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开始与结局

　　早在六十年代初，总部设于瑞士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就选择了熊猫作为其象征标志，但却一直没有机会研究熊猫。直到一九七九年的一个偶然缘起，短期受雇于该基金会的美国驻香港记者南西不经意地问：“你们用熊猫作标志，为什么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合作研究熊猫？”人家告诉她已试过，但不成功。南西说让她来试试。于是她拟定计划，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北京。而时机正是中国大倡改革开放、推进四化建设的初期。因此不久就有了一个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中国合作进行的旨在加强熊猫保育并对熊猫生态作系统研究的计划。
　　然而，这样一个看起来是顺顺当当的好事，却一开始就命运多舛。作为参与计划实际田野工作的科学家，《最后的熊猫》作者夏勒说：“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国方面，在目的与方法上根本不能沟通的困境，是我前所未遇的。”中方的先决条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必须出资在卧龙保护区兴建一座熊猫研究中心，而后者则认为主要的长程目标是防范熊猫口数因栖息地遭到破坏而继续减少。因此重点应放在田野工作上。但为了熊猫计划的顺利进行，基金会答应了中方要求，可接着又出现了仪器问题上的讨价还价等。
　　熊猫计划的最初几年，夏勒作为基金会方面派出的研究人员，曾长年生活在野外山区，付出巨大心力。他说，开始时只是一股追求崇高理想的狂热，对问题的真正严重性缺乏认识而乐观。但当其工作不可避免地与庞大的地方官僚体系发生冲突时，热忱和善意都无能为力。他们只顾眼前，运用推托、逃避、过时的观念、缺乏远见的行动和其他可悲手段，来规避中央政府的政策，造成规模惊人的生态管理失误。使夏勒感到痛心无比的是：就在计划进行期间，熊猫依然在受苦，数量依然在锐减。
　　多年后，早已建成的研究中心还招揽不到胜任的研究人员，大部设施闲置荒废。对于整个计划的评价，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人员提供的备忘录中说：“我们没有具体证据证明我们已成功。”基金会总裁一九九○年答记者问时说：“尽管我们花了大笔钱，就目前的进展而言，熊猫的生存机会仍然不乐观。”中国野生生物保护协会对此的反应是：“他们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他们利用我们的熊猫作标志，募到两千万美元，但只有两百万用于救助中国的熊猫。”
　　《最后的熊猫》无疑是有其倾向性甚至是很有其偏见的地方。但是，我们从书中看到的也许还不仅仅只是熊猫保护这样一些事实本身，对于自然与人类不同态度与观念上的冲突，或许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最后的熊猫》，〔美〕夏勒著，张定绮译，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版，2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