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由“先知”引起的话题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至少有两个人是迄今没有得到盖棺论定的，他们作为对立的矛盾体，生时不共戴天，死后也未得到公认的论定。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斯大林的争论至今还在进行中，无疑将要延续到下世纪去。而关于托洛茨基的评论在我国似乎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尽管在八十年代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见诸报刊，还有李显荣著的《托洛茨基评传》。后者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托洛茨基的传记著作，提供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明显的原因，书中也是传多评少。
　　伊萨克·多伊彻写于五十——六十年代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可以说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经典性著作。由于作者能够看到并充分利用托洛茨基带到国外去的大量资料，还有可能访问托洛茨基的同时代人，因此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是不可取代的。
　　伊萨克·多伊彻在评价托洛茨基的一生时有如下一段评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与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一九一七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如果他的生命在一九二一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中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以《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哪怕他未能活过一九二七年，他也在身后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这段话写于六十年代初，有一些判断是对的，但也不尽然。托洛茨基之所以出名，主要是他的两段经历，一是参加并领导了俄国的十月武装起义，创建了红军并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这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功绩使他赢得了同列宁齐名的崇高地位。那时候世界各国凡知道苏俄的，也就知道那里有两个人——列宁和托洛茨基。这非常像我国当年的朱毛并称。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即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死去，那么人们在历史上知道的恐怕只是一个战地记者或者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还有就是在一九○五年曾担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那时作为党派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他游离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间，始终没有能够组成一个有影响的党派——从本世纪初到一九一七年，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直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团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有不少人显然处于他之上。普列汉诺夫、列宁自不用说，像孟什维克阵营中的马尔托夫，在理论修养方面也不在他之下。他的名声甚至未必能超过在一九○五年革命期间和他一起创造“不断革命论”的帕尔乌斯。
　　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就不会有后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
　　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历史是他同斯大林的斗争。在列宁逝世前后，是他第一个举起反斯大林的旗子，自此以后，他同斯大林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斯大林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托洛茨基主义”，还加上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定语。这就把他永远革出了教门。多伊彻说得对，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宁那样，在二十年代初去世，那么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赢得国内战争的英雄，使世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斗士。但是他没有及时死去，这就注定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以少数人去反对已经羽毛丰满的斯大林和他的政权，被他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流放到不毛之地的阿拉木图。据说阿拉木图人至今把托洛茨基当年住过的地方叫做“托洛茨基村”。尔后又被驱逐出国，成为有国难回，有家难归的“没有签证的流亡者”。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三十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一样。惟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保持了人的尊严。
　　托洛茨基无疑是个革命家。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看来没有一个是合适的。如果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话，那么，这个托洛茨基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投敌或充当内奸的材料。如果这种材料确实存在的话，斯大林当年是不会轻易放过的。而自从法西斯德国失败以来，德国的档案已被公开，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利用德国的大量档案资料，写出了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但是历史学家并没有从这成堆的档案中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托洛茨基投靠法西斯的文件。人们倒是发现了当年苏联同法西斯德国签订的苏德合作的秘密协定书。至于其他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只要看看苏联三十年代的审判案，看看给那些阶下囚所加的罪名，就什么都清楚了。
　　托洛茨基的悲剧不在于他提出了一套“离经叛道”的东西，如俄国必须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合二为一，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显然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思想。然而，俄国的革命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条路子走过来的。多伊彻据此称他为“革命的先知”。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替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客观的物质前提，只有在这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提上日程。然而，看看从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程，二月民主革命根本就没有能发挥这种作用。在八个月里俄国生产力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在战争的形势下，还继续遭到破坏，而且正因为生产力的破坏，民不聊生，才出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拯救俄国的客观需要。从二月到十月，如果说有谁始终同列宁保持一致的话，在高级领导人中恐怕也就是托洛茨基了(还有布哈林，但他在莫斯科)。怪不得那时候列宁曾赞叹说，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托洛茨基的悲剧倒是过于拘泥于教条了。最突出的是他始终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坚持严格的计划经济和高速度的工业化的方针。
　　托洛茨基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考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一旦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必然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农民发生对抗，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是西方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因此，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革命上。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立足于世界革命，首先是西方革命上的。他用“世界革命”来对抗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十月革命后不久，客观形势就显示出，世界革命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整个世界还缺乏必要的前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必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只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有生命力，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继续发展，它就不会灭亡。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的希望和一切有关预言落空。在这方面列宁要比托洛茨基现实一点，他一旦发现西方革命无望，立即把希望转向东方，把国内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文化上去。东方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列宁所期望的革命。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用以取代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在二十年代的争论中托洛茨基经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缺乏计划所致。他没有看到，在那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之中，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计划经济可言的。而从三十年代开始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又充满了领导人的唯意志论，一切计划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制定的计划往往朝令夕改，数字指标可以任意规定和改变。正因为如此，这种经济不可能调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造成了经济中的极大浪费。事实证明，计划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小生产占多数的国家在经济上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在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当然，在宏观调节上一定程度上的计划和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像托洛茨基那样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计划经济上，显然是不现实的。
　　工业化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工业化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工业化以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而工业化的任务在东方落后国家却是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的补课任务。而且，苏联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欲速则不达。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
　　至于农业集体化，这同列宁当年所说的合作社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化。这也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问题在于，在落后的苏联，在二十年代几乎不存在富农阶级。因为通过国内战争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剥夺，革命前的富农已经不再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所谓富农，多半是些善于经营的、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中农，甚至贫农。列宁提倡的合作社同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在这里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人，他们的地位是独立的——生产者的独立地位是由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进步的标志。而集体农庄从苏联的实践看，完全是一种为保证政府得到它所需要的粮食的连环保组织，农民在这里除了双手以外基本上是一无所有。农民，现在叫庄员，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没有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甚至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政府也不保障他们的温饱，有许多农庄，庄员只能靠一小块宅旁园地养活一家。至于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们大量杀猪宰羊，造成农村牲口的大量减少，那就不必说了。其结果就是苏联的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直至五十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一九一三年的水平！可以说，集体化消灭的不是“富农”，而是全体农民阶级。从斯大林的集体化实践，人们也不难看到托洛茨基的集体化的后果。
　　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措施。可以说，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东西，大体上没有违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惜的是托洛茨基这种教条式的坚持，不考虑俄国的现实，给革命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他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一种倒退。因为到二十年代，布哈林已经摆脱了左的极端主义，开始正视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他反对对农民使用强制和暴力，反对对农民实行剥夺政策，主张让农民发展自己的经济，甚至号召他们“发财”。他主张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保持农轻重的一定比例，反对不顾国情的高速度的片面发展重工业。托洛茨基完全看错了人。在二十年代后期的争论中，他把布哈林看作党内的“右派”，把打击的矛头对准布哈林。而认为斯大林是可以争取的“中派”，设想争取斯大林“中派”去对付布哈林“右派”。斯大林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其始作俑者乃托洛茨基！布哈林帮助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则给斯大林提供了反对布哈林的思想武器。
　　一九二九年一月，托派在莫斯科公布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话纪要，给斯大林提供了一颗摧毁布哈林派的有效炸弹，斯大林得以指责布哈林违反党纪，同托派结成反党联盟。直到一九三八年给布哈林加的罪名竟然还是同托派结盟——案件的名义就叫做“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竟然能把他们捏在一起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审判如仪，真是个罕见的闹剧。
　　其实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观点上是绝对不相容的，他们只是在布列斯特和约和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有过共同语言，以后就分道扬镳了。布哈林彻底诀别了自己左的激进主义，而托洛茨基则按照自己的既定思路继续走下去。
　　他对问题极为敏感，这使他在许多问题上同列宁有共同语言。这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健康恶化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年列宁关心的问题有：与成立苏联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民族问题，即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问题，维护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上，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高层中当时只有托洛茨基一人同列宁保持完全一致。我们看到，这段期间列宁频频给托洛茨基写便条，表示同他的一致，并请他出面捍卫共同的立场。而站在对立面上的代表人物恰恰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初列宁曾赞同斯大林出任党的总书记，而到了年底列宁已经考虑把他从这个岗位调走。列宁对斯大林态度上的变化，显然是同上述几个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列宁联合托洛茨基共同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托洛茨基一贯反对列宁，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两人之间是有过分歧的，但应当说，从一九一七年以来直到列宁逝世，他们的一致多于分歧。
　　列宁逝世后过了几天，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写信托洛茨基说：“弗·伊·(列宁)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他们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伦敦的列宁热情地接待了第一次逃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很大的希望。克鲁普斯卡娅当然是清楚地知道这以后两人间的一致和分歧的，她在列宁尸骨未寒之际，向托洛茨基转达这个信息，显然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
　　列宁逝世后党内陷入了权力斗争。目光短浅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竭尽全力保斯大林，违背列宁的意愿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尽管不用多久他们就尝到了自己酿的苦酒。以后党内出现的各种反对派，包括“新反对派”、“托季联盟”，其内部在许多问题上并无一致的看法——曾经激烈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季诺维也夫，怎么能同托洛茨基真正结盟呢？可以说，在反对派内部实际目的的统一要大大超过思想上的一致。这个实际目的就是打倒斯大林。然而，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人物了。结果是一个个反对派败下阵来，连布哈林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
　　在二十年代还没有枪毙反对派分子的先例。这对托洛茨基是件幸事，他受到的最高惩罚是被流放和驱逐出国，走的时候甚至还能带走一大批档案材料——这肯定使斯大林后悔不已，后来派人抢档案，搞暗杀，就是证明。托洛茨基在国外的存在，对斯大林是个极大的威胁。因为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写的论文和专著，对苏联现实的剖析，对斯大林的揭露，其水平都大大超过同时代的西方作家。毕竟他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知道列宁的想法，清楚这个政权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从他的笔头出来的东西，不像西方作家所写的那样往往给人隔靴挠痒的感觉。
　　一九三六年托洛茨基写了《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对其中的许多结论你可以不同意，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他对苏联社会所做的分析，仍然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要探讨苏联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崩溃的原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书中对苏联前途提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工人推翻了官僚的统治。这种结局并没有出现，且按下不表。第二种结局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托洛茨基对此有这样一段描述：如果资产阶级政党推翻了苏维埃统治阶层，它就会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经理、党的书记以及整个享受特权的上层中找到不少现成的奴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对国家机关进行清洗，不过资产阶级复辟所需要清除的人，要比革命政党清除的人少。不过，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会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首先要创造条件从力量单薄的集体农庄分出殷实的农场，把富裕的集体农庄变成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变成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部门，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会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各“公司”之间采取的妥协措施，这些公司即是从工业部门的苏联官员、其流亡国外的原业主和外国资本家中产生的潜在的所有主。尽管苏维埃官僚为资产阶级复辟作了大量的准备，但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法上，新制度还必须进行社会变革(переворот)，而不是改良(реформа)。
　　这段话无须解释。这里仅举一个数字。俄国流行一个名词“но-менкратура”，指的是苏联时期列入上级任命的各级(尤其是高级)干部花名册的党政官员。这个词相当于“官僚”，不好翻译，也许可以音译为“诺民”。有一项资料表明，目前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诺民”。在总统周围来自“诺民”的人占75%，政府中占74.3%。这些数字说明了苏联的某些党政干部在剧变中以及剧变后的作用。看看这些数字，看看剧变的过程和剧变后的变化过程，不能不佩服托洛茨基的预见，或者用多伊彻的话说“先知”。
　　托洛茨基是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在他那时代他不可能指出更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托洛茨基没有从中看到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显然落后于布哈林，在理论方面他把布哈林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同布哈林的争论才真正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曾经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724页。)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点既适用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也适用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二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现实还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提供充分的根据。问题还仅仅在暴露之中，要从某些迹象中得出人们在半个多世纪后才得出的结论，托洛茨基显然还缺乏这种“先知”的本领。不能苛求于他，托洛茨基毕竟是历史的人，而不是先知。
　　(托洛茨基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流亡的先知》，伊萨克·多伊彻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9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