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一种文化探险的心理，来到年轻而古老的英国进行了一次文化觅踪。作为中国学人，我尤其关心当时最先进的英国文明与古老中国文明在上一世纪最初相会时的情形。这两种文明除了兵戎相见、刀光血影的冲突而外，在文化上又是如何会面、竞争以至对流、融合的呢？换言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和媒介究竟是些什么？我们应如何去具体入微地进行观察？这些，是我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在英伦寻书、读书的中心兴趣所在。
牛津是与剑桥齐名的文化名城。同时也是英伦的汉学研究重镇。我此次到英国，就是由该校新设的中国研究所接待的。对文化人而言，建筑古朴典雅，学术氛围浓厚的牛津，正是读书的大好去处。在牛津众多的图书馆中，大名鼎鼎的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系古老的大学图书馆(余皆各学院图书馆)。该馆藏书宏富，几百年相沿下来，倒真保存了不少好书。在此馆的东方阅览室，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大批对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极具价值的传教士中译西书和中文传教书。这批书至今尚未编目，静静地在书库中躺了百余年，鲜为外人所知，利用者寥寥。根据该馆中文部主任哈利威尔先生的初步设计，这批书共约一千六百多册，其中大部分为新教传教士所撰写的传教小册子，约占百分之七十，其余百分之三十则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类的中译西书。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后一类书。说起来，这批珍贵汉籍的来源也颇偶然。一是来自一八六七年在华传教士、亚洲文会发起人伟烈亚力等搜集并运往美国费城博览会展览的大部分书籍，这是该藏书的主体；另一部分则来自一八八四年伦敦卫生博览会所展出的传教士提供的中文书籍。这两批书在展出之后均乏资运回中国，结果辗转被牛津大学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入波德林图书馆，终在英伦落户。
有关这些中文书籍的内容和价值，在这篇短文中是无法具体述及，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还是在中国近代出版印刷史上，有许多个“第一”都与这批书籍脱不开干系。比如，马礼逊于一八一一年在广州秘密刻印出版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系新教在华传教士所撰写的第一本中文传教小册子(tract)，对研究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十分重要，它也是这批藏书中出版年代最早的一本中文书籍。麦都思编的《地理便童略传》，一八一九年在马六甲出版，是最早的一本供小学生使用的简明地理教科书。郭实腊编的《贸易通志》于一八四〇年出版，系鸦片战争前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最为详尽的一本书。书中对公司、银行、蒸汽机等作了最早的介绍。一八五二年香港圣保罗书院出版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编者为英国传教士蒙克利。伟烈亚力译，王韬笔述，一八五八年上海墨海书馆印行的《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译介的第一本关于西方力学的专书。伟烈亚力翻译的《化学鉴原》及其续编，分别于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在上海出版，全书共十卷，是译介到中国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西方化学著作。合信所著《全体新论》，一八五一年出版于上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颇有趣的是，在这批书中还有一本由美国传教士高第丕夫人编的《造洋饭书》(一八六六年出版)，实际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专门介绍西方烹饪的中文书，内中介绍了二百六十八种西菜、西点的做法。在牛津海外中心住所，笔者按照该书依样画葫芦，烹制了一道羊肉汤招待朋友，居然获得满堂喝彩。
由此可知，百余年前，这些充满新知的中译西书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媒介作用。文化的流动与传播必须依赖一定的载体进行，而书籍恰是最为常见且最为有效的载体。中国人在睁眼看世界之时，有许多新知便是直接从这些由传教士带来的中译西书中汲取的。比如，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诸士大夫在编著《四洲志》、《海国图志》等图书时，便广泛参照、征引了西方传教士所著译的这些中文书籍。由此引发的一个更具提示性的问题，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主要任务固然是传播基督教，从事文化的征服，但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又顺带输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西方文明，其角色是双重的：布道者与启蒙者并存。
在牛津这个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地方，好处是不仅大图书馆藏书富足，而且一些不起眼的小图书馆，只要用心淘漉，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我就完全没有料到，规模不大的帕格瑞金学院安格斯图书馆(从属于英国浸礼会)，居然保存着英浸礼会在华传教的全部档案和另一批数量不大但却弥足珍贵的汉译西书。安格斯图书馆的汉籍收藏中最有价值者，要数英浸礼会传教士马希曼等的早期中文《圣经》译本。马希曼英文名为J.Marshman，一七九九年被英浸礼会派往印度传教，大半生都生活在印度。所奇怪者，马希曼身为英国在印度的传教士，一生中从未到过中国，却鬼使神差对中文发生了浓厚兴趣，与一位精通中文的亚美尼亚人拉沙一道，花费十八年的工夫，于一八二二年将全部《圣经》译成中文并在印度出版。这批浸礼会早期中文《圣经》译本的独特价值有二：其一，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完整中文《圣经》版本，比马礼逊和米怜一八二三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的全套中文《圣经》——《神天圣书》尚早出一年。据此可修正过去认为第一部中文《圣经》出自马礼逊之手的通常说法。其二，在近代印刷技术史上，这部《圣经》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堪称目前所知的第一本应用西方近代铅字活版技术印刷的中文书籍。它于一八一三年在印度印出，比通常所知的一八二二年在澳门用铅字活版印出的马礼逊《华英字典》早了九年。
马希曼不仅主持翻译了第一部中文《圣经》，而且还于一八〇九年将儒家经典《论语》中的大部分章节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他还于一八一四年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中国言法》一书，并将儒学的另一部重要典籍《大学》译成英文，附录于全书之后。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巨著，系运用西方语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英文著作之一，比马礼逊的《中文语法》要早出一年。这充分说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过程。一些传教士在对中国宣传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扮演了文化双向对流中的载体角色。而某些传教士还有角色倒置的倾向，对西方宣传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对中国的传教。曾在中国长期传教，后返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的理雅各，便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人物。他穷毕生的精力，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精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全部译成英文，不仅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长期影响西方的汉学研究。牛津大学现存的许多中国古籍便是当年理雅各自中国带回的。对文化交互影响中的这些复杂情形，我们不能不察。
《圣经》汉译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无论是马希曼系统还是马礼逊系统，在其翻译的早期，都有若干不成熟的单行本问世，而在“史”的意义上，这些不成熟的早期版本，对研究西学东渐的具体过程和其中的曲折，似更具价值。可惜，我在牛津并没有找到真正最早的汉译《圣经》单行本。于是，不得不移师英国的另一汉学重镇——剑桥。
剑桥的自然风景是美的，剑桥的汉籍收藏也是独特的。其大学图书馆尽管外形简朴，却是整个欧洲最好使用的图书馆之一，名气之大，不亚于牛津的波德林图书馆。该馆汉籍收藏以古籍为主，包括一部《永乐大典》，三百余种方志，八十余部罕见的抄本。内设的“圣经会图书馆”保存着世界上各种文字、各种版本的《圣经》，是世界上《圣经》版本收藏最全的地方。我便是在此地终于找到了两本由新教传教士最早翻译的《圣经》单行本，很可能也就是世界上最早正式印出的中文《圣经》版本：一本是马礼逊在广州秘密翻译、印制的《使徒行传》(《新约全书》之一种)，取中文名《耶稣救世使徒行传真本》；另一本是马希曼与拉沙在印度塞兰布尔翻译、印出的《马太福音》(《新约全书》的首篇)，取中文名《此嘉语由于
所著》。十分巧合的是，这两本书均出版于一八一〇年，且均为罕见的珍本。《此嘉语由于
所著》采用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线装一册，共九十五面，封面纸张略呈红色，未具出版时间和译者名字，其内封上有传教士的签名，并标明此书出版于一八一〇年。《耶稣救世使徒行传》也为木刻本，共七十二面，线装一册，前有马礼逊所撰序言，亦未具出版年代，仅根据相关资料推断为一八一〇年出版。目前已知，此书系马礼逊于一八〇七年奉伦敦教会之命抵达广州后，利用随身携带的原大英博物馆珍藏的天主教传教士部分汉译《圣经》稿本的抄件译出，凝聚了新老两代传教士的心血。或许一些传教士要把福音传遍中国的愿望是纯良的，意在拯救世人，但不知他们主观上意识到否，要把一种纯西方的宗教移植到中国，本身就意味着文化的征服，而文化征服是一定要引起反弹并付出代价的，这是近代反洋教运动连绵不断的根本内因。但无论如何，能亲眼看到近代中西文化交会初期的积淀物，并追思这一漫长过程的源头，内心的欣喜难以名状。
一九九九.二.改于武昌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