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烟”到烟

　　“鸦片烟来白浆浆，吹田吹地吹家当；一切家当吹尽了，无法只得嫁婆娘。鸦片烟来胜毒药，吹上瘾来断不脱；不是爸妈坑害你，自搬石头自打脚。”这是二三十年代云南部分地方民众所传唱的一首民歌，它深刻地揭示鸦片所产生的部分恶劣危害。
　　在历史上，云南因其鸦片产量多、质量好，在瘾民中间享有盛誉，全国各大小城市，只要有烟馆，就会售“云烟”(一名南土)。清代后期，英人贝柏尔为处理“马嘉理事件”，从北京出发，穿越广大的内地，行至滇缅交界的腾冲。据他讲：自鄂西起，始见田地里随风摇动的罂粟花；进入四川境内，种植始盛。不过，与四川相比较，云南种植尤盛，道路两旁，满目所见，尽是大片大片的罂粟田，一望无边。是年，从一月到五月，他从滇东行至滇西，终日在罂粟田边穿行，目睹了鸦片的耕耘、播种、抽条、开花和收割的全部过程。据贝柏尔说：瘾民在四川是无处不有，贵州更多，云南尤极。云南当时确是毒氛弥漫，吏有“烟吏”、商有“烟商”、农有“烟农”、民有“瘾民”。就连田地里生长的野鸭因食罂粟花而成为“鸦片野鸭”，辄醉扑地，难以展翅飞翔，只得依靠食用罂粟花中的吗啡毒素来维持生命，成为名副其实的“烟鸭”。(钟叔河整理：《郭嵩涛焘日记》)
　　进入民国，云南的鸦片更盛，罂粟种植面积在一百万亩以上，年产烟土七八千万两，瘾民人数超过一百余万，云南背负上“烟国”的恶名并不过分。
　　为何云南罂粟之花开得如此繁盛？从大背景讲，是当时社会的性质所决定，是旧中国社会的必然产物。不过，落实到具体，它有上下两个阶层的促进因素，促成其蔓延。
　　众所周知，当热武器军事装备代替了冷兵器后，军队的训练、建设和装备进入了近代化。与古代战争消耗大量人力资源不同的是，近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耗弹药和武器，打“钱”便成为了近代战争的代名词，谁的钱多，谁的装备好，谁就能够打胜仗。显而易见，传统的农业经济是不能承受近代战争带来的大量经济消耗，近代军队的建设和近代战争的开展只能依靠于近代工业为基础，军费也主要来源于工业等方面的税收。
　　然而，从一八四○年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拉入了世界范畴，从清末新政的开展和新军的建设，中国已经有了近代化的军队，但缺乏近代化的工业基础。要解决新式军队的供养和消耗问题，当权者除了加重对农村的盘剥外，更依赖于鸦片的产销，从这特殊商品中提取大量的税捐来供养、训练和扩充军队。在一九二○——一九三五年间，云南地方军阀供养军队十余万；此外，各地尚有数量众多的团防保练。这些军队除用于省内频繁发生的大小战争外，曾多次进川入桂侵黔，企图雄视西南。养兵、用兵的巨大费用只能从鸦片的收益中来。于是，强迫种植罂粟、鼓励内外贩运和容忍吸食成为云南大小军阀和地方官吏的一致主张和共同行动。他们套用所谓“寓禁于征”的名义，强迫农户种植鸦片，以收取高额的各种税捐，借此维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以巩固和拓展自己的统治。
　　至于那些贫寒农户，种植的目的既在于利用鸦片的高回报获得一定数量的经济收益，交纳沉重的租赋，更有利用鸦片这特殊的作物，不断地投入劳力和肥料，零存整取，起到临时储蓄的作用，以济缓急。
　　罂粟是半年生的作物，秋种春收，多采用套种的形式，其种植和收获期均比小春作物时间为早，基本上不存在着争地的矛盾。尽管，罂粟具有高回报率，但它也是耗劳费肥的作物，经济和劳力的投入大，在多数情况下，农民种烟所得往往不及所付，属于赔本活路。不过，尽管得不偿失，云南烟农还是冲着鸦片所产生的高回报率，视它作为临时性的经济储蓄，作为家庭经济收益的观念物。即便是罂粟尚在田地中，一时尚未收割，也可以用作为抵押的凭证，能够向他人借烟债、借粮食、借肥料、借籽种等等物品，甚至借金钱。在弥补收入短缺的问题上，烟农多不注重投入与产出间的比较利益，不亏本要种，亏本也要种！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活命第一！更为可悲的是烟农因种烟也会染上吸烟的嗜好，不断地造就出一批批瘾民。“习俗人人好赌吹，鬻妻荡产自甘为。可怜大好农村地，一派荒烟蔓草滋。”(杨成志：《昆明散民竹枝词》，云南人俗称吸食鸦片为吹烟。)实际上，依靠鸦片进行家庭储蓄的行为不过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却摸不着！可是，正是这水中的月亮却驱赶部分农户积极地种植罂粟，形成种烟的内在动力。
　　三十年代中叶，国民政府开展的禁烟运动和日本人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实行的黑化政策，使云南鸦片的产销面临着最严重的困难。形势将云南地方政府逼上绝境，有进无退，必须禁种鸦片实施经济替代，舍此别无二路！“若今日不禁，恐十年后无可用之兵；三十年后，无一健康国民”。(《西南研究创刊号》)
　　然而，当云南地方政府实施禁烟时，首先面临弥补因禁烟所造成的地方财政(主要是军费)和农户家庭收入短缺问题。要解决这棘手的难题，需要进行产业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施经济的替代，开辟新的税源。不过，在此之前，首要解决财政收入的短缺问题，利用有限的财政收入完成资金积累，启动工业等产业的发展步伐。
　　环境的压力，促使云南省府毅然实行改革，将经济的立脚点从土地、人转移到工商业方面，以建立和发展工业经济为前提，实施以财政扶持金融，发展生产；以金融充裕财政，支持生产；以生产巩固财政，充实金融的策略。具体作法是采取节支和增收的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财政厅陆崇仁为代表的旧系官僚，袭用裁汰关卡、精减人员、节省开支，建立会计制度、明晰账目、防止中饱，清丈田地、减少流失、公平税赋等传统作法，重在节支。另一方面，以农矿厅缪云台为代表的新派官僚，改进冶炼技术，精炼大锡，实现个旧大锡直接出口欧美市场，增大其附加价值；征收入口货特税，落实特种消费税内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限制某些特殊消费商品的大量进口和畸形消费；实现滇币与英镑直接汇兑，采用跟单押汇制度，有效地管制外汇，借以控制外汇的流向，提高滇币的地位，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成立经济委员会，建立一批近代企业，增加经济收入，开辟新的税源等现代作法，重在增收。与此同时，云南省建设厅还选择和推广诸如棉花、桐油、甘蔗，特别是烟草(烤烟)等经济作物和小麦等小春作物，作为禁烟后农户的经济作物的替代……三者齐头并进，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节支增收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地是化毒卉为利源，利用在禁烟阶段，官府垄断经营、供给短缺、烟价上涨这特定时机，从鸦片中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以烟找钱，完成调整产业的资金积累，为建立近代工业奠定基础。为此，云南地方当局在鸦片的禁运和禁吸方面采取这样的措施：一，在禁运上实施统收和统运。所谓“统收”指由官商合作而成的统运处实行再收购，负责从大小商贩手中收购弛禁区的烟土，集中管理和经营，而将与烟农们面对面的收购活动留给商贩们。这样的方式既给部分烟商预留部分利润，让其经营活动有一个逐渐中止和转向过程，避免断绝其原来的生路而引起的恐慌与不安，增进其对禁烟运动的配合，以保证收购各个环节的畅通，减少烟农手上的烟土量，也就减少云南的自吸量；也可节省政府部门的人员数量、降低其经费开支，避免与烟农、烟商发生矛盾，保持其操控权。至于“统运”则由统运处组织烟商集中运输鸦片到省外的销售网点，统运处物色人员进行分片代为包销。这些人员基本上由原来的烟商所构成，他们关系熟、渠道多，轻车熟路，对市场信息捕捉快，反应灵巧，利用垄断供给的特殊地位，能够迅速地销售烟土，并保证获得高额利润。二，在禁吸问题上基本上不设立戒烟所，以经济的手段来强迫瘾民断绝烟瘾，达到禁吸的目的。不设戒烟所，可以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更是减少瘾民对当局的依赖心理，将多数瘾民推向自觉戒烟境地；与之配合的经济手段就是不断地提高官膏的价格，带动私土价格的轮番上涨，多数瘾民在经济上难以承受，不得不放弃吸食鸦片这特殊的嗜好，达到不禁自禁的目的。
　　这些作法手段虽狠毒，效果却明显。多数瘾民在强硬禁烟政策的压迫之下放弃了吸食烟土的嗜好，云南省府也从禁烟运动中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收益，将其转移到产业建设和作物引种改良等方面，缪云台事后回忆：当经济委员会创办之初，云南省府拨款七百余万元(滇币)。龙云也如是说：他前后拨给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的建设基金有黄金数万两、滇币二千余万元，以及大量的英镑、美元等外汇。依靠这些资金，仅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就建立起二十余家近代工矿农企业；另外，部分烟商预知地方当局的发展导向，将经营鸦片所赚得的资金投资于工矿企业，创办和发展民营经济。近代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实现了云南的经济替代，开辟了新的税源，军费从鸦片税捐转移到产业税、消费税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官办和民营卷烟厂兴建的引导下，原鸦片主产区的农户用烤烟替代了罂粟，逐步地完成由鸦片烟到香烟的转型，部分填补了禁烟后造成的家庭经济收入损失。这些看得见的利益，使得各级官吏、商人和多数烟农能够理解、接受，甚至推动禁烟运动，禁止鸦片有了较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九三九年，法国名记者李蒙实地考察云南后，发出这样的观感：“云南是有名的鸦片产区，一向把它当做(化外)荒漠。到达以后，才发现这种看法是绝大的错误。在昆明，我们见到青年、公务员、新闻记者和政府当局，和他们有过长时间的晤谈，朝气笼罩着这个美丽的大城，一切事业正在开始和生长……”(《新新新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
　　这是对禁烟后所产生的某些积极效果的写照。事实上，受诸种条件的制约，旧中国政府没能彻底地根治鸦片危害。到四十年代末，鸦片毒害在云南部分重新复炽……直到建国后，人民政府实行“关门打狗”，采取强硬的措施，才真正根除困绕云南百余年的鸦片危害问题。
　　从“烟”到烟，使云南社会经济开始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君不见，今全国各大小城市，只要有烟摊，就会有“塔山”(红塔山)！
　　然而，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今天，香烟产量及销售量的降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情况下，云南的“(香)烟经济”该如何转型？这话题要留给经济学家们去探索和认识了。
　　(《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秦和平著，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版，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