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学的悲哀？

　　也许一九九八年在世界经济领域里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是美国长期资金管理公司因出现巨额亏损而惨遭重组。长期资金管理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四年，以投资方法科学，投资回报高著称，为此吸引了不少西方的投资者，其中不乏诸如瑞士联合银行那样的世界大银行。自成立以来，该公司连年赢利，在世界各地的投资高达九百多亿美元。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从一九九八年下半年起，长期资金管理公司突然出现亏损，其资产值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跌了九成，濒临破产，以致只能在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的干预下，由该公司的贷款者、投资者和交易伙伴等几家国际大银行和金融公司对之进行非正式的破产重组。
　　由于长期资金管理公司在西方金融界的影响巨大，因此该公司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一九九八年欧美金融业的大幅度震荡，西方各大国因此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无序和金融形势的变幻莫测深感不安，于是终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一年有余的一九九八年十月痛下决心，共同出资建立九百亿美元的新基金，向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以便巩固全球金融体制，防止发生新的国际金融危机。
　　然而，由长期资金管理公司的巨额亏损所引起的轰动和影响还不限于此。由于该公司是由号称“宇宙大师”的索罗门兄弟公司前著名债券交易员梅里韦瑟和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与斯科尔斯共同管理，因此，投资者们普遍认为该公司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巨额炒作都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凭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来实施的，公司每年能有巨大的利润以及能对投资者的投资予以极高的报酬自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乎，当长期资金管理公司突然出现危机，致使其投资者们血本无归，而西方金融市场也为此动荡不宁时，人们不禁要问：经济学的科学理论怎么了？经济学还管用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六十年代末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人们对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逐渐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崇拜。在美国，经济学及其实践者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经济及商业决策。今天，没有经济学家参与的政治决策在美国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经济学的崇高地位已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但是经济学真有那么神奇吗？读一读小阿尔弗雷德·马拉博的著作《迷惘的预言家》，对认清这一问题很有裨益。
　　人们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自亚当·斯密在一七七六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之后，经济学逐渐成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人类的一门科学。在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经济学通过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漂亮高雅的代数建立起一组组联立方程，架构起一套套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抽象模型，表现出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经济运作过程中的各种规律。经济学还以严密完整的定量分析，把诸如国民账户、投入产出矩阵、资金流量统计等方面的信息和一些较小的结构如生产和物价指数协调起来，对经济的进程作出各种解释和预测。随着战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学迅速地与之接轨，运用电脑对大量的经济信息和数据进行快速和系统的分析与处理，成为经济学的时髦。由于经济学越来越表现出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强烈的自然科学性，从一九六九年起，瑞典科学院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类似于物理、化学、医学的科学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从此越发牢固。
　　然而，不论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如何地越来越科学化，各式各样的经济学理论似乎总免不了出错，甚至出大错。与真正的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社会经济的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更不能正确地预测经济形势的未来。根据《迷惘的预言家》所引的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史就是一部充满着各种经济理论实验的失败、各种预测失灵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谈苏联的两个平行市场经济理论的错误，以及在这一经济理论指导下，苏联东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就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龙头老大美国，各种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运作的指导也往往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对美国经济而言，不论是战后初期盛行的凯恩斯的干预理论，还是七十年代异军突起的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乃至八十年代广泛流行的供应学派的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错误的导向，导致美国的决策者在制订经济政策中出错。马拉博为此不无调侃地指出：“每当华盛顿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因种种原因空缺时，美国经济似乎便处于‘二战’后最好的时期。”如此看来，经济学可真有些令人失望和悲哀了。
　　经济学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经济学本身过于纯化所造成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经济学与其他有关学科越来越分离，特别是与经济学本来就密切相关的政治学分道扬镳。而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的煌煌经济学巨著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这些经典作家在研究解决经济问题时对政治的深切关怀。然而，随着经济学不断地科学化，经济学家逐渐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局限在市场经济中的货物、劳务和资本方面。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借助于高深的代数、严密的统计和精确的计算建立起一个个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模型，并且在日新月异的电脑技术的帮助下，使这一系列经济模型日趋繁复和精到。然而在这些复杂和精妙的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变量及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纯经济的，见不着社会生活中的非经济变量，特别是与经济紧密相关的政治变量。
　　由于现实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纯经济的，因此，尽管经济因素确实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仅考虑经济变量而不涉及其他变量的纯经济理论往往把握不住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事务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日益地紧密相连，于是经济学家们所建立的各种纯粹的经济模型，不论在理论上何等地严密，却总是显得太理想化，甚至太脱离实际。
　　“二战”后初期的固定汇率理论就是犯了类似的错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者们(主要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等)认为，固定汇率会给国际贸易带来很高程度的确定性，因此固定汇率能促进商品、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从而形成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但是就如《迷惘的预言家》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论断只有在理想状态下才是正确的。即只有在抽象的纯经济的环境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实行的固定汇率才能够保证消除国际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固定汇率实际上反而会加剧不确定性，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现实的国际经济运作中不仅纯经济的因素即市场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即国家的权力也在起作用。因此，所谓固定汇率运作的理想状态即纯市场状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二战”后所确立起来的固定汇率体系从一开始就难以名副其实地固定汇率，实际汇率是跳动的。更有甚者，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掌门人”——超级大国美国在用美元保障实施金汇兑本位的固定汇率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卷入越南战争，加之其他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通货迅速膨胀，以美元为后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寿终正寝，从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浮动汇率取代了原先并不太固定的固定汇率。
　　八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长的事实，也证明经济运作中政治因素的不可忽视。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一些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削减国家的税收会导致联邦政府减少支出，因为根据一般的量入为出的经济常识，收入减少了自然就会减少支出。由此当里根上台之后，货币主义者积极支持里根经济学的勾画者供应学派大力削减美国联邦税收的主张。然而出乎这两个学派经济学家意料的是，华盛顿在减税的同时，继续维持原有的支出(甚至还有扩大)，于是供应学派减税政策的结果是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更大规模的预算赤字。从纯粹经济学理论出发，这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如果把当时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又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作为政治家，里根所考虑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经济行为，他所面临的是大量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问题。就国内而言，里根必须注意国民的社会福利，注意社会的相对平衡，就如里根政府早期的预算局长斯托科曼所言：“从最终的分析来看，里根等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是福利政治家。”再从国际政治形势上看，美国为了对付苏联当时的扩张，必须增加军费，扩充军备，研制新式武器，实施星球大战计划。所有的这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因素迫使里根政府不得不在减税的同时增加开支，由此使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成为空想。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逻辑推导而不是实验经验来进行研究的。由于任何经济学理论和模型都不是来自实验室，也不可能放入实验室进行反复的实验，因此经济学实际上依靠的是前人的实践经验，通过逻辑的推导，从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各种因果现象来确立理论。经济学的这一缺乏实验基础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学不可能如同自然科学那样形成真正的科学理论或通常人们所说的公理。但是，随着计量经济学在“二战”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日益进步的计算机技术运用于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家们似乎感到经济学缺乏实验基础的缺陷是无足轻重的了。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十分自信地认为，通过运用先进的计算机来进行经济学的定量研究，能够把近乎于天文数字的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数据输入电脑进行逻辑分析，而在研究分析如此众多数据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经济理论和模型必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可惜的是，严酷的现实常常给经济学家们的这一份自信以残酷的打击。针对经济学家越来越广泛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的现实，马拉博指出，不管(计算机)进步程度如何，结果仍然是：输入垃圾，输出垃圾。如此之言听起来很觉过分，但是，正如十七世纪的法国人布鲁耶瑞早就说过的那样：“真理常常是为人们所普遍相信的事物的反面。”也许经历了一九九八年西方金融市场的动荡之后，那些因相信莫顿·斯科尔斯的期权理论的科学性而向长期资金管理公司投资的投资者们对布鲁耶瑞的话会有深切的体会，可能还会深深地懊悔为什么不早一点读一读马拉博的书，听一听他的不合潮流的“怪论”。其实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所实施的“休克疗法”的失败，也是因为过于相信经过精心计算的经济自由化理论。与西方某些经济学家用计算机所设计出的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模型相反，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使俄罗斯的经济完全地转入市场经济轨道，而且引起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对此俄罗斯人普遍地认为“休克疗法”给俄经济带来的只有“休克”而没有“治疗”。因此，如果他们能有机会读到马拉博的“垃圾论”，可能也会产生共鸣的。
　　在西方，一般而言，今日的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为私人大公司或各国的政策制订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其主要任务是预测新的衰退会在哪个时刻到来。但是，由于经济学理论的不可实验性，凭着过去的经验和逻辑的推导，经济学家往往会在各式各样的预测中出错。比如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通货膨胀总是与理性的预测，即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那种逻辑分析背道而驰。著名的货币学派理论大师弗里德曼教授也曾在这方面吞过预测不准的苦果。一九六九年，作为《华尔街日报》的经济学编辑，马拉博曾对弗里德曼做过一次采访。当时弗里德曼预测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年底以前将仅以年率4%上升，到七十年代上长速度会更加缓慢。然而，弗里德曼乐观的预测彻底错了。消费价格增长速度在一九六九年底猛升至6%。在后来的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的速度更快，以致使美元的贬值最终不可避免。再如在一九九七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除了一位名叫克鲁格曼的美国经济学家曾著文认为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隐含着危机的因素之外，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一致看好东南亚的经济。而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们便又纷纷出来总结东南亚的经验了，并在此基础上预测道：与东南亚经济关系密切的中国在劫难逃，而已经通过“休克疗法”实现了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俄罗斯则不仅不会受影响，而且还会有可观的经济增长。于是乎，包括由著名经济学家莫顿和斯科尔斯当家的长期资金管理公司在内的一大批西方金融公司斥巨资投资俄罗斯，特别是大量地购买俄罗斯的公私债券。但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完全出乎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料，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倒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已很高的俄罗斯却陷入了十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长期资金管理公司等西方金融公司为此而着实大大地亏了一把。
　　经济学家对经济前景预测的极不准确性，很可能还与经济学本身研究领域的局限性有关。迄今为止，经济学尚未超出传统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两大研究领域，然而，世界经济的发展却不断地具有全球性而大大地超过这两个领域。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总生产量，总就业量，总失业数，价格变化的总体水平和速度，以及总的经济增长率等全盘性课题。经济学家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主要在于说明如何随时测定一国的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实际出产量的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水平。与宏观经济学相对应，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家庭、企业这一类个体单位的经济优化行为。微观经济学解释和预测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在某些范围内)对资源分配所作出的决策，以及应该如何决定这些资源的分配。然而不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经济学似乎都没有超出国家的范围来研究经济的发展变化，由此随着世界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向全球化方向发展而超越国家的控制，经济学的研究局限也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经济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高新科技的推动下，世界经济通过全球性的跨国直接投资和世界性金融市场的作用，不断实现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就在于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直接的和间接的)和国际化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也因此而大大地越出民族国家的疆界。于是，世界市场的力量不断地超越国家的能力，使世界经济的发展真正走上了全球性的轨道。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全球性的生产结构逐渐地替代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生产结构，并使国际金融市场近乎于无限制地扩展，因此导致国家即使是超级大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以及在相当程度上对世界经济无序性的无奈。比如世界金融市场在浮动汇率机制的推动下几乎完全从各发达国家政府手中夺去了对汇率的决定权，使各国(包括美国)的财政、金融、货币政策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变化经常无可奈何。面对经济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几乎束手无策，因为全球性的经济超出了它们的研究范围。而习惯于运用传统经济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们则因此难以准确地分析和预测经济的走向。
　　经济全球化导致经济发展极具不确定性，以致一些经济学家不得不悲哀地感叹：“这个世界要以我们向前预测六个月或一年的能力来评判我们的专业，而那不是我们非常擅长的事情”，因为“经济简直就是不可预料的”。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似乎并不这么看。以经济学作为谋生手段的经济学家们依然热衷于在传统的宏观或微观的纯经济学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和设计新的模型，并且以这些理论和模型为工具大胆地预测经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