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格式化，异化

　　对在战争结束后刚刚走上有序状态的俄国社会来说，首要任务是将那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权稳定下来并将其合法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政权采用了所有政权都使用的一种手段：让文艺来为国家服务，成为政权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精神上统治的工具，我将之称为“格式化”。我们看到，俄国的文艺并没有在一场社会大变革后获得它想得到的独立地位，它再一次被纳入到国家职能当中去了——这没什么新鲜的。新鲜的是：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包括高尔基，怎么会主动与被动参半地被“格式化”并去“格式化”他人？
　　和大多数入世的知识分子一样，高尔基是天生的革命者、叛逆者、激进主义者。这样类型的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强健的，他们是天生的精英，天生的说教者(《鹰之歌》)。高尔基“不信神”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天生的“万物之创造者、界定者、裁判者”。在天性上他与尼采呼唤的“超人”是有共通之处的：他是对权威的否定，而他自己却是权威；他是打碎偶像而自己成为偶像的人。
　　在高尔基的所有重大作品中我们都会找到这样一个主题：野蛮的俄罗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俄罗斯童话》中对俄罗斯的描述)。俄罗斯是块淳朴的、宁静的、保持着古风的乐土，还是块不开化、不文明的罪恶之地？俄罗斯应该向哪里去？从十九世纪的霍米亚柯夫和赫尔岑，到今天的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一直为此争论不休。高尔基是个“西欧派”：他极其鄙视、痛恨一个野蛮、落后的俄罗斯。他认为：战胜俄国的落后就是要战胜农村的落后；而靠了强大的现代技术、机器，工业将取代农业成为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工业将使人民摆脱愚昧，使国家现代化、都市化——这是高尔基，也是许多落后国家先进分子的理想；因而，我们看到，在对待苏联建设之初时发生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两个问题上，高尔基采取了在今天人们看来是奇怪的立场：他唱了赞歌。这种立场其实是符合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逻辑的。
　　我们还必须看到，高尔基从逻辑推理出发是会赞成“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中发生的“镇压破坏活动”的：国家很弱，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强大的工业力量；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有资金、人力、物力、市场等；而这些原始积累又难以从怀有敌意的外部世界获得，因此，只能从内部得到；剥削阶级已经剥夺光了，那么，为了积累的需要，必须剥夺农民，首先是农村中的较富裕的人口，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富农等。被剥夺者必然是反抗的，而这将破坏“大局”，破坏事业——因而，高尔基对镇压行为保持舆论上的缄默乃至某些时候“歌功颂德”，仅仅是因为他明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他惟一没弄清楚的是：他没能料到、别人也对他隐瞒了国家暴行的规模——这规模远远超过了需要付出的代价的限度。
　　高尔基的天性、他对俄国社会和人民的深刻了解、他对未来世界作的一个“理式”的界定、俄国社会的现实情况，都使他从一种绝对观念出发，原则上赞成对不文明的、没有教养的、缺乏理性的人民进行“格式化”(甚至有时采用强制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真诚地接受自己被“格式化”为一个“社会主义精神领袖”并去对他人进行“格式化”的。
　　我们稍微扯远一点，看看情况类似结果不同的另外两个例子。例一是特瓦尔朵夫斯基。这是苏联时期的一名很有影响、有地位、受官方宠爱的诗人兼文学官员，赫鲁晓夫信任他——因此，尽管他在其长诗《焦尔金游地府》中对苏联的体制作了辛辣的讽刺，他却一直平安无事。例二是索尔仁尼琴，他曾经是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受保护人。索尔仁尼琴在成名后曾受到过诱惑：奖章、住宅、地位等。然而索尔仁尼琴最终却是“不相信、不害怕、不原谅”地生活着，他没有妥协——个中原因之一就是索尔仁尼琴在特瓦尔朵夫斯基身上不寒而栗地发现：自己一旦有一丝一毫的妥协，就会像后者一样，再也脱不开各种诱惑和强力的控制了。他们二人之间有一条界限，这界限最终使得他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人：特瓦尔朵夫斯基的反抗中有着一种自有的“检查制度”，他为自己规定好了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他决不超越出政权能容忍的限度；而索尔仁尼琴则最终放弃了一切顾虑，他写他要说的。高尔基的情况与这两位作家相比是居中的：在差不多整个苏联时期高尔基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有着主动与被动“检查”过的痕迹，而他私下则写有大量“通过不了的”作品——《不合时宜的思想》在苏联的出版到它解体前的一九八八年才得以实现。他的“格式化”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
　　知识分子的被“格式化”是知识分子众多异化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最糟的一种。高尔基自己曾经对知识分子下过一个定义：这是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准备挺身而出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严格按照这个定义的话，高尔基是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