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硬语盘空，又何妨软语商量？

　　最近，香港素叶出版社印行了黄灿然先生《必要的角度》一书。书中文章分为三辑，第一辑为香港与大陆十余位作家的评论；第二辑主要是外国诗人与散文家的介绍；第三辑着重谈翻译，特别是谈翻译文体。我个人对第三辑尤感兴趣，并且做了一些思考。我想提出这些看法中与灿然先生相异的部分，就教于方家。
　　在《英语文体的变迁》(曾刊《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七期)一文中，黄灿然先生对布罗茨基、索因卡等人造作、艰涩甚至刁钻的文风颇为称道。他欣赏希尼语言的“奢侈”，赞成戈迪温对减缩词汇量的拒绝。在他看来，这些人所做的乃是丰富语言表达的可贵的努力。
　　可是，同样的美学主张，黄灿然先生并没有带入对现代汉语文体的讨论中来。在《译诗的现代敏感》(曾刊《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五期)一文中，我们却看到一种类似于提倡“雅洁”的桐城派古文家设立过的苛严的“词禁”。灿然先生认为，为了保持现代汉语的“现代敏感”，我们必须对语词做一番“取舍”：
　　择什么、弃什么不仅是诗歌翻译的关键，也是诗歌创作的关键。这不仅涉及到译者的汉语修养，还涉及到译者对现代汉语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译者需要站在这个发展方向的前沿，要踏在它的边缘上。这“边缘”，意味着要有粗砺的棱角，刀锋的锐利，还有：分寸感——否则会掉下深渊。
问题一旦提到对于“发展方向”的“正确认识”的高度，可不敢以轻心掉之。这段文字，除了“分寸感”一词有点叫人进退失据，拿不准是否又该从那个“前沿”或“边缘”上后撤那么一点点之外，大体上是在告诉我们：现代汉语如果往“粗砺”、“锐利”、具有“扎痛读者”的“冲击力”的路子上走，那是走对了。反过来说，如果谁想对现代汉语来一番刮垢磨光，想把自己的文字弄得精致些、柔驯些，就不免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之嫌了。
　　这种主张，似乎比希尼所指斥的“语言的修女”导向还要来得严峻，我愿意称之为语言的斯巴达主义。在那样的国度里，男儿生来就是为了能当兵打仗，女儿生来就是为了能生出当兵打仗的男儿。可是，一个人倘若生性就不喜欢粗头乱服，不存心老是扎痛人的话，想必更加向往雅典的民主吧？依我看，诗的疆域和语言的疆域都不应该人为地设限，我们不能只写某一类诗而拒绝别的诗歌类型。当代生活已变得如此丰富和复杂，从思维到情感，从生命意识到审美趣味，都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多元状态和差序格局。相应地，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自身也吸纳了各种来源的各种因素，口语、文言和欧化词汇，都一股脑儿进入了当代辞典，无论质朴还是华丽，俚俗还是崇高，古奥还是摩登，诗人总是能找到要找的材料，从而在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工作，不管是细活还是糙活。如果说“粗砺”、“锐利”才是现代汉语发展的正确方向，诗人都得遵循，不得旁骛，那就好比英语作家只允许用简单原始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写诗，至于那些曼妙柔润的法语词汇，堂皇高贵的古希腊罗马词汇，概在禁用之列，这显然强人所难。事实上，黄灿然先生提醒我们说，“英语文体的变迁非常丰富，还包括大幅度使用生僻字”，何以汉语文体却得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变？
　　我也试着想，黄灿然先生所谓“锐利”、“扎痛读者”等说法，也许不过是指我们的用词应该到位，迅速地到位。比如，能用“脸”的地方，就不要用“面孔”。我们应该做的，不正是让所使用的语词与所追求的效果之间精确地对等吗？但“粗砺”二字妨碍我们把他的意思这样来理解。何况他要求我们对语词做出“取舍”，其“减缩词汇表”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缩减”的部分，在灿然先生看来，就包括“成语、套语、片语”。
　　四字成语和常见套语该不该用，这问题曾因《红与黑》的不同翻译风格而引起过争论。有的译者喜欢用成语套语来译原文未必是成语套语的文句，化生为熟，实不可取。但是，从现代汉语文体这样一个大的范围来考虑，肃反恐怕就不宜扩大化了。我想，黄灿然先生主张弃用成语、套语、片语，无非因为它们只能唤起读者非常固定的反应。可是话说回来，有哪个字眼不是带着大致稳定的情感色彩，触动着读者相应的神经呢？问题怕不在词语本身，而在上下文，在它与别的什么词作怎样的组合。本质上说，所有的词都可能是腐朽的，又都可以神奇地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再说，成语、套语和片语在我们的语汇中占的比重这么大，下笔之际，不是避无可避，就是防不胜防。就拿灿然先生极为推崇的巫宁坤先生译的狄伦·托马斯来说，像下面一行：
　　Though the ysink through the sea they shall rise again；
　　他们虽然沉沦沧海却一定会复生；
“沉沦沧海”就是一个俗套的表达。sea就是“海”，用不着说“沧海”，就像灿然先生在另一处评说的，blue sky译成“蓝天”即可，译为“蔚蓝色的天空”就属于“坏的发挥”了。同样，sink就是“沉”，也不必牵合一个“沦”字。这一行，我认为巫宁坤译得就不及余光中的“到位”：
　　纵死者坠海，死者将上升。
“坠海”显然质朴硬朗得多，照黄灿然先生的取舍标准，应是更符合“现代敏感”的正确选择。
　　巫宁坤把rise again译成“复生”，正犯了灿然先生所批评的“译意不译字”的毛病，这就是“不敢直译或根据自己以为弄懂了的意思来译”。托马斯此诗从命意到用语都来自《新约·罗马书》第六章，巫译“复生”，与此章“在罪中复活”的意思是吻合的，但要论“紧扣原文”，何如余光中径译“上升”？同样令我大惑不解的是，灿然先生说“余光中将托马斯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这个标题译成‘而死亡亦不得独霸四方’就不如巫宁坤译的‘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来得有锋芒”。可是要照他自己的标准，巫译才是嚼饭哺人式的译法，最不可取。余译“独霸四方”，毕竟不脱原文“支配”“管制”——《圣经》汉译都是“做主”——的本义而加倍形容之；巫译“战胜”才是想“吃透”原文，再把它的“意义”、“意思”吐出来，黄灿然先生对巫译因为偏爱，所以过誉了，比如“用词凝炼”这样的评语，移评余译反倒更适合些：
　　When their bones are picked clean and the clean bones gone，
　　They shall have stars at elbow and foot；
　　等他们的骨头被剔净而干净的骨头又消灭
　　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巫译)
　　等白骨都剔净，净骨都蚀光，
　　就拥有星象，在肘旁，脚旁；(余译)
相形之下，余译才是省净、硬朗且不失玄奥的诗，巫译则不过是拖泥带水的散文而已。比如clean bones，“净骨”二字足以了断，何必来个“干净的骨头”？莫非余氏多用单音节词，算不上标准的现代汉语？问题是，巫氏的译文恰恰是给那些大而空泛的双音节复合词弄糟了：“消灭”、“泯灭”、“复生”、“长存”、“沉沦”等等，都属于那种“坏的发挥”。
　　托马斯原诗有三行都以though领起，余光中译为齐头并进的三个“纵”字，形神兼到，而且称得上“连声音也移植过来”，但黄灿然先生认为“带文言腔”而不以为然。我能理解这种对现代汉语中文言成分的深深警惕，因为有不少仿古诗借“新古典主义”之名大行其道，却文白夹缠，半通不通，令人大倒胃口。但是，将问题绝对化是同样危险的事情，因为在很多时候，文言句式的遒劲，文言词藻的凝重，会给一首现代诗带来某种异质性，使之呈现为多层次多元素的奇妙混合。即使不考虑如何丰富诗篇的内在基质，它们也可以调节语言的速度，造成节奏的变化，以拗救清一色“现代汉语”的率易平滑。举例来说，像下面几行诗，我觉得既顺眼，也顺口：
　　东方既白，经典的一幕正收场：
　　俩知音一左一右，亦人亦鬼，
　　谈心的橘子荡漾着言说的芬芳，
　　深处是爱，恬静和肉体的丽瑰。
作者张枣，黄灿然先生曾誉之为“语言天才”，这些诗句选自他的《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题目已暗示了欧化的背景，诗行间也闪动着对话的口风，可是古典的意象与用语又挺多。他的诗风既非“粗砺”，也不“锐利”，要论“扎痛读者”，也顶多像细腰蜂一样偶尔蜇你一下罢了，但是，如果要把他那些语言的小褶皱小滚边去掉，也就没有了他所独具的迷人风致。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汉语”恐怕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欧化的成分虽“现代”而不“汉”，文言的因素虽“汉”而不“现代”，连白话也可能“现代”与“汉”两不相干。然而，现代的汉语诗人有福了，因为供他调遣的资源可以取之不尽，也取之不禁。规划某个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标举一种现代汉诗的理想文体，只怕有害而无益。我认同黄灿然先生认同的“不同的时代必须有不同的文体”，可要是由此推出“同一的时代应该有同一的文体”这类结论，就不见得有多少人接受了。同一文体往往是同一时代的诗人集体作弊的产物，是许多惰性大于个性的诗人对个别原创者的抄袭。对文体的同一，我们避之都惟恐不及，何况争趋。即使将所谓“现代敏感”与某一特定的文体相挂钩，也不值得人人都陪进去，因为陪了也就陪了：一是得来太容易，只要你以某种文体写作，用这些字，不用那些字，即可拥有，则这样的“现代敏感”可就不稀罕了；二是一旦不稀罕，所谓“现代敏感”便重又变成一种新的麻木了。
　　记得黄灿然先生有一首诗，题为《有一个金属的词击中了一个人的心》。他兴许很喜欢“横空盘硬语”的境界，却不必劝阻旁人去“软语商量不定”。作为他的忠实读者，我开始感觉到，他对文言的流弊戒心甚深，而对欧化的贻害估计不足；对翻译之“功”谈得较多，而对其语文方面之“过”罕见提及。虽说片面往往意味着深刻，但问题关系到对现代汉语的走向做全景式的考察，我认为还是应该尽可能做到全面而客观。
　　(《必要的角度》，黄灿然著，香港素叶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