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神话的解析

　　这个世纪的五十年代，罗兰·巴特曾经在《神话学》之中记录了布尔乔亚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抱怨：“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居高飞翔，不‘贴近’现实”；布尔乔亚社会“将知性活动等同于闲散无事；知识分子的先决定义是个懒人，迟早该让他有个工作”。这是巴特们遇到的重大挑战：如果知识分子那些迂阔的言论无法换算为可以计量的财富，纳税人为什么要供养他们？
　　这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遇到了近似的诘问。当然，中国的九十年代重叠了多幅的历史图像：知识分子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历史纠纷并未止歇，市场意识形态的巨大冲击已经不期而至。某些场合，人们还在为恢复“知识”的政治名誉而辩解——“知识”并没有贮存颠覆政治秩序的危险能量，“知识”仅仅是真理的渴求；另一些场合，人们已经开始为知识的积压而犯愁。如果这些知识只能供奉于学院的殿堂而无法像商品一样投放市场，谁还愿意为知识的生产投资？双重的压力促使人文知识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历史坐标。
　　这时，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积聚到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批判职能是知识分子不可代替的使命；实践这样的使命意味了知识分子独特的社会贡献，也是知识分子对于纳税人的交代。知识分子必须注视公共事务，关怀人类命运，守护社会的良知，并且不懈地与种种专制体系以及不平等的现象进行持久的搏斗。这不是轻松的承诺，这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勇气和人格提出了考验。这个世纪下半叶，许多知识分子的勇气和人格曾经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土崩瓦解。这是知识分子历史上黯淡无光的一页。现今，许多知识分子不断地回忆这样的耻辱；他们反复提到，不屈的勇气和独立的人格是知识分子合格与否的标志，相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格姿态，“知识”与批判职能之间的联系晦暗不明。知识的意义似乎诉诸另一套话语：学术规范，学科逻辑，资料的翔实程度，原创性，如此等等。一则史料的考辨，一个文本的解读，或者一个语言学的命题与批判职能又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知识”更像是循环于学院内部的智力游戏，学术的自洽与纷杂的现实互不侵扰。这时，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无形地缩小为一种勇敢——知识分子的责任仅仅是勇敢地“说真话”；只要无所畏惧，如何认定真相仿佛是一个不必操心的问题。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知识分子试图从事某种富有成效的批判，勇气和人格是远远不够的。某种程度的自恋，感伤主义，少年气盛的愤激，单纯的道德分类和鉴定，这一切仅仅体现了批判的意愿和姿态。事实上，现代社会包含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综合体系，平面的眼光只能看到问题的外观；某些时候，夸张的激情恰恰是意识形态圈套诱捕的猎物。富有成效的批判更多求助于犀利的洞察和分析，尽管多数知识分子只能从属于个别专业，但是，“知识”的训练往往同时造就了一双理性的眼睛。知识分子有理由更多地发现种种隐蔽的内涵，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不仅仅是拒斥谎言，他们还有责任拆穿一系列巧妙的骗术。
　　这样，我可以回到巴特，回到巴特的《神话学》。
　　无论如何，巴特的道德形象并不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楷模——卡勒尔撰写的巴特传记之中说，他更像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与萨特或者福柯不同，巴特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的斗士。肺病、孀居的母亲和迷恋适意的日子解释了巴特性格之中的怯懦因素，巴特不愿意介入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国学生运动，人们甚至不由分说地认定他是“结构不上街”这句名言的作者。巴特的文学理论似乎包含了过多的玩世风格和享乐主义，他曾经放肆地将阅读比拟为色情快感。尽管如此，巴特的思想并没有离开现实。相反，《神话学》是巴特的符号学对于日常世界的分析，这是“知识”与批判职能结合的一个范例。
　　《神话学》是巴特早期的一部著作。《神话学》涉及日常世界的众多角落，摔跤、玩具、演员、广告、导游图、相片、脱衣舞、戏剧、电影、葡萄酒、肥皂粉均是巴特的分析对象。《神话学》收集了一批短小的随笔，锐利的解剖、奇思异想和机智妙语令人叹服——巴特因此被誉为蒙田之后最富才华的散文家。《神话学》的序言说明，巴特力图揭示的是种种伪造的“自然法则”。巴特看来，人们所置身的现实无疑是历史决定的现实；试图将“历史决定”形容为“自然法则”，这往往隐含了意识形态的诡计——“自然法则”显然是无可非议的，同时是不可更改的。巴特将“历史决定”与“自然法则”的混淆称之为“神话”：“神话是一种语言”，“它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换言之，这种语言的目的即是将历史表述为自然。所以，卡勒尔解释说：“在许多场合，当他揭示看似自然的意识形态涵义时，‘神话’一词说是指有待揭露的欺骗。”发现那些无可非议的、不可更改的自然仅仅是历史，也就是说发现隐藏于日常世界背后的种种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制造者的企图。这样，巴特的世界不再由一些光滑的平面组成；这些平面背后隐匿了不同的立场、价值判断和别有用心的、甚至是阴险的涵义。在巴特那里，某些发现是一种趣味，例如广告形容某种清洁剂的效果“可深度清洁，也就等于假定亚麻是深层质料，过去没有人如此想过”；某些发现是一种精神分析式的符号解读，例如摔跤的意义不是竞技，而是戏剧式的表演，并且在表演之中显示苦难、失败或者正义这样的主题；某些发现是贬抑资产阶级的僵硬，例如儿童与玩具的关系只能是拥有者、使用者而不是创造者。意识形态的迷惑性在于，许多事关重大的政治观念可能悄无声息地织入日常世界，进驻人们无意提防的一系列细节。巴特的符号学恰是在这样的细节之上表现出异常的识别眼光。他不仅在《蓝色指南》的导游手册之中看到“中产阶级对于山峦的促销”，同时，他还意识到这种导游手册之中的人仅仅是一种“类型”，例如西班牙人是冒险的水手，地中海东岸的人是乐观的园丁，加泰隆人是成功的生意人，如此等等。这样的“类型学掩盖了情境、阶级与职业等的实际情况”。这样的神话不是偶然出现的，巴特在一场称为“人类的大家庭”摄影展之中再度发现这样的神话技巧。这种摄影展“根据一个非常古老的迷思，人类‘境遇’的神话，总是将大自然置于历史的底层”。这时，人类内部的所有差异已经不再重要；相对于普遍的出生、死亡、饮食男女这些自然性质，阶级、种族的压迫或者经济的不平等仅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枝节分歧；相对于大自然，人类难道不是一个不可分裂的大家庭吗？这样的大家庭内部又有什么必要斤斤计较一些琐碎的利益不均呢？这样的神话特别宜于将民族之间的紧张转换为兴味盎然的“异国风情”。巴特在《失去的大陆》这部电影之中看到，西方人所进入的“东方”如同明信片之中的风景画一样充满了安逸与宁静；“其中万事万物都是天真无邪的”，人们不过是“乘小船在碧蓝的海上，遨游于阳光的国度”。事实上，这样的“东方”已经“被夺走了所有内容，回复到单纯色彩”，这里只有季节和风景而没有历史——这样的“东方”仿佛正在等待西方冒险家的开发和享用。
　　《神话学》之中，巴特擅长将种种人们熟知的景象剥离出日常世界，中断它们的日常性质，使之“陌生化”。解除了日常关系形成的“熟视而无睹”之后，人们就会从这些景象背后察觉观念的含量。对于法国人说来，葡萄酒与牛排是如此常见的饮料和食品；甚至没有多少人愿意想一想如此常见的原因。可是，一旦巴特开始注视它们，葡萄酒的红色、与普罗阶级的联系、这种酒在寒冬与盛夏产生的不同联想都渐渐地浮现出来；牛排和葡萄酒一样同属“欢乐的神话”，充血的牛排不仅为人体补充热量，而且还隐藏了一种“神奇魔咒”。由于美国牛排的入侵，法国牛排甚至成为一种国家财产。某些时候，日常世界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延伸，小布尔乔亚必须为自己制造一两个小小的梦幻，例如“占星术”。然而，巴特很快就从一份周刊之上解读出：这些占星术与其说是一个梦幻，无宁说是一面纯粹的现实镜子——“机运”、“外出”、“居家”、“你的心”这些占星术热衷的主要标题恰好映照出一个狭隘的女性社会环境。当然，小布尔乔亚社会偶尔也会有些热闹的时刻，例如，皇帝贵族这些“上流社会”出海游玩的消息就会让他们如痴如醉。他们欣慰地发现，国王也会穿敞领衬衫和短袖，也会自己刮胡子——这使“上流社会”出现了令人亲近的风格。这时，巴特不仅揭示了这些消息制造的民主假象多么廉价；而且，巴特还挑明了小布尔乔亚心目中的一个潜在假定：纡尊降贵的国王的确拥有某种神赐的特权和超凡品格。
　　由于巴特对于摄影的爱好，相片经常成为他的分析对象。通常认为，相片是一种如实的再现，但是，巴特却出其不意地从相片之中看出人为的画面组织——看出这种画面组织的所指。一本《巴黎－竞赛》杂志的封面相片是，一个穿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凝视高处敬礼——这是画面的能指；可是，这个画面的所指显然涵义丰富：“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服务，对所谓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没什么比这个黑人效忠所谓的压迫者时所展示的狂热，有更好的答案。”相对地说，画面是意识形态更为常用的载体；画面的直观和感性将劝诫意图隐瞒得更为彻底。这或许是巴特提防相片的另一个原因。《神话学》之中，巴特对于议员候选人海报之上的相片解读充分显示了巴特的警觉。巴特看来，这些相片的结构以及一个个局部刻划——如眼神，姿态、服饰、环境、家庭成员——都在执行“温情主义”的主题：“它要我们去读的是熟悉的、已知的；它提供给选民自己的相似性，但属于已厘清的、提升的、提升到一种极佳的形式。这种美化，事实上就是符合上相的定义：选民同时被表现出来且被英雄化，他被邀选举自己，衡量他将以实际的形体转换给予的权限；他正在指派他的‘种族’。”这时，相片与其说是一种再现，不如说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强烈诉求。
　　卡勒尔曾经说《神话学》是巴特的“最有趣、也最容易读懂的书”。这表明了巴特对于日常世界的重视——巴特在日常世界的分析之中重新进入日常世界。但是，这样的进入并不是向布尔乔亚社会的抱怨妥协。相反，巴特同样揭露了这种抱怨的意识形态根源：小布尔乔亚的真实只能是一种可以计算的真实。这种真实的核心观念是，一切都必须得到报偿：“整个相等式的数学，让小布尔乔亚市民感到安心，为他造化一个以其交易为准的世界。”这样的等式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一个没有中继、没有过渡、也没有进展的世界”。这样的等式竭力回避辩证法，剥夺所有的梦想和智慧，定义一个单质的、边界清晰的有限世界，这种乏味的世界是巴特所无法容忍的，他的《神话学》亮出的是锐利的批判锋刃。这时，巴特的风格不仅仅是机智和享乐，人们还看到了尖锐、深刻甚至执拗——这显然来自巴特之为知识分子的特殊品质。
　　(《神话学》，罗兰·巴特著，许蔷蔷、许绮玲译，台湾桂冠图书公司一九九八年版；《罗兰·巴尔特》，卡勒尔著，方谦译，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1.75元；《结构与符号》，路易－让·卡尔韦著，车槿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