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燕园诗踪

　　一九八九年，海子和他的诗友骆一禾的先后弃世是燕园诗歌历史上的一个标志，一个转折。从此，燕园诗歌开始有了广泛的社会声誉。臧棣在《北大诗选：1978—1998》跋中说：“北大向当代诗坛输送的优秀诗人之多，尚无其他任何一所大学可以与之媲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大诗选》是对新时期以来燕园诗歌的全面总结。
　　今天看来，海子是八十年代燕园诗歌的一个象征，他为已中断了的北大诗歌传统，重新找到了想像力的资源，这就是乡土与民间资源。他和骆一禾一起发现了“麦子”和“麦地”的意象，正因如此，西北诗人燎原称他俩是“孪生的麦地之子”，并称麦子的发现，正像梵高发现了向日葵一样，标志着中国诗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模仿阶段，进入了创造性的想像时期。海子与骆一禾歌咏麦子和麦地的诗篇，捕捉到了本土化、原生态的意象，阔大了燕园诗人的感受力和诗歌境界，从此，北大诗歌有了自己的经典甚至传统。八十年代中期的燕园诗歌之所以迎来它的鼎盛阶段，除了历史本身提供了大环境因素之外，或许与这种“经典”的形成有着更本质的关联。尽管更年轻气盛的诗人未必把海子们的诗奉为经典，但是无法低估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诗歌是一项必须创新的事业，但它先是一项代代延续的事业。维系其间的，便是一种内在的血脉和传统。
　　当海子尚未转向后期的长诗和史诗创作时，“寓言、纯粹的歌咏和遥想式的倾诉”是他短诗作品三种基本的方式(清平语)。很难断言海子从他的抒情短诗走向鸿篇巨制是不是一种损失，但无可置疑的是，他的短诗创作更直接也更深刻地影响了燕园诗人的创作。洪子诚先生称：“海子早期的抒情短诗，写他梦幻中飞翔的那个世界，那五月的麦地，新鲜而久远的风，鲜花一片的草原，秋天丰收的篮子……这些浪漫主义的诗作中，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对质朴、单纯的原生生命状态的向往。”(《中国当代新诗史》)在诗的想像中追寻梦幻般的质朴、单纯的原生态的生命境界，构成了《北大诗选》的贯穿性母题。从骆一禾、海子到BC－1、西塞、白鸟、紫地、程力、郁文、徐永，有一条内在的线索。其中西塞的诗尤其别具一格，既有西北民歌的单纯质朴，又有洛尔迦谣曲般的委婉和隽永，尤其赢得了女同学的青睐。下面这首《走西口》更是被人争相传诵：“我不是为了你才走的/西口外那么荒凉/你唱一支陇味儿的情歌吧/让口外开满你的名字∥西北的姑娘/即使成为母亲/也是爱花的/你姓马/母亲便称你马兰∥我噙着泪水/走过风声满潮的西口/从此，梦中会是安稳的/我坐在一块冰冷的石上/张望放羊的孩子/太阳血/洗红高原上行走的父亲∥我走过西口/口外开满你的名字。”西塞有一组诗，题为《在民间的天空下》，这组诗标志着他与海子一样，找到了乡土与民间资源。这种乡土，尽管在有的诗人那里来源于童年生活的经验背景，在本质上乃是想像化的乡土，无法在现实中复制，但对于八十年代这一批具有流浪天性与浪子情结却在现实中永远找不到归宿的校园诗人来说，想像中的乡土也构成了漂泊灵魂的莫大慰藉。这些乡土与恋情的诗意想像清新而辽远，却同时有一种飘忽的梦幻感，代表着燕园诗歌的一条主导性流脉，也表征着燕园诗歌的一种共性品格，即体验大于经验，梦想性超过现实感，最终营造的是自足于校园内的纯粹情感化的想像空间。衡量这些诗歌的最重要的尺度便是是否具有天赋的想像。
　　也许更能体现燕园诗歌传统的主导特征的是西川、臧棣所代表的具有学院派气质的写作。学院派是一个有争议的字眼儿，我这里只涉及它所关涉的学院背景。臧棣在《北大诗选》跋中说：“大学教育(或者说学院背景)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所起的作用、所提供的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持久。对比北大诗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创作，便可以看出。前一阶段，北大诗人基本上受当代诗潮的左右而极少能对诗歌进程产生影响；至多，也只是在寂寞中坚持自己的艺术立场。后一阶段，由于骆一禾、海子、戈麦、西川、西渡等人的成就逐渐为人们所承认，北大诗人的创作开始反过来对当代的诗歌进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导致当代的诗歌格局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改观。”这种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能不说其学院背景构成着最重要的支撑。如果说在惯常的理解中，“学院派”的概念总是令人联想起循规蹈矩、象牙之塔、扼杀创造力等等负面字眼儿，因此校园诗人们大都并不认同“学院派诗歌”的说法，那么，《北大诗选》的问世，多少向人们展示出学院背景是怎样塑造了北大诗人敏锐而超前的诗学意识和探索精神，并怎样赋予校园诗人以活跃的想像力和相对深厚的文化底蕴。尽管北大诗歌保持先锋和前卫的姿态总不免以牺牲大量读者为代价，但在大众世俗文化和体制文化甚嚣尘上的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文学与艺术的先锋性，而校园诗歌以其固有的先锋性在现时代是对抗世俗性的最好方式，同时又是瓦解日渐体制化的大学制度的新的想像力的重要资源。《北大诗选》在世纪末得以问世的更值得关注的意义可能正在这里。
　　学院背景的重要方面，是诗人们直接从西方十九、二十世纪世界级诗人那里摄取营养。叶芝、庞德、艾略特、里尔克、奥登、布罗茨基、金斯伯格、米沃什、博尔赫斯、埃利蒂斯……一连串的名字构成了学院派写作的资源背景，对中外经典文本的广泛阅读赋予校园诗歌以浓郁的书卷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是臧棣。北大诗人蔡恒平在题为《认识十四行——给臧棣》的诗中描述过他：
　　行走在街道两头的身影飘忽的人，很少驻足等待的人
　　额头亮大、长发纷扬的人，缄默不语的人，回家的人
　　风雪中安详地关上身后的两扇小门，顺着楼梯拾级而上
　　我们当中有谁认识他的面容？或者，谁是他愿意认识的面容
　　那是谁呀：夜深人静才开口说话，是与神明交谈
　　多年过去依然不愿留下让人觉察的痕迹，像四季轮回的天气
　　他身穿微服，独自一人出没在城市暗夜的中间道路
　　这样漫长的巡游曾有一次惊动梧桐叶上秋天的露水
　　有一天是大地的节日：他从领地归来
　　带回两束光泽雍容的麦穗
　　一束别在腰际，一束迎风致意
　　那是谁呀。这个人身材高大，与人为善
　　伸出一只手向人间问好，祝福大家
　　这是多么让人难以认识。因此他是谁呢？
这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所可能产生的最好形式的解读，昭示着诗人间的理解所能达到的深切的程度。诗人臧棣在北大诗人们的眼里也确乎像蔡恒平描述的那样，在自己诗歌的领地像一个帝王一样进行漫长的巡游。他收获的作品正如“光泽雍容的麦穗”，有一种学院派的华贵气质。这种华贵从另一方面讲也的确“多么让人难以认识”。他的诗追求深邃的思想、孤绝的意象以及精心的句式，名声远播的同时也拒斥了不少读者。
　　八九十年代之交是燕园诗坛又一个重要阶段。这是诗人们普遍走向内敛和沉潜的时代。《北大诗选》记录了一代校园诗人从浪漫的激情到凝重的沉思的心灵历程。
　　蔡恒平在这个时期著有自选集《手工艺人》和《接近美》。这两部诗集的转向在一批诗人中具有代表性。《手工艺人》的题目本身已经标识着诗人对自我身份的自觉体认。从这种体认中衍生出的创作心理和动机，是把诗歌看成独一无二的无法机械复制的手工艺品。这就使诗人有可能专注于诗歌本身的自律和自足从而使创作达到相对完美的纯粹境地。“纯粹”在诗人蔡恒平的理解中还意味着经历了外部世界的纷纭表象之后，向一种最简单也最真实的状态的回归。一切都是难以把握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一切都是时间的幻象，诗人最终所能企及的，可能只是身边最简单最单纯的事物。这就是他的《肖像十四行》表达的意念：“双手能抓住的东西才是事物的本质。”他曾在一张纸上开了一份清单，列下了他认为最简单而最必须的东西：一、哥们儿；二、啤酒、香烟、足球；三、书。这份清单恰好可以作为上句诗的注脚，尽管“哥们儿”们都觉得这份清单已然奢侈。
　　蔡恒平这一阶段最出色的诗作之一是《汉语——献给蔡，一个汉语手工艺人》。这是题赠给他自己的诗，诗中把“汉语的迷宫”看成是他最后栖身之处，看成是“另一种真实，更高的真实”；“数目庞大的象形文字，没有尽头/天才偶得的组装和书写，最后停留在书籍之河/最简陋的图书馆中寄居的是最高的道/名词，粮食和水的象征；形容词，世上的光和酒/动词，这奔驰的鹿的形象，火，殉道的美学/而句子，句子是一勺身体的盐，一根完备的骨骼/一间汉语的书房等同于一座交叉小径的花园/不可思议，难言的美，一定是神恩浩荡的礼物/因为它就是造化本身：爱它的人/必然溺死于它，自焚于它。然而仅仅热爱/就让我别无所求。——美从来是危险的/我生为汉人，生于世纪之末，活到如今/汉语的迷宫，危险的美的恩赐/是我最后栖身之处。”这种对汉语迷宫的执迷，反映了诗人在经历了丧失、弃绝与破碎之后试图在语言世界中获得拯救的心路。对于诗人而言，语言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容易把握的实体。在特定时代的体验中，语言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世界。这与柏拉图的著名观念大相径庭。语言不再是现实的摹本，我们在语言的存在中比在现实的存在中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可靠性和具体性。这不仅意味着诗歌世界是诗人感到更切实更易把握的实体而更在于生活在语言中就是生活在更深刻的意义中，就是生活在存在所能展示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中。这多少说明了燕园诗人何以在九十年代初获得了更坚实的诗歌实绩的原因。
　　蔡恒平认为，写诗是心灵同自我之外的一个冥冥中的上帝或主宰者对话，是聆听圣乐，是领悟，是净化。如果说真正的诗歌有惟一一种标准和尺度的话，那就是神的尺度，这也正是里尔克与瓦莱里的最终启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恒平认为“美是难以接近的”，诗人只能永远趋近于这种神性之美。这也正是他的另一本诗集取名为“接近美”的含义所在。诗人麦芒在《北大往事》中提及“这个艺术家主角最终进一步自称为圣徒蔡”大体上正是这一段时期。
　　之所以称“圣徒蔡”在这个阶段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诸多诗友都经历了类似的体验。臧棣以长达十九首的组诗《在埃德加·斯诺墓前》表达了他世纪性的沉思默想，组诗以“巨大的栖息，犹如天主君临”作为结尾。西川则一以贯之地被视为“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的形象。他的诗“常常是宁静而安详的。它表现类乎‘天启’的神圣暗示，探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传达了现代人对于永恒精神的向往”(《中国当代新诗史》)。西渡在缅想但丁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了祈祷的能力”，“心地变得像这冬天一样圣洁”。清平的诗则获得了赞美诗一般的澄明与纯净。戈麦则在创作《通往神明的路》的系列诗作，西渡形容他“过的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式的生活”。或许只有麦芒是个例外，那一段时间燕园诗人都知道他写了一首《蠢男子之歌》：“可怕的死亡教会我放纵欲望/二十岁是短命，一百岁也是夭折/上天不会再派同样的人/顶替我享受那份该得的恩典/既然我挣不到什么财产/那就索性赔个精光吧/像一只无所事事的雄蜂/交尾一次便知趣地去死。”这是典型的浪子心态。但是，换另一个角度看，麦芒未尝不是以浪子的方式走圣徒的路，正像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写的那样，浪子和圣徒最终殊途同归。
　　把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燕园诗坛看成一个重要阶段，还不仅因为诗人们创作的普遍成熟，更因为诗人们的创作态度。他们把诗歌看成一项伟大的事业，看成是一种精神，看成是一种生命的挣扎与探索，这就是从先驱者海子、骆一禾、戈麦那里继承下来的燕园诗歌的更内在的血脉和传统。从此写诗可能不再出于青春期本能的躁动，不再是吟花弄月的无病呻吟，也不再是“后一切主义”时代的名利场的角逐。它变成了一种执著，一种思索，一种向往。这种虔诚的执著使他甚至他的其他诗友奉献了恐怕他们自己都无法再重复的诗作。这些校园诗作产生于特定的年代，同时又以其特定的心理内容成为这一年代的忠实见证。
　　诗人麦芒在《北大往事》中谈到从他所在的北大中文系八三级开始，“往下，中文系似乎每隔一级都会有四五个写诗的同仁在《启明星》上群体露面，这好像也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这一说法是中文系历届学子公认的。“每隔一级”指的是八三、八五、八七级。八四级最有名的蔡恒平也是因病休学一年才从八三级屈尊到八四级来的。不过八六级仍有雷格、橡子、蒙夫、谷行、余世存等几个出色的诗人，只是在前辈们群体闪亮登场的气势之下被掩盖了些许光芒而已。八八级在九十年代初也脱颖而出了几个较有潜质的诗人，但毕竟给人一种辉煌时代的余绪之感。此后中文系连同整个燕园的诗歌传统岌岌可危，直到九五年前后中文系另一个奇数年级——九一级的几位诗人的奇迹般的出现。
　　王雨之、胡续冬、冷霜等诗人闯入北大诗坛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背景下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效果。如此描述并非故意夸大其词，只是想表达一种惊喜。燕园诗歌的某些传统看似断裂，实际上却有无法割断的血脉潜在地传承着。这并不是说胡续冬、王雨之们在重复着前辈们的写法，实际上他们对既往的时代以及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均有着足够清醒的判断。胡续冬有首诗这样开头：“必须重新开始一场雪，就像/词语失去光辉/干裂的树干渴望点灯：一场雪/代表一头抵着天使的脚趾/并向悬崖奔跑的/羔羊。”如果脱离开此诗的具体语境，我们不妨把这几句诗看成又一代诗人的自白。诗人们渴望重新点亮一盏诗性之灯，然而这个时代却首先要求他们在天使与悬崖并存的境遇中找好自己的平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诗歌事业而言这是一个更困难的时代。如何延续北大诗歌的内在传统，同时又直面新的历史情境，开拓新的诗性想像，是这一批燕园诗人在世纪末所面对的挑战。
　　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于北京大学
　　(《北大诗选：1978—1998》，臧棣、西渡编，中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版，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