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靖国神社与日本人

　　小堀原为东京大学教授，一九九四年退休后到私立明星大学执教，在研究比较文化和东京审判方面颇有知名度。出版他的《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是PHP(PEACE and H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通过繁荣达到和平与幸福)研究所。该书版权页上写着“一九九八年八月四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但七月底在东京繁华区之一的池袋，我已经看到它摆在书店里。在日本战败五十三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是意味深长的。果然，八月十五日我带着自己买的那本《靖国神社与日本人》去靖国神社看风景，就看到神社里一个专售“靖国神社相关书籍”的书摊儿正在兜售那本书。书的封面被放大至少六倍，悬挂在书摊儿前。同样被悬挂大封面的是《日本红十字会女护士从军记》、《军舰作战大全》等战争书籍。摆那个书摊儿的，是一个名叫“靖国神社奉赞会”的组织。
　　读了小堀桂一郎的专著我才知道，靖国神社创立于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其命名有中国文化渊源。“靖国”一词出自《春秋左氏传》，神社附属设施游就馆的“游就”二字则出自《荀子》劝学篇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语，只是“游”被改成了日本人更熟悉的“遊”。可悲的是，在日本列岛上，最让中国人心痛的地方恰恰是靖国神社及其游就馆。严安生在《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轨迹》(岩波书店，一九九一)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李大钊、王拱璧(《东游挥汗录》作者)、冯延铸(《东游鸿爪录》作者)、冰心等人在游就馆里受到的冲击。游就馆类似于中国的军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许多战争史料。有关甲午战争的展品在表明日本人之胜利的同时表明着中国人的失败。此乃冯延铸所谓“人以记其功，我以铭其耻”。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在《留东外史》第四十九章，对旅日中国人置身游就馆时的屈辱与愤怒进行了文学性描写。三位参加辛亥革命受通缉逃亡到东京的中国军人，看了游就馆里的陈列品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动手就砸，被日本警察推出门外。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破口大骂：“狗入的小鬼，你们敢这般的欺辱我中国人！我中国人，哪一回亏负了你？甲午那一回，我们打了一个败仗，还赔了你们的钱。你们为什么将掳来的军器，都摆在这什么游就馆里来出我们的丑呢！亏你们不要脸，还天天讲中日亲善，分明设这个所在，故意的羞辱我们。我们三个都是当军人的人，决不受你们的骗，恨不得一把火，将这游就馆烧了。”两位中国留学生在旁边看了，拍手大叫：“打得好，打得好！”一九三五年，一位名叫莫石的中国留学生在十月二十三日(靖国神社的祭日)这一天来到靖国神社，在游就馆里看到了中国士兵的血衣和被日本人缴获的中国国旗，悲愤交加、涕泪潸然，并写了一篇题为《“日清战争”四十周年》的文章寄给上海的《宇宙风》半月刊(发表于该刊当年十二月一日号)。实际上，近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表示的“遗憾”，只是中国人那种延续了八十余年的“靖国神社屈辱感”的官方形式。小堀桂一郎已经写出了一本《靖国神社与日本人》，“靖国神社与中国人”这个题目也值得一做。
　　小堀桂一郎是一位右翼日本人。他认为是日本的“恶战苦斗”阻止了西力东渐的世界潮流、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世界面貌。他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不加引号，并一直努力为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决的军国主义者辩护。这种历史观决定了他对靖国神社怀有一种近似于宗教情绪的虔诚。在《靖国神社与日本人》“前言”中他告白说，随着年岁的增加，他对靖国神社的景仰与眷恋越来越深，每当伫立于靖国神社，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日本女性所作的和歌就浮现在他心头：かくばかリみにくき国となリたれば捧げし人のただに惜まる(大意是：祖国变得这样丑陋，献身者的徒劳让人惋惜)。在该书“后记”中他明言：自己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写成这本《靖国神社与日本人》，是因为靖国神社里的神灵在保佑。
　　如同小堀桂一郎自己所言，他写这本《靖国神社与日本人》并非为了向人们介绍有关靖国神社的一般知识，而是为了阐明“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靖国神社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这一“时代问题”。在运用大量资料(其中包括日本近代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观点)对靖国神社的创立、历史延革及文化品格等问题做了考察之后，他指出：“靖国神社是继承了日本古代习俗中神灵信仰传统的宗教设施，同时又是国民的道德景仰对象。作为唤起国民之克己、献身的道德崇高感的教育设施，亦意义重大。”因此，他在书中对否定靖国神社或者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美国、中国以及日本的战后民主派都进行了严厉批判。
　　也是在读了《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之后我才知道，美国和中国一样否定靖国神社。大约是因为在“二战”中美国与中国是同盟国。在占领日本列岛之后，美军甚至制订了烧毁靖国神社的计划。按照小堀桂一郎的解释，企图烧毁靖国神社是为了彻底解除日本人的精神武装，因为以神风特攻队为首的日本将士的牺牲精神震撼了美国人的心。由于罗马教皇驻日代表布鲁诺·比特神父的阻拦，美国人未能实施其靖国神社烧毁计划，便于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颁发了阻止日本政府保护、支持国家神道、神社的文件。小堀桂一郎指出：“这是一个直到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给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带来恶劣影响的灾难性文件”；“可以说，这种野蛮的文件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暴虐亦不相上下。”
　　小堀对中国不仅像对美国那样不满，而且有些蔑视。他在书中不时称中国为“支那”，并且将这两个字用片假名写成“シナ”以示强调。他认为，“二战”结束后，由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为代表权问题发生争执，没有向旧金山的和平会议派代表、没有在对日和平条约上签字，因此也就无权在审判、战犯等问题上发言。一九八五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日本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指责，都被他斥之为“干涉日本内政”。接受中国“干涉”的日本政府也被他严厉批评。他说：“权且一听别国意见的度量固然是应当有的，但我国的政府要人由于听取了别国意见，在国内活动时也瞻前顾后，甚至作为外国政府的仆役四处奔走。这种丑态在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里决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在尊重邻国的所谓国民感情的时候，却蹂躏了更为宝贵的自己国家的国民感情。”
　　小堀桂一郎对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批评也很激烈。他认为战后民主主义丑化了日本人，使日本人变得卑贱。在由于财政问题引起的几起与靖国神社有关的诉讼案中，反对将关系到靖国神社的支出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一方均胜诉。小堀认为这是因为主持审判的十五名法官大都出生在昭和二(一九二七)年之后，在“盲目礼赞战后民主主义的风潮”中接受了不正确的教育。
　　笔者留日四年多，生活在东京，但从未去过靖国神社。读了小堀桂一郎的这本书，便于归国前的最后一个“终战纪念日”(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去靖国神社看风景。结伴同行的是旅日多年的李长声先生。
　　上午十点左右从地铁九段下(车站名)站上来，没走多远就看到一个大鸟居，那是靖国神社的正门。日语汉字“鸟居”译成汉语就是“牌坊”，久居日本的中国人往往直接称牌坊为“鸟居”。日本各地鸟居的结构基本相同——两根柱子，上面架起两根横梁，但鸟居的用料、颜色、大小并不相同。有的以石条做材料，有的以原木做材料。有的涂颜色，有的不涂。明治神宫巨大的木制鸟居(原木乃自台湾运来)没涂任何颜色，保持着自然的朴拙。濑户内海宫岛前的大鸟居建在海水里，柱子、横梁涂得鲜红，衬着蓝色的海平面和远方起伏的绿色山峦，雄壮而又艳丽。但是，靖国神社正门这种巨大的褐色鸟居我是第一次看到。它的异乎寻常的高大与凝血般的深褐色，立即使我想起“凶险”这个词。据《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一书介绍，靖国神社正门的鸟居也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原有的青铜鸟居高约二十米，位居日本第一，昭和十八(一九四三)年由东条英机做主拆除，拆除下来的九十余吨铜和铁被用于“国防”(小堀不用“侵略战争”这个词)。现在这座鸟居是昭和四十九(一九七四)年用钢管重建的，高达二十五米，依然是日本第一。
　　神社前的气氛异乎寻常。有人在路边演说、喊口号、发传单。随手接过几张传单一看，有新成立的小党派的广告，有主张恢复《教育敕语》(一八九〇年颁发，宣扬忠君爱国，一九四七年被废止)思想统治地位的征求签名通知，有反对“谢罪外交”、主张趁江泽民来访时前往抗议的倡议书。大鸟居前停着警车，车旁边一群手持盾牌、警棍的防暴警察。
　　神社里已是人来人往。一个白色的大帐篷里，“第十二回战没者追悼中央国民集会”正在进行。路边有个免费茶摊，一位黑瘦的老人端着大托盘给人们递茶水。他斜披着一条白布带，上书“告慰英灵”几个黑色大字。遮阳帽上别着个小纸牌，上书“缅甸派遣独立汽车第五十九大队油谷宗四郎”：是一位为当年的军旅生涯而自豪的老兵。一位老态龙钟的和尚身着袈裟拄着大木牌站在路当中，旁边插着一面太阳旗，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木牌上写着“忘记靖国民族悲剧将会重演”之类的话。在人来人往的神社里，老和尚杏黄色的身影与两面国旗的奇特组合引人注目。凄厉的军号声传来，循声望去，老兵的游行已经开始。光芒四射的海军军旗，指挥刀，三八枪，洁白的军服。兵虽老但队列依然整齐、步履依然有力。在照相机的咔咔声中和摄影机的镜头前，他们精神抖擞。老兵队列过去，又一拨儿警察，又一拨儿衣袖上缝着太阳旗标志的现役自卫队队员。在正殿前扔硬币、合掌、鞠躬的日本平民，络绎不绝……那晚回家看电视，得知刚上任的邮政大臣野田圣子也和几位阁僚一起参拜了靖国神社。野田只有三十六岁，是战后日本最年轻的内阁成员，而且是一位女性。
　　八月十五日靖国神社里的景象一定让小堀桂一郎欣慰。作为《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作者，他是某些怀有“靖国信仰”的日本人的忠诚代言人。从吉田茂到桥本龙太郎，许多日本政界要人不顾中国人的不满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他们深知靖国神社在日本人精神世界中的位置。对于日本领导人来说，国内的民心当然比国外的反应重要。
　　《靖国神社与日本人》的后半部分多次提及一本叫做《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展转社(一九九四年八月初版)的书，并引用了其中一位名叫植村真久的学生兵留给女儿的遗书。八月十五日那天在游就馆，我买到了这本书。
　　平成五(一九九三)年是日本“学徒出阵”(学生上前线)五十周年，靖国神社为此举办了题为“学徒出阵五十周年——苏醒的殉国学生的真情”的展览。展览自七月十三日开始，到年底，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已超过八万人。应各方要求，展览一直延长到第二年八月十五日。《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就是用从展品中选出的六十五位学生兵的有关材料编辑而成的。植村真久是立教大学学生，战争末期应征入伍，昭和十九(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作为“第一神风特别攻击队大和队”队员从后来受到原子弹袭击的长崎登机飞往菲律宾，战死海上，年仅二十五岁。出击前夜，队友理解他的心境，用军用电话接通了他远在东京的家，使他能够通过话筒最后一次听到襁褓中的女儿素子的啼哭声。在留给女儿的遗书中他写道：“‘素子’这个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二十年后，在靖国神社的大殿里，长大成人的素子伴着《樱变奏曲》，为亡父跳起安魂舞……
　　展览不仅感动了小堀桂一郎以及许多日本人，甚至感动了一位俄罗斯人。当年是苏联红军横扫了日本关东军，但来自苏联红军故乡莫斯科的某杂志副主编卡列娜·德陶卡娜却被日本学生兵征服了。在访谈《莫斯科女儿东京印象记》(《东京人》一九九四年二月号)中谈及参观学徒出阵展的印象，德陶卡娜说：“青年学生面对死亡时的表情豪迈坦荡”；“我理解了什么是大和魂。我又一次深刻认识到拥有那种表情神圣的青年人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民族。”她的话被靖国神社宫司(宫司类似于中国寺庙的住持)重新组合引用在《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的“序言”里。就是我这位在靖国神社里倍感孤独的中国人，读到植村真久的遗书，看到他怀抱婴儿的照片，也几欲泪下……我恐惧于自己的眼泪。
　　但是，我从《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中读出的东西，与小堀桂一郎(以及德陶卡娜)读出的东西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小堀读出的是学生兵对祖国怀有的献身崇高感，而我读出的却是“军国日本”的残忍与丑恶。
　　书中，每一张照片上的脸(有的戴着眼镜)都是那么年轻。二十几岁的年华，青春焕发。其中许多人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等名校的高材生。从那些遗书或日记中，我读出了他们对生命的留恋。植村真久在飞向死地的前夜用电话倾听女儿的啼哭声的时候，他不会希望女儿成为孤儿、成年之后到神社去寻找父亲。中央大学的穴泽利夫在写给未婚妻智惠子的遗书中，说他想读《万叶集》、想看拉斐尔的名画《西斯廷圣母》、想与智惠子见面。登上战斗机去撞美国军舰的时候，他脖子上围着智惠子相赠的围巾。他二十一岁的生命殒落在冲绳附近的海面上。同样是中央大学的沟口幸次郎，战死时也只有二十一岁。在死前的日记中他写道：“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以务农为生的伟大的人。每当听他们谈起年轻时的奋斗与挣扎，我都感到对不起他们。在山村的小道上，他们拉着车在走，我想跑过去帮他们推车……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你们，请原谅我的不孝……”
　　这些年轻、聪慧的生命过早地消失了，像花蕾尚未绽放便在风雨中凋落。说他们是英雄，不如说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们的死告诉人们战争这把两刃剑是怎样在伤害他人的同时伤害自己。将东条英机的牌位与他们的牌位并列在一起，其实是对他们的嘲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当能够从游就馆里的“人体鱼雷”和樱号火箭特攻机这些用于自杀性攻击的武器中发现日本军国政府对生命的残忍，然而小堀桂一郎作为一位本应代表社会理性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发现的却是克己、献身、忠君爱国这种封建道德观，并试图以这种道德观为核心重建“大和精神”。
　　当然，在小堀桂一郎看来，我对《再见吧，我是祖国的山樱》的理解一定很荒谬。也许确实荒谬？
　　在甲午战争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中形成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历史观的对立难以改变。对于中国来说，靖国神社里游荡着侵略者的幽灵，而对于日本来说，这些幽灵则是为国捐躯的“英灵”。因此，某些日本人不会停止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中国人也不会对其参拜心平气和。这种“历史宿命”不可改变。也许只有当靖国神社里的亡灵不是被作为尽忠报国的英雄来褒扬、而是被作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来哀悼的时候，中日两国由靖国神社参拜而生的政治、情感的冲突才会消失。不过，那样一来，“靖国神社”、“游就馆”这种带有褒扬和教诲性质的名称就不能再用，日本人就必须彻底否定其半个多世纪的侵略史、必须抛弃在这侵略史中建立起来的“靖国信仰”。而小堀桂一郎的《靖国神社与日本人》和八月十五日靖国神社里的参拜队列，证明许多日本人根本无意于那样做，而且做着恰恰相反的事情。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败战不久的一九四七年，部分日本人曾一度将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义牺牲品的祭奠所(据世界思想社一九七一年版《昭和世相史》)，日本还有富于理性精神、拒绝靖国神社的战后民主派，在学徒出阵五十周年之际，日本全国还有二百七十余所私立大学的校长联合起来发表共同声明：“学徒出阵的悲剧不能重演！”但愿有一天，靖国神社的意义会因为他们而改变。
　　一九九八年九月草就于东京，一九九九年三月改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