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社会主义与消灭贫穷

　　中国人体验过所谓“穷社会主义”，因此下决心艰苦奋斗非要摘掉这顶穷帽子不可；但却尚未创造出一个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富裕的社会主义”不但中国还没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过。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反贫穷的事业确实有着伟大的世界意义。
　　“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个词当然是针对“贫穷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本来并不必要。因为富裕，或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原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贫穷的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革命的特殊产物，也是革命后某些政策严重失误的结果。为其辩护的最极端的例子是“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观点，不但不以贫困为错为耻，反而把它看成是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共生并存的，同时把富足当做资本主义的专产或使一个革命的民族堕落的根源来反对。
　　这套极左的理论批判起来容易，在实践上却复杂得多。特别是在当前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一方面物质财富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贪婪、腐败、两极分化等也泛滥成灾。一时间好像“富”真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市场和金钱真是在扫荡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道德文化和政策取向。“平等”这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中似乎被抛弃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清苦的大锅饭生活(其实当时的“平均主义”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实现过，只要想一想巨大的城乡差别或国有企业工人的福利待遇与农民的区别就足够了)有时反引人怀念。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的潮流不可阻挡。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一部分人富的水平上，如果贫困地区的问题不能解决而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如在城市失业与待业人员中)又急剧膨胀，如果许多“效益”虽好却不提供起码的劳动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非国营企业继续再生产“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条件，如果金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力量而社会本身又丧失了扶难济贫的责任感，如果“穷人”重新成为一个日常概念并且受到歧视，如果大批学龄的孩子沦为童工……那么不但改革不能成功——或者说正是改革的失败，甚至以牺牲了万千烈士为代价的中国革命的成果也将付之东流。说到底，一百多年以来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奋斗的目标不仅是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而且是创造一个公正平等、劳动者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目前最紧迫的事，就是要防止改革在其进程中，在市场、外资等冲击压力下，不知不觉地背离这些目标。这样讲，绝不是主张回到封闭集权、还常常饿肚子(在农村)的“穷社会主义”去。倒退是绝无出路的，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有继续改革，同时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地明确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为发展而发展，才能找到代价最小、速度最快的办法实现共同富裕。
　　反贫困当然不仅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它首先是生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财富贫乏到不能保证其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那么一切都谈不上。中国十几年来经济改革举世瞩目的功绩之一就是大幅度地发展了生产，特别是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奠定了消灭大规模贫穷的物质基础。但是话说回来，没有相应的政策和一套制度性法制化的机制来调节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再富有的国家也无法消灭贫穷。例如在富甲天下的美国，无家可归冻饿在街头的人终年以百万计，并且社会“无力”承担全民公费医疗。仅马萨诸塞一州就有二十万儿童因家穷需要捐赠食品。对比之下印度的克拉拉州以其典型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力量支持了一个人人(无论城乡)享受起码的生活、教育、医疗保障的社区福利制度。这类例子在历史上、现实中都不难找，关键在于一个理性的、健康的社会不能被市场所左右或为利润所驱使，而应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资本积累以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即在于此，后者受金钱权力的支配；而前者把人——每个人作为个人也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当做最终的目的。
　　市场的自发性或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在于投资取向和资金流动的导向都以尽快盈利为准，所以贫困地区很难吸引到投资者，从而难以启动发展以逐渐形成购买力。那些投身光彩事业的企业家是有理想有远见的拓荒者。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更多这样的拓荒者，同时也需要政府有组织的力量的直接扶持。同样道理，由于市场的自发性局限性，有些事业，例如文教卫生，是不能“完全纳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这不等于说其活动不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是说其运作不应受市场规律支配而必须以全社会的需要为准则。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允许孩子因交不起学费失学，病人因缺钱而拒之于医院门外；也不应使公共文卫设施以其服务对象的财力(或权力)为准等级化。因此，以动员了海内外千万人的希望工程为例，它的号召力量及集资能力说到底只能是辅助性的。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在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的同时由政府(包括地方基层政府)投资办学并逐步设立统一的助/奖学金制度。
　　政府的钱从哪儿来？从经济增长以后的税收(包括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渠道如公债、群众储蓄及外资贷款等来。这些钱正是要用在刀口上，用在市场的自发力量达不到的地方，用在社会安全保障系统和贫困地区的建设上。完全依赖市场，以为只要市场经济成熟起来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只能是幻想。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纯粹”的市场经济，今后也不会有。当然资金包括政府财政收入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到处都需要钱、到处缺钱。几十年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最基本的难题就是如何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发家靠的是掠夺殖民地和开拓世界市场。以往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方式牺牲农民来实行工业化。如果改革(特别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社会化改造、社区福利导向型乡镇企业的发展、村民自治及股份合作制等等形式及有效环保系统的建立)能最终走出既有的积累模式(包括东亚四小龙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靠廉价劳动和出口、加上政治集权的模式)，改革就成功了，中华民族就对危机中人类当前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这方面，中国一个特别大的有利条件是海外、港台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祖国经济改革的直接参与，侨资实际上占了“外资”中一个很可观的部分。这个条件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没有，其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可以说我们尽占天时地利人和(对比南斯拉夫等地的悲剧)，成功是有希望的。
　　但是如果贫困地区的问题不解决，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问题不解决，改革还是难以继续前进。即使撇开其他政治、社会、道义因素仅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考虑，我们在发展战略上也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从在沿海和相对发达地区打突击战的阶段过渡到扩大战场重心内移的阶段，从中找到治贫甚至部分地解决目前大城市移民潮及失业问题的出路。扶贫不是慈善事业，更不是施舍，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的解放的需要。让八千万生活在我国贫困地区的人民解决温饱问题，发挥出他们的才智和潜力！使中国成为第一个消灭贫穷的发展中大国！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在实践中、在不断探索调整但绝不倒退的奋斗过程中，创造出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