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巧合与暗含

　　日前读甘阳先生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我是从不经意中读出其中的深意的。“自由主义”这个在中国向来缺乏根基而又有点“名声不佳”的社会思潮，近来颇有点抢眼。但在读了一些介绍“自由主义”的文字之后，却有点淮橘易枳的感觉。现在，甘阳先生的文章算是厘清了“自由主义”原来还有“英国式”和“法国式”的或者说是“贵族的”和“平民的”区别。
　　说来也巧，日前又读到李书磊先生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一九九八年第六期)上的有关“自由主义”一篇文章《初衷重温》。李文从分析李大钊先生《Bolshevism的胜利》入题，进而引伸出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救亡图存等一系列政治革命与变革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与激荡，其中也关涉到我国早期“好政府主义”、平等、自由及“自由主义”。李文中也强调了富人与穷人的或者强者与弱者的“自由主义”之别。这样，两位先生就有点灵犀相通了。一个谈外国(英法)革命，一个谈中国革命，真是一种巧合与暗含。
　　说他们是“巧合”，则是不言而喻的；说他们是“暗含”，是由于我比较佩服他们文章的写法。一个谈外国，借助于“洋人”，正合改革开放之意；一个谈本国，但却是与现实有着一点距离的前贤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及其他人。有道是“距离产生美感”。两位先生正是借助谈论“洋”和“古”，将自己的大义暗含并深藏其内的。除了对“自由主义”的论述，二人又都集中探讨了“革命”问题。说到社会演进的方式，近来一般的论调是低调比高调好。然而近代中国在各种主义和思潮都粉墨登场一过后，碰壁者、落荒者、一败涂地者比比皆是。这里，你无法怀疑有些人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们原本希望千方百计减少社会性震荡，好腾出更多的人手、精力、财力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但是，历史的发展又何尝能按照他们的良好愿望和一厢情愿的假设运行。既使像他们说的比革命要好的戊戌改良也没能躲过“老佛爷”的斧钺。痼疾尚需猛药的道理有些饱读诗书之人恐怕是难以领会也不愿领会的。他们只会一味地“理念”至上或“费厄泼赖”，不知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思维逻辑于他们的学理研究有何补益？
　　在我看来，任何学理的研究都要顾及到历史的基本的真实。这历史的基本的真实即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自古以来(更不待说近代以来)无数先辈“有为民请命者，有舍身求法者”，其中也难免混合有“污秽和血”。这血就是勇猛精进之士以自己的头颅“荐轩辕”之血。对此，人们难道可以轻易淡忘或妄加诽改吗？
　　说两位的文章是一种“暗含”，是说他们不像我这样直白地在此为“革命”鸣屈。他们以自己丰厚的学养把文章写得那般充实有致而又声色不露，毫无剑弩之气。这是难能可贵的。本来，“学术”与“政治”是各有其道的，但又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虽有时可以殊途同归，但也不宜把二者硬等同于一；没有什么必要非得把它们置于“势”不两立的境地，特别是当你论述的本身就是十足的“政治”问题时。难道我们不能寻求一种学术与政治的最佳“结合点”和最佳结合方式？办法是有的，信哉如甘李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