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再说中国的大家庭

　　钟年先生在《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撰文指出，对待中国历史上是不是真正存在过大家庭制这样的问题，“科学研究的统计方法十分重要，但统计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人类学家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仅以每户平均人口数来说明家庭类型是不准确的。
　　不过，面对西方人类学家的发现，我们倒不必感到汗颜。因为真正较早发现户平均人口与家庭类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的中国学者大有人在，而且在发现时间上也要早得多。手边就有两例：其一是费孝通三十年代在《乡土中国》中强调过，所谓“大家庭”并非指人口数量的多寡，大家庭的“大”，“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家庭，并不构成‘大家庭’的条件，一个只有公婆儿媳四个人的家庭却不能称之为小家庭。在结构上说，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其二是一九三○年由李景汉先生组织的对河北省定县东亭区五百一十五户农民家庭进行的实地调查。这次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一九三○年定县的户均人口只有5.8人，家庭规模并不算大，但当调查深入到农民家庭内部的时候，家庭制的真实内核就凸现出来了。其中，“兄弟皆已结婚而同居者计一百三十五家。子已结婚而与父母同居的计二百四十二家(即两辈人皆已结婚而共同生活)。子已结婚而与父母及祖父母同居的计六十四家(即三辈人皆已结婚而同居)。子已结婚而仍与父母、祖父母及曾祖父母同居的计四家(四辈人皆已结婚而同居)。”也就是说，家庭中存两对以上夫妻关系的多达四百四十五户，占全部家庭的86.4%，真正的夫妇家庭即小家庭只有七十家，只占总户数的13.6%。李景汉先生因此肯定，“农村的家庭组织是大家庭制度”。这比孔迈隆(Myron Cohen)和武雅士(Arthur Wolf)的发现要早三四十年。
　　所以，今天真正应该令人感到汗颜的是，我们不仅过早地忘记了前辈学者的求实发现，也忘记了他们科学统计和结构分析同时并重的研究方法，盲目简单的计量复杂的历史现象，过分相信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