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汽车玻璃贴膜背后

　　北京的道路建设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但北京的汽车增长速度不下于道路的建设速度。这表现了北京交通的现代化。
　　北京交通的现代化的表现除了小轿车多外，还表现在众多的小轿车中不乏连西方人都叹为观止的名牌高级豪华车。世界上所有的小轿车品牌在北京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看着北京满街的这些舶来品，发现了在众多的汽车生产国都很少见到的“异”现象：许多车子两侧和后面的玻璃窗上都贴了一层深色的膜。
　　一天骑车上班的路上，我做过一次很不规范或很不科学的计算。大约在四十五分钟的骑车路程内见到了大约五百四十多辆小轿车和面包车的两侧和后玻璃窗贴上了深色的膜。我还注意到，在许多大街小巷可以看到门口摆有或挂有“贴膜”的招揽牌子的汽车装修小店铺。
　　汽车玻璃窗贴膜现象在我去过的美国、加拿大和香港均几乎见不到。为了避免片面，专门做了一番小调查，询问了数位去过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朋友，是否在这些国家见到过汽车贴膜现象。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在这些国家很少见到。看来这似乎是我国所“独有”的了。那么这种现象的意义何在呢？
　　我首先从最接近于人的本能的“功利主义”角度开始思考。汽车玻璃窗贴膜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的联想就是可以像戴墨镜一样减少阳光的照射，尤其在夏天，或许可以降低车内的温度。其次想到的是由于白天车内外光线的强烈反差，可以使外头的人看不见车里坐在后排座的人，而车里后排座的人则仍可以看见车外的景象。
　　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此现象是比较接近于人类本能需要而应该较普遍存在于各国的，但为什么在其他许多国家却很少见到呢？尤其是出于第一种功利需要的现象在各国文化中均可以见到。如房屋门窗挂帘子、窗外安遮阳篷、门窗安镀膜玻璃等。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延伸到汽车上。第二种功利考虑在西方也较为普遍。确实有些加长型豪华轿车和一些特殊用车，其玻璃常有贴膜或镀膜，但此种考虑也并没有延伸到众多的轿车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当提出汽车玻璃贴膜有什么好处时，这里只涉及功利主义问题的一半。完整的功利主义考虑还应问汽车玻璃贴膜有无什么坏处？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某种“理性”的选择。那么到底汽车贴膜或镀膜有无坏处呢？答案应该说也是容易得出的。汽车两侧和后玻璃贴膜的结果就是降低了透视率。而在行驶中常须拐弯和转换行车道或倒退的汽车当两侧和后玻璃透视率降低时无疑会降低其行驶的安全性，妨碍驾驶玻璃贴膜汽车的司机在行车时与其他车辆驾驶员的相互眼睛交流。而这些安全问题在晚上更显突出。如果说许多国家的汽车两侧和后玻璃不允许或没有贴膜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功利主义表现，那么同样有这种安全需要的我国汽车为什么交通管理部门就没有禁止玻璃贴膜，许多车主或驾驶员则好将车子两侧和后玻璃贴上深色膜而不顾此种做法有害于自身行车安全呢？这种非功利主义的表现也许是安全意识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但这种解释显然有些乏力。对玻璃窗贴膜后透视率降低是否造成行车安全性降低的问题要由交通管理部门去做科学的调查分析，并由汽车驾驶员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去评说。而我关心的是对汽车玻璃贴膜现象的更有力的文化解释。
　　在我国小汽车一般称为小轿车。我国最早的轿车是在上世纪末从西方引进来的。但在有轿车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可以给达官贵人代步的除去车舆外，便数轿子为多。多数轿子三面是用布或锦缎围起来，前面挂有帘子。除非掀开帘子，里外是不能相视的。解放前除了在个别大城市里有极少量的出租车外，老百姓与小轿车基本是无缘的。那时所有政府官员和大资本家乘坐的小轿车窗上都挂有窗帘。解放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除了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拥有少量的出租汽车外，小轿车也从来就只有国家领袖和少数高级干部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才有得坐。同样，这些小轿车两侧和后面的玻璃窗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挂有窗帘。据一位汽车工程师说当时国产的红旗轿车都在窗上专门安有窗帘杆。汽车窗上挂帘子是为了首长安全的需要。于是不论解放前或解放后窗上挂帘子的小轿车和古时的官轿子一样都具有着权力和威严的象征。这种窗子上挂帘子的小轿车与不挂窗帘的百姓坐的公共汽车或出租车形成了鲜明的象征对照。前者是专给首长或政府官员坐的，后者是老百姓坐的。坐有帘子车的是不得随便被人看到的首长和高级干部，而坐无帘子车的是不怕被人见到的平民百姓。
　　正是由于上述挂帘子所表现的象征意义使人们通常会对有帘子的小轿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产生一种敬畏和神秘的感觉。所以当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陆小轿车在基层单位普遍化和私人化以后，车主们(单位或个人)便纷纷或继承或仿效这种车窗上挂帘子的传统。只是由于科技的进步人们改用贴膜或镀膜来代替挂帘子。在继承和仿效中车窗挂帘子所具有的权力和威严的符号意义则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下去。这也就使私车主人可以利用其具有的上述隐喻或暗示，使其具有财富符号意义的汽车赋予更多一层“权势”的符号意义，有意或无意地引导车外的人们对坐在车里的看不见的车主及其他人产生敬畏和神秘的感觉。在这实践中，“钱”与“权”在象征层次上被结合到了一起。虽然正像警笛、警灯、警车牌号被滥用而造成其权威和紧急符号意义的“贬值”一样，上述符号的泛化使其原本符号意义趋于弱化，但由于该符号仍继续表现在国家领导人和政府要员的车上而使其符号意义并未完全消失。
　　从上述思考中，笔者认为汽车玻璃贴膜成为我国大陆的独特文化现象是我国大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小轿车平民化后表现在小轿车上的传统官文化世俗化的结果。当然随着这种传统官文化的世俗化，其原本所赋予的权力和威严的符号意义也随之被弱化了。不过，这种被继承与发展了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交通安全的不协调已经和必将继续被证明。古时轿子的抬轿人与坐轿人不是在同一空间里，轿车则和古时轿子不同，司机与乘车人同在一个空间里，轿子的封闭帘子并不妨碍抬轿人的视野而轿车窗帘或贴膜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司机的视野。或许对这一文化的改造和规范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