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也是一种背影

　　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朱自清全集》的编委会，成员有叶圣陶、郑振铎、吴晗、俞平伯、浦江清、李广田、王瑶、余冠英、徐调孚、季镇淮和陈竹隐等，由浦江清任主编。到一九五二年大体完成了全集的编辑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全集却没有能够出版，只是一九五三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全集的精简本，即四卷本的《朱自清文集》。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先生远没有闻一多幸运。朱自清先生主编的《闻一多全集》是早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的。一九九七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终于出齐了《朱自清全集》，尤其是包括朱自清先生的日记和书信，这自然是件令人额手称庆的好事，然而，粗略读下来，却发现有点疑问。《朱自清年谱》第167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系日下有：
　　在日记中说：“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流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
　　而《朱自清全集》第九卷447页同一天的日记却少了“彼等制造流言”、“多么肮脏的骗局”等字样，所缺的文字，正是朱自清先生对此事发表的评论，如果去掉，恐怕后人会认为朱自清先生只是客观地记述此事，或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来。《朱自清全集》作为“标准”版本，应该是比《朱自清年谱》更能传之久远的，也更有资格成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但后人如果据此研究朱自清先生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恐怕会有些不妙，这时候可能真得用上“知识考古学”(用其字面意义)的功夫了。
　　《全集》的编者在编后记中说：“虽然把日记全部发表，可能会有利于对他的研究；但把其中确属个人隐私的一些记载也发表，却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不发表“确属个人隐私的一些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此处所删的内容却似乎只是普通的政见而已，是与“个人隐私”无涉的。偶尔在《闻朱年谱》附录中，翻到朱先生的弟子季镇淮先生一九七八年的一段话，在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他说：“举国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先生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通电讨伐张学良的起草人之一，这时，先生虽不免有正统观念，对国民党反动派仍存幻想，但先生这一行动实际上也还是从爱国立场出发的。”季先生对朱自清先生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做了客观的评价，每个人都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料想朱自清先生也不例外，这是完全不必讳言的。有意思的是，《年谱》的编者之一恰恰是《全集》的责任编辑之一。因为无法看到日记原文，所以真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上术的歧异，是由于字迹漶灭、格式凌乱，还是其他？心念及此，不禁没来由地对日记其他内容有些担心起来。
　　朱自清先生所说的“现代生活”有“学术价值”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现代生活”的文献充足完备。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到，我们并不能因为近现代离我们相隔不远，就对近现代的文献深信不疑而加以引用？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条件是资料的完备与准确，过去一般更重视古代文献的辨伪存真、钩沉辑逸，对近现代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往往重视不够，要知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与其等到以后花百倍的力气整理近现代的文献，不如现在就动手，以真正对历史负责的认真精神加以整理和挽救。
　　(《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五月版，10.20元；《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一九九七年版，22.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