夫谈和了，等等，等等。这怎么去反驳呢？
罗曼·罗兰：但是，毕竟是没有反驳和解释才产生出诽谤的。
斯大林：也许是。可能您是对的。当然，本来是可以对这些荒谬的流言作出更积极的反应的。
现在请允许我回答您对惩治十二岁以上孩子的法律的意见。这一法令所具有的是纯教育的意义。我们想用它来吓唬的与其说是有流氓行为的孩子们，不如说是孩子们中间流氓行为的教唆者。应当指出，在我们的中学里发现了一些十—十五个人的流氓男女的团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殴打或者奸淫最好的男学生和女学生，男女先进的学生。已经出了一些事：这样的犯罪团伙把女孩子骗到成人那里，在那里将她们灌醉，然后使她们沦为妓女。还有这样的事，一些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学生，先进分子，被流氓团伙沉到井里去，弄伤他们，想方设法地恐吓他们。同时还发现，这些少年流氓团伙是由成年人中的匪帮分子组织和操纵的。很明显，苏联政府对此等丑行不能置若罔闻。法令的公布是为了恐吓和搞乱成年人匪徒的阵脚，从流氓分子那里拯救我们的孩子。
我提请您注意，与这一法令同时，除这一法令外，我们还公布了禁止买卖和拥有芬兰刀和匕首的决议。
罗曼·罗兰：那么为什么您没有公布这些事实？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公布这一法令。
斯大林：这不是如此简单的事。在苏联还有不少越出常轨的落魄失势的人，宪兵，警察，沙皇官吏，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属。这些人还不习惯于劳动，他们对一切不满，是犯罪的现成土壤。我们担心，有关上述性质的流氓行为和罪行的披露可能对类似的越出常轨的人们起到影响——传染并可能推动他们去犯罪。
罗曼·罗兰：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斯大林：我们能不能这样来作出解释呢，说我们公布这一法令是为了教育的目的，是警告犯罪，是恐吓犯罪分子？当然，不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会在犯罪分子的眼中失去任何力量。
罗曼·罗兰：不，当然，不能。
斯大林：应当让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使用该法令的最严厉的条款来对待少年犯的，并且我们希望不会有。
您问，为什么我们不对犯罪的恐怖分子进行公开的诉讼程序。比如说，杀害基洛夫事件。也许，我们在这件事上真的是被我们身上勃发的对犯罪的恐怖分子的仇恨情绪所控制了。基洛夫是个优秀的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犯下了滔天罪行。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我们所枪毙的一百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从波兰、德国和芬兰派进来的，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武装，给予他们的任务是从事反对苏联领导人，包括基洛夫同志在内的恐怖活动。这一百个人都是白卫分子，并且没有想在军事法庭上否认自己的恐怖活动意图。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不错，我们想过并且正在想消灭苏联领导人，你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枪毙我们吧，如果你们不想干，我们就会消灭你们”。我们觉得，在有辩护人参加的公开法庭上来审理他们的犯罪案件，对这些先生们来说是过于荣耀了。我们已经得悉，犯罪的恐怖分子在凶残地杀害了基洛夫之后，还打算对其他的领导人实行凶残的计划。为了预防这种罪行，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政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在类似情况下的政权就该是强力的，猛烈的和无所畏惧的。反之，它就不是政权并且不可能被政权所承认。法国的公社看来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它们过分地软弱和动摇不定，卡尔·马克思正是为此而指责它们的。所以，它们失败了，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饶恕它们。这对我们是一种教训。
在因基洛夫同志被杀害而采取极刑惩罚措施后，我们本也不想在以后对罪犯再采取这样的措施，但遗憾的是，在这件事上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此外，还需要指出，我们不仅在西欧有朋友，在苏联也有朋友，就在西方朋友建议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宽容对待敌人时，我们在苏联的朋友却要求强硬，比方说，要求枪毙基洛夫同志被杀事件的鼓舞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我希望您能注意到下述情况。西方的工人一天要工作八、十和十二个小时。他们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要为他们操心。他们没有时间阅读书籍，并从书里为自己吸取领导的准则。当然他们也不十分相信书本，因为他们知道资产阶级的文人们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欺骗他们。所以他们只相信事实，只相信他们亲自看见和用手指可以触摸到的事实。而正是这些工人们看到，在欧洲的东部出现了新的、工农的国家，在那里再也没有资本家和地主了，在那里一片劳动景象，在那里劳动者享有前所未有的荣誉。工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可以不倚赖剥削者而生活，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这一事实，苏联存在的事实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的革命化事业中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所有国家的资产者都知道这一点，并对苏联怀有本能的仇恨。正因为如此，西方的资产者想让我们，苏联的领导人要尽可能快地完蛋。这也就是他们组织恐怖分子，派遣他们经由德国、波兰和芬兰进入苏联，不惜金钱，不惜其他手段的理由所在。再举个例子，不久前，在我们的克里姆林宫里发现了一些恐怖分子。我们有一个政府图书馆，那里有一些女图书管理员，她们进出克里姆林宫中我们的负责同志的住房，为的是使对图书的管理秩序井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些女图书管理员中的某个人被我们的敌人收买来从事恐怖活动。应当指出，这些女图书管理员中的较大一部分人是曾经进行过统治、而现在被粉碎了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余。结果怎样呢？我们发现，这些女人带着毒药走来走去，打算毒害我们的某些负责同志。当然，我们把她们抓了起来，但我们不打算枪毙她们，我们把她们隔离了起来。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另一个事实，这事实说明我们的敌人的极端凶残和苏联人保持警惕的必要性。
正如您所看见的，资产阶级正在相当残酷地和苏维埃作斗争，而随后却在自己的报刊上径自喊叫苏联人的残忍。一只手在将恐怖分子、杀手、流氓、毒杀者派到我们这里来，而另一只手在写关于布尔什维克不人道的文章。
至于说到维克托·塞尔日，我不了解他，现在不可能给您作出答复。
罗曼·罗兰：我本人也不了解他，但我亲自听说过他是因赞成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到缉捕的。
斯大林：是的，我记起来了。这不仅仅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还是个骗子。这是个不诚实的人，他对苏维埃政权搞破坏活动。他试图欺骗苏联政府，但他没有能做到。托洛茨基分子在巴黎的保卫文化大会上提出了有关他的问题。诗人吉洪诺夫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对他们作出了回答。维克托·塞尔日现在自由地生活在奥伦堡，大概还在那里工作。当然，他没有遭到任何的折磨、残酷拷打和诸如此类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不需要他，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放他到欧洲去。
罗曼·罗兰：(微笑)我听人说，奥伦堡——好像是个荒漠。
斯大林：不是荒漠，而是个好城市。我实际上真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荒漠中度过了四年的流放岁月，那里零下五十——六十度。也没有什么，活过来了。
罗曼·罗兰：我想再谈一下对我们，西欧的知识分子和对我个人都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新人道主义。您，斯大林同志，宣告了它的诞生，您在自己不久前的一篇卓越的讲话中说：“在世界所有现存的珍贵资源中，人是最有价值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新人和由他所产生的新文化。没有什么像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新道路的建议，这种人类精神的综合更能将全世界吸引到革命的目的方面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知识分子的政党，发明和创造精神的总结，大概在西方是最不为人所知的领域。然而，这却注定了要对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例如我们的民族，产生最大的影响。我有幸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开始实实在在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和史学家们此前不久还在尽力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或者力图损害它的信誉。但是，现在甚至在最高学府的范围内也正在出现新的潮流。出现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言论和报告集，题名叫《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其编者是索邦的瓦隆教授；该书的主要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科学思想中的作用。如果这一运动得以发展的话(我希望如此)，并且如果我们善于这样来推广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大众化的话，这将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引起极为深刻的反响。
斯大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将人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使个性自由。而用剥削来禁锢人的资本主义却使这种自由丧失了个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某些人，最富有的人才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人。大部分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享有个性自由的。
罗曼·罗兰：不错，不错。
斯大林：只要我们去掉了剥削的羁绊，我们就能进而解放个性。关于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说得很好。
罗曼·罗兰：大概，它还没有被译成法文。
斯大林：不可能。在恩格斯的这本书里有很好的表述。书里说，共产党人在砸碎了剥削的锁链后，应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我们的任务是解放个性，发展它的能力，在其中发展对劳动的爱和尊重。现在，在我们这里正在形成全新的环境，正在出现全新型的人，尊重和热爱劳动型的人。在我们这里，人们痛恨懒汉和游手好闲者，在工厂里总是让他们卷起铺盖滚蛋。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创造性的工作，突击运动——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最强音。男女突击手——这就是人们热爱和尊重的人，这就是现在在其周围凝聚了我们的新生活，我们的新文化的人。
罗曼·罗兰：对，很好。
我很不好意思，我到这里来耽误您这么久，占用了许多的时间。
斯大林：瞧您说的，哪里的话！
罗曼·罗兰：我感谢您给了我和您谈话的机会。
斯大林：您的感谢有点使我不安。人们通常只向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的人感谢。难道您认为我没有能足够好地接待您。
罗曼·罗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老实告诉您，对我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我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像在这里受到过如此好的接待。
斯大林：您打算明天——六月二十九日到高尔基那里去？罗曼·罗兰：说好了明天高尔基到莫斯科来。我和他到他的别墅去，也许，在晚一些的时候，我会接受您的建议也到您的别墅去。
斯大林：(微笑)我没有任何别墅。我们，苏联领导人总的说来没有自己的别墅。这只不过是许多备用别墅中的一座，是国家财产。这不是我向您提供别墅，这是苏联政府提供，这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我向您提供。
在那里您会感到很安静，那里没有无轨电车，没有铁路。您能在那里好好地休息一下。这座别墅随时供您使用。只要您愿意这样，您就可以利用这别墅，不必担心谁不方便。
您将参加六月三十日的体育游行吗？
罗曼·罗兰：是的，是的，非常想。我请求给我提供这次机会。
也许，我能指望当我在高尔基的别墅或者在您盛情给我提供的别墅里，我能再次见到您，并能和您谈一谈。
斯大林：别客气，随便什么时候。我完全受您支配，并且很高兴到别墅去见您。您一定会有机会参加体育游行的。
(谈话由阿·阿罗谢夫担任翻译)
原件为打印件，存俄罗斯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795，Л.3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