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州商人几乎是随处可见。通过长期、频繁的接触和交往，在世人的心目中，徽州人的社会形象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亦贾亦儒，贾而好儒，这是好的一面；而不良的方面，则是健讼、好色和悭吝，等等。
当时，位于长江北岸、濒临运河的扬州，是明清时代大批徽商麇集鳞聚的城市之一。清代扬州人石成金的《笑得好二集》中有“不打官事(司)”条，说徽州人连年打官司，甚感劳顿、厌倦。除夕之夜，父子三人商议：“明天是新年，大家要各说一句吉利话，保佑来年走好运，不惹官司。”聚商之后，由父亲先说第一句：“今年好。”长子接着道：“晦气少。”次子继曰：“不得打官司。”结果，三人所说合起来共有三句十一字，于是写了一幅长条，贴在中堂上，家人时时念诵以取吉利。不料一大清早，女婿就上门拜年，一见长条，竟随口分作上五、下六的两句，大声念道：“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
“不打官事”虽然是个触霉头的笑话，但也确实反映了历史上徽州人“健讼”的特色以及不得不“讼”之无奈。早在晚明时期，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二《两都》中就曾指出：
山居人尚气，新都健讼，习使之然。其地本勤，人本俭，至斗讼则倾赀不惜，即官司笞鞭一、二杖参差，便以为胜负。往往浼人居间。若巨家大狱，至推其族之一人出为众死，或抹额叫阙，或锁喉赴台，死则众为之祀春秋而养子孙。其人受椎不死，则傍有死之者矣。他方即好讼，谋不至是。铺金买埒，倾产入关，皆休、歙人所能。至于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
徽州地处皖南的低山丘陵之中，徽州人遂有“山居人”的异称；新都亦即新安(皖南在三国吴时置新都郡，晋改新安郡，故名)，也就是徽州；而休(宁)、歙(县)则是徽州府最重要的二属县，这一带在明清时代为著名的新安商贾之乡，也是聚讼纷纭的两个县份。
迄今，穿行于歙县的大街小巷，偶尔仍然可见在徽式民居的屋侧墙上，往往嵌有长条方砖一块，上镌“某某姓墙并脚”的字样——意思是此处为某姓的墙脚，以示与毗邻的建筑严格划清界限。这大概非常形象地折射了旧时代徽州人内心深处此疆彼界的概念，此种强烈的畛域意识，实际上渗透于近数百年来徽州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如所周知，垣墙在古代称作为“墉”，《诗·召南·行露》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此诗原是形容因人际关系中的强暴侵凌所引起的争讼，后世遂以“鼠雀之牙”或“鼠牙雀角”，来比喻争讼之辞以及引发争讼的细微末事。譬如，清代乾隆年间歙县方士
的《新安竹枝词》中就有：“雀角何须强斗争，是非曲直有乡评；不投保长投文会，省却官差免下城。”对于徽州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一旦超越了此疆彼界，哪怕是极小的一步，都会被视作是有悖契约的行为，往往必先“鸣族理论”(由族中公议曲直)或由“文会调解”(文会原是族中缙绅、士人会文之地，后亦成为调解民事纠纷的重要场所)，严重的则要“告官究治”。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村落社区理想是“无讼”。一般情况下，乡土社会具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礼治秩序”，“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而在徽州，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以“契约和理性”来支撑，即使是亲族之间也不例外。这或许是徽州社会有别于其他区域社会的一个特色(也正是这一特色，才使得黄山白岳之间的这一方水土，成为闻名遐迩的商贾之乡，成为“徽州朝奉”的温床)，也使明清徽州遗留下了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契约、文书。这些反映徽州社会传统规则(或可称为“民事惯例”、“民间习惯法”)的乡土史料，几乎涵盖了徽州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其规则之严密、措辞之细致，竟至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鼠牙雀角，动成讼端，或许是由于打官司在徽州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至于徽州人竟将在其他区域社会看似有悖乡土伦理的诉讼一事，以游戏笔墨的方式轻描淡写地表达了出来。
笔者最近读到一部佚名抄本，封面题作“弥勒石佛真经”，这是该书第一篇的标题。书是由徽州人“方灶喜瑞记抄录”，从徽州文书的习惯标识来看，“方灶喜”当系抄写人的名字，而“瑞记”则是方氏所开或所在商号的名称。书中收录有诸多契约及讼状格式，如《禀欠粮手本》、《赖租》、《拖欠客本》、《偷坟木》、《雇工文约》、《租山(批)》、《牛契》、《徒弟投师(关约)》、《羊酒领》和《匠雇徒弟(文书)》等，反映了徽州下层民众处理彼此关系、调节民事纠纷的经验和惯习。除了上述这些习见的契约、文书之外，还羼入两份相当有趣的状纸，内容是老鼠与黄猫儿在阴间地府相互控告。首先上场的是《老鼠告状》：
告状姓老名鼠，字耗子，告为无辜丧命恳天拘究事。
痛身栖于东墙脚下地洞安身，年方九十九岁。自天生以来，原系虚日鼠，排管十二生辰，龙虎让我为首，牛马让我为尊。不意洪水造反，李天王将鼠贬下凡尘。感蒙皇天岁德，广布仁恩，漕粮每担加耗三升。如今之人，最奸最狡，仓厫米谷，谨密严封。我白日里缩西躲东，巴到昏夜，才敢出行。寻些馋米馊饭，觅些冷
腥，惟恐主人目睹，好不胆战心惊。寂寂寞寞，缩缩伸伸，刚跑数步，忽遇猫儿，眼睛乱乱，牙齿锋锋，头如虎样，尾似蛇形。吓得老鼠，冷汗漓淋[淋漓？]，惨被咬住，有足难行，着鼠衔来拖去，散闷开心。始则擒擒放放，继则弄假成真，连皮带骨，细咬全吞。窃思老鼠不犯天条，未干国法，突遭毒口吞噬，黑冤枉死何伸！况猫有人牧养，吃的每顿荤腥，日间任他胡行乱走，夜里随主困被眠茵，闷时伸腰舒爪，欢时打滚纵横，冬则厨前向火，夏则屋内乘凉。想猫百般受用，无所不逐[遂？]他心。奈猫聚食，把鼠生擒，吃到一肚，屈丧命身。哭叩阎王，恩鉴原情，垂怜死鼠，冤抑难明，拘猫到案，对理来因。如虚一字，愿甘反刑。哀哀上告。
老鼠之告状论据确凿且可怜兮兮：十二生肖依次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免……”鼠是天字第一号，故而“排管十二生辰，龙虎让我为首，牛马让我为尊”的说法，并非是向壁虚构的无稽之谈——虚日鼠的此番告白，言谈之间也颇流露出几分自豪！另外，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食了如来的香花宝烛，而被托塔李天王贬下凡尘——这则见诸《西游记》等小说家言的典故，除了彰显虎落平阳般的不凡身世之外，也说明其告状之所叙的确不为无据。从老鼠的习性来看，它盗食粮食，破坏贮藏品和建筑物，以至于唐代文豪韩愈有“天锡皇帝，多麦与黍，无召水旱，耗于雀鼠”的祈愿。不过，老鼠的这种习性也给后世的官僚、胥吏带来了福音——予后者以加收征粮的口实，此即“鼠耗”之名目：根据《元典章》的规定，征收赋税时每石带收鼠耗五升；而《清会典事例》中提及的广西额征米石，“每石加一收耗”，作为鼠耗、运脚(运费)和修仓等的开销。看来，老鼠完全有理由大声疾呼：漕粮加耗，原本就是我辈耗子的一份特供！如今世风不古人心叵测，众人竟坚壁清野，将仓厫严封谨闭，这难道不是克扣了“鼠耗”，中饱了私囊么！？九十九岁的老鼠似乎还可以捻着几茎鼠须，颇感委屈地控诉道：世人创造出了诸多词汇，都与俺们耗子有关——如鼠伏(谓如鼠伏地，隐踪躲藏)、鼠步(如老鼠行走，因畏惧而小心谨慎)、鼠骇(似鼠般惊慌、惧怕)、鼠胆(与鼠一样怯懦的胆量)、鼠窜(像老鼠那样惊慌逃走)、鼠遁(亦作鼠遯，像鼠一样逃窜隐伏)、鼠迹狐踪(比喻人行踪鬼祟)、鼠头鼠脑(犹言鬼头鬼脑)、鼠窜蜂逝(形容纷纷逃散)、鼠张猫势(老鼠见猫即窜逸，故猫势益张。清代杭州俗称人举止仓皇为“鼠张猫势”)……单单从这些惯用语中就可看出，俺们耗子是如何的老实巴交？如何的小心谨慎？尽管不曾招谁惹谁，但还是未能逃脱那万恶的黄猫儿之魔掌！屈死冤魂实在心有未甘哪，冥府阎王青天大老爷，真是冤哉枉也！……
紧接着登场的是《猫儿诉状》，文曰：
诉状的黄猫儿，为奉命除害反遭诬告事。
身原藉[籍]西天居住，蒙唐僧带往东京，每日里看经念佛。有狼心老鼠，恣意横行，白日在洞灶中安身快乐，到晚来盗东西。结党成群，哜呖呖呼朋唤友，叱喇喇到处搜寻。盗米谷不分贫富，侵人衣哪管旧新。咬碎了值钱箱笼，剜破了要紧经文。佛前灯烛常弄熄，隐禅堂典污非轻。进仓厫，和妻与子，运回家大小同餐；入厨灶，舑盘
碟，偷油水打破罐瓶。且夫田鼠、水鼠、松鼠、野鼠、油鼠，虽则同姓，庶乎可容。为[唯？]有老鼠分外不仁，百般罪逆，恶贯满盈。我主人心中着恼，咬牙切齿，大骂频仍：“自古道：‘畜犬防贼，喂猫捕鼠。’你因何懒惰？让鼠威风，坐视不理，徒食不功！”致于受气不过，才起雄心。凡遇老鼠，活捉生擒。是奉主命，日夜守巡。职分如此，莫不忠勤。恶何花言巧语，诬控屈丧他身？伏乞阎王君：老爷高台明镜照临，与猫做主。芟除鼠恶，世人无扰，光照覆盆，投申上诉。
黄猫儿所述既理直气壮又义正辞严。从生理习性来看，猫儿之鼾声犹如诵念佛经一般，《古今滑稽文选》中载有猫儿曰佛奴，“终日憨卧，喃喃呐呐，若宣佛号”，绰号“念佛猫”，故而民间俗有“猫儿念佛”之谚。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猫儿才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原居西方极乐世界，后随唐僧取经归于东土，整日价念经诵佛持斋吃素，藉以辩说己身心地善良本无杀人之意。但猫为老鼠之天敌，捕鼠本是猫儿的天性。清游戏主人所辑《笑林广记》卷十一中说——曾有人戏将数珠挂于猫儿项间，群鼠私相道贺：“猫老官已持斋念佛，定然不吃我们的了。”遂欢呼雀跃于庭，不料猫儿一见，接连扑吃数个弹冠相庆的耗子。众鼠骇异奔走，背地议论道：“吾辈以为他念佛心慈了，原来是假意修行！”其中一鼠答曰：“你不知，如今世上修行念佛的，比寻常人的心肠更狠十倍哪！”或许是吃此一堑终长一智，老鼠眼中的“猫儿念佛”，终归是大有“狗改不了吃屎”的味道。世人亦遂以“猫哭老鼠”比喻假慈悲，用“猫鼠同眠”形容沆瀣一气、朋比为奸，……上述的现象大概类同于时下人们常说的“人咬狗”之新闻——唐朝龙朔元年(六六一年)，洛州猫、鼠同处，竟被郑重其事地载入《新唐书·五行志》。平心而论，类似的“猫鼠同乳”之灾异固不多见，但不少猫儿因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而素蒙“懒猫”之恶名。《笑林广记》卷五有冥王因某人素性懒惰，而将之罚去轮回变猫的记载。据说，广东方言中有“踎登”一词。所谓踎登，本作“猫蹲”，是形容猫儿蹲在地上似睡非睡、闲打呼噜的形象。此种颓丧无聊之神态，显然是“徒食无功”的表现之一，断为豢养者所难容。故此，黄猫儿在自诉中，除了说自己本性善良之外，还历数了老鼠的无恶不作，以及主人之切齿痛恨，藉以说明老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自己绝非像耗子刻画的那样锦衣玉食、闲散安逸——我黄猫儿之所以要立志发愤捕鼠，也完全是惟主人的马首是瞻。俗话不是说“吃人一碗，由人使唤”么？这完全是大势所趋形势所逼……
从上述的两份状纸来看，鼠诉冤抑，猫称委屈，“我方及对方辩友”(此处借用鄙校始作俑的“大学生辩论赛”之口头禅)均伶牙俐齿，洋洋洒洒，层层推进，据理力争。好在是非自有公断，听了两造的讼状，明镜高悬的阎罗王批曰：
恶鼠负罪妄控，盗恶横行，人人切恨，个个生嗔。如今铁面祈分明：鼠与黄猫当点心，又叫鬼司将老鼠拿下油锅煎熟，再上刀山碎剐无违，罪完发落。
奉主命而除害，扫恶鼠以图宁。黄猫诚有裨于世人，取红绫一疋，金花两朵，赐酒三杯，放他还阳，捉鼠为生。
如此的龙筋凤髓之判显然掺合着人类的意志，对于后者而言，自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上述的状纸及判牍之格式、用语，都是徽州民间诉讼案卷中常见的专业用语。我们从为数可观的民间抄本(其中有数册是有关诉讼的启蒙读物)中可以看出，徽州人打官司几乎琐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诉讼案卷中充斥着鼠牙雀角之争。正像民国年间著名的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所说的那样：“(徽州)俗多负气，讼起微杪，而蔓延不休。”这也让我联想到——当代上海人用“阿猫阿狗”比喻碌碌众生，而前述老鼠与黄猫儿的官司，是不是也可用来代表“阿猫阿鼠”(徽州的一般民众)之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遗存迄今、内容繁富的契约、文书，有不少件、册虽然东鳞西爪甚至失之琐屑，但却是我们透视徽州基层社会、了解下层民众生活的一个窗口。譬如，歙县南乡翰氏手抄的《联句集记》中，有一份《韩氏告夫下体不全供状》，竟将闺闱秘事难言之隐诉诸衙门对簿公堂，其诉词之大胆，言辞之恣肆，远远超乎我们对“封建社会”妇女生活之想像：
为不耻自媒恳思超豁事。妾生韩门，姻联巨族，于归数载，独宿终年。内馈殷勤，常守蘋蘩之道；房帏寂寞，从无枕席之欢。夫类寺人，难向阳台索梦；妾非石女，孰从桃渡问津。肠断心惊，时切云霓之望；花羞月愧，不沾雨露之恩。好似梨园，一夜夫妻成假合；浑如阉宦，半生姬妾鲜真情。阳反类阴，男变为女。禽翔北海，亦从池畔逞风流；蝶恋南枝，也向花间迎春色。物尚如此，人更何堪？生也不辰，恨天工谬成天作之合；遇人不淑，怪月老错订月下之盟。意注心专，半夜灯残眠人觉；翻来覆去，五更鸡唱起还疑。镜里双双，颦笑相随皆幻影；昼中对对，晨昏相侍总虚形。度日如年，年复一年空度日；思梅止渴，渴而又渴枉思梅。羞对人言，愁闻鸟语。选才选貌，孰选下体之弗全；论富论贫，谁论人道之亏备。尔为尔，我为我，焉能浼我哉？身为身，彼自彼，将焉用彼也！瓶之罄矣，何须留客空谈；饼其画兮，不必垂涎思吃。伏乞爷台，俯察幽情，曲原深隐，为夫君早赐超活，俾妾身晚聚欢娱。转抱琵琶，再弹别调；另谐琴瑟，重结他缘。虽逼夫生离，似乎阴骘有损；然留妾活寡，更于方便多亏。生死关乎去留，去留系乎天断。若仍坐守待兔之株，必致索诸枯鱼之肆。不惜汗颜，激切上禀。
《诗经》中有《采蘋》及《采蘩》两篇，蘋和蘩，原是两种可供食用的水草，古代常用于祭祀，后以“蘋蘩”借指遵奉祭祀之仪或尽其妇职等。告状人韩氏声称自己恪守妇道，怎奈命运乖舛遇人不淑，据此坚决要求离婚别嫁。对此，衙门“原批”曰：
尔韩氏，因夫下体不全，论大节本无复嫁之理，尔乃淫心未灭，任尔所从。
虽然断案措辞头巾气十足，但毕竟还是揆情度理网开一面，也还算得上是宽容地带有几分“人道主义”的色彩(倘若少谈些“主义”的话，则古代男女交合谓之“人道”，此处可取其原始涵义)。上述的状纸究竟是否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因读书未遍所见有限未敢遽下断言，但由此给人的启迪却是——当我们的史家依据那些灌注着精英意识的正史、方志、族谱勾勒“封建社会”的粗线轮廓时，是否应当保留一点审慎的警觉？族规家训等制度或规章层面的白纸黑字，毕竟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而真实反映县以下基层社会实际运作的乡土文献(如包括徽州在内的各地契约、文书)，或许正是弥补两者之间罅隙的一种绝佳史料。
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书是南宋嘉定八年(一二一五年)的卖山地契，自那时起一直到解放后，历朝历代的徽州文书几乎都有遗存，其历史跨度长达七百数十年(一般认为，最晚的徽州文书是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的契约，但笔者手头有一九五四年歙县人民政府印发的买契)。这或许表明自从宋代以来，徽州就是一个“契约社会”，其传统之赓续一脉相延经久不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周绍泉先生的估计，目前在全国各藏书单位收藏的徽州文书可能不下于二十余万件，这批资料绝大部分是五十年代从废纸堆中抢救出来的。于今，对于目前徽州文书的收藏大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历史系等机构)数十年前的远见卓识，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深表钦佩。不过，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有关土地关系与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和商业文书等三类文书历来为学界所瞩目(这三类文书也是诸多收藏单位藏品中的重头，相关的研究也已硕果累累)，而有关民俗、文化方面的文书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民间辗转传抄的契约、文书，对于我们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建构近数百年来徽州民间的乡土社会生活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徽州学”的勃兴以及海内外众多历史学研究者的孜孜努力，愈来愈多的学者都意识到——此前人们对于徽州农村社会的了解离其历史实态或许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全方位地加强对徽州乡土文献的收集与利用，应当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徽州乃至中国的农村社会，从基层自下而上地透视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真正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
一九九八年岁暮急景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