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始终是重新开始

　　一部由西方人编导并上演的有关“西藏探险史”的长长剧目，于十三世纪拉开了帷幕。最先登场的是若干修士组成的使团，他们受罗马教皇派遣，其使命倒不在于为他们的上帝传教布道，当时的欧洲自有其当务之急：此前成吉思汗的铁骑已北抵贝加尔湖，并一度西涉多瑙河畔，惶惶不可终日的欧洲担心的是，蒙古人是否会卷土重来呢？
　　前来刺探军机情报的同时，使节们的另一任务则是，寻找一个盛传于欧洲的东方基督教“飞地”，寻找该国国王“约翰长老”。此行结果可想而知，蒙古铁骑固然再无西征迹象，那块基督教飞地也属子虚乌有。但这个使团始料不及的收获则是进入了青藏高原北缘地区，在那里首次接触到吐蕃人；或至少根据道听途说带回了许多荒诞离奇的故事，从而激发了好奇的西方人的探险热望，促使一些格外好奇并格外勇敢的人，踏上崇山叠岭中的险峻山道，前往在他们看来距欧洲比月球还要遥远的神秘之地，尤其是到达拉萨。
　　第一轮的西藏探险热持续了足有百年之久，许多人历尽艰辛总算如愿以偿。成功者对于这一经验之外地区的风光人情的描绘，刺激了更为缤纷的梦想，激励着更为众多的脚步纷至沓来。但是突然地，道路中断了——元帝国崩溃，异军突起的伊斯兰教控制了西部高亚洲，丝绸之路不复存在，陆路交通隔绝。这一局面从十四世纪中叶开始，直到十七世纪欧洲人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水路交通为止。
　　当大幕再一次拉开，探险史中的传教士时代登堂入室。一群群上帝的仆人们翻越喜马拉雅，进入雪山环抱中的藏地。传教事业似乎一度成功：在西部高原的古格王宫下，在中心地带的圣城拉萨，海市蜃楼般矗立起深具象征意味的教堂，虽然其命运可想而知：不用很久，就“被一个愚昧佛教僧侣集团所拒绝，被一批畏怖之神战败”。
　　从十八世纪起，情况变得复杂得多。殖民阴影已在亚洲蔓延，西藏南部相邻地区诸国印度、尼泊尔，还有不丹、锡金等地，相继沦为英吉利“保护”之下，西藏仅为下一目标罢了。此时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形形色色，目的各各不同，空前地增加了令人不安的因素。直到一七八八年尼泊尔廓尔喀人举兵入侵后藏，大肆劫掠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不得不劳师远征，一举追歼至加德满都。其结果，是十八世纪一向半开半掩的西藏之门终于被关闭。
　　但仍有西方人顽强地想要进入禁地，有人以特别的契机甚至进入了铁幕中的拉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进入者中多了科学家和军事人员成分，他们的行囊里也多了一些测量仪器。而此时英、俄两帝国争夺西藏的企图已是司马昭之心；其中尤以一九○四年由荣赫鹏率领的远征军，以武力公然侵入拉萨事件，对于西藏乃至北京的刺激最为深刻；但此时的中央政府已今非昔比，内忧外患中无暇顾及边地，西藏的惟一应对方略，是将大门紧闭。来自北京和拉萨的指令是：严禁西方人进入西藏。
　　——以上一部西方“发现”西藏史的大致轮廓，是由米歇尔·泰勒所著的《发现西藏》一书为我们勾勒的。这本书只是一本跨度为七八百年、西方人“涉足”于西藏的简史总汇；若论“涉笔”，不能不远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羽毛笔时代，从亚里士多德到希罗多德再到托勒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地理大师们都曾用笔触及过它，这片比实际距离的遥远似更遥远的西藏，是西方人为时两千多年的梦想。
　　所为何来？在交通方便到朝发即可夕至的今天，这片高地仍被许多人视作畏途之列，缘何令历尽千辛万苦前来、又屡屡被拒之大门之外的高鼻深目的人们魂牵梦绕？
　　在此，且让我们在这本书里寻找答案，听一听来自西方世界的声音。较之《发现西藏》一书中主人公们的时代，世界经历了沧桑巨变。米歇尔·泰勒以二十世纪末端的理性眼光，用浓缩的笔调，尽可能客观地历述了一次次几乎始终是重新开始的西藏苦旅：一样的风雪弥漫中荒野上的跋涉，不太一样的经历遭际，无论被逐还是自行离去，总之是来过，又走了的结局。总览这一周而复始的现象，作者认为西藏只是西方人一个“拒绝实现”的梦想，“任何一种梦都不会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扎根”；至于探险家们的动机与目的，作者作了如下归纳——
　　西方人是梦想家，但他们不会对其梦感到满意；他们必须对梦想做出反应，使之变成某种能摸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往往使之变成噩梦。他们必须归化信徒、签订条约、搜集标本、验证理论、深入理解奥义，尤其是必须著书立说。
　　源自功利的强烈动机和明确目的的西藏探险故事，在《发现西藏》一书中比比皆是。由此我们看到了犹如猎手捕获猎物般的围猎场面，急切而耐心——
　　在传教士的眼中，西藏无疑是上帝创世纪计划中最后被理解的部分，他们的使命是“为上帝赢得西藏”；
　　经营者则旨在打开通商之途，吸引了目光的是资源，“……硼砂、主要生长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山羊那闪光的羊毛提供的毛织品、最后是黄金”；
　　个人梦想者以其不乏险恶与奇迹的著述，在本国引起轰动效应，以扬名立万；
　　怀有科学目的者醉心于搜集各种标本，这片未知地区的科学高地，值得不惜代价去占领；
　　至于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虽然同样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和勇气，可惜角色并不光彩——他们的身后站着帝国主义。
　　…………
　　对于“所为何来”的问题，作为“被发现”一方，也不免自有立场和声音。在我们看来，“地理”一词从来就非纯粹自然科学，从来就覆被着地缘政治色彩。我们从近代史中读到了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而来的究竟是什么；而每当回首殖民幽灵在亚洲大地上游荡、既贫且弱的旧中国所经历过的惨痛岁月，不禁仍感隐痛不已。以胸中块垒面对以往那一拨拨不请自来的闯入西藏者，不免感情复杂，以致长时间里对于真伪是非不加分辨，倾向于一概斥之的态度也在情理之中。正如地理学家徐尔灏在其一九四五年出版的《青康藏新西人考察史略》书中指出的那样：“各国探险家来我国考察者，初意或出于学术动机，而负特殊使命者居于少数。但其结果，因我国对于边地之忽视，任听外人进入我境窃绘山川险要，私记边备宝藏，结果遂起野心者之窥觎。探险家之足迹，常成侵略势力之向导。”
　　如果国人坚持这样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不必再讨论了；然而历史未必简单。重新审视一部西藏探险史，不能不为之心动。且不说那许多须眉眼色非我族类的个人勇气和献身精神堪足称道，是天生富有冒险和浪漫精神的西方性格使然，是源自各种雄心、野心和人类不可谓不珍贵的好奇心种种使然；一路检索过去，我们尤其看到，同为探险家的足迹，在某一时期固然“常成侵略势力之向导”，但在开放昌达的时代，也盛开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花。
　　更何况在钩沉索隐的同时，一个还需反躬的历史提问是：我们为何总是被人“发现”？
　　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空前地向世界开放了。此前的几十年时间对于西藏来说，如果附会“发现”一词，那便是一个中国人的自我发现时代。就地理发现而言，雅鲁藏布大峡谷作为世界最大峡谷的发现即为一例。众多的发现和日益深化的认识，恰好从另一意义上印证了《发现西藏》的一个论点：几乎始终是重新开始。
　　西藏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内涵的张力，致使对它的认识和发现远未终结；国内外新一轮西藏热又一次拉开帷幕。多元化的理解源自认识对象的多样性，西藏具有现实和超现实的认知及感受价值。《发现西藏》一书的结束语满含哲学玄机，引领读者思绪到无限——
　　经过一次旅行之后，肯定还会有另一次旅行。于其人员和冒险故事之外，便是一片神奇的高原矗立着，挡住了比最高山更难攀登的视线。这就是向往中的、幻想中的、希望和幻觉中的高山。西藏延伸得比这一切更为遥远。
　　(《发现西藏》[瑞士]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16.80元；《西藏的文明》[法]石泰安著，耿癉译，王尧审订，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2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