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宗教、迷信和科学

　　古尔德论述基督教千禧年思潮的小书《追问千禧年》是应时之作，但是书中表达的思想却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凑巧的是，就在该书译完之际，未曾想它在中国突然成了一部‘应时”的译作，所以也可以说这本书超越了空间的限制。
　　基督教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并不巨大。尽管明末以降就有一些基督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播“福音”，但是即使是现在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和祷告的虔诚信徒，也并非都能真正理解千禧年的基本内涵，更不用说一般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了。虽然商家也在用‘千禧”牌商品或‘千禧年”旅游这样的招牌招徕顾客，但是我想顾客当中很少有人会将他们手中的商品或即将奔赴的游程与两千年前中东的那个历尽艰辛、痛苦而去，据说又会再次降临的圣人联系起来。更鲜有人响应千禧年这种脱俗超凡的召唤，放弃即使不太荣华的生活，奔向那敢于想像却不敢于尝试的彼岸生活。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信仰和崇拜的体系，它宣扬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神，世界由神创造，并由神来控制。从形式上看，世界上的宗教大抵如此。然而，从社会作用的角度看，宗教又都起到了约束人们行为、规范人的道德伦理的作用。一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经过哲学的改造后，已经将信仰基本上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几乎所有宗教都有对彼岸世界的描绘，意图是要克服或者抚慰人们生时的最大恐惧——死。不过，在我国，世俗化早已浸染了任何传入或生于本土的宗教，加上国人天性敦厚温和，罕有极端过激之举，所以为超验的信念而殉道者向来稀少。
　　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五千年而未中止或中断过，并且至今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明不是一种宗教文明，我们的文明很早就深深地根植于现世生活中，我们不会为了脱离生活的信念而放弃生活。
　　这种文明不会由于理念的改变而使人们放弃生活本身。对于一般人来说，任何朝代的更迭，经过短暂的慌乱和迷惘之后，很快就会一切如常。民众是看戏的，人生舞台上的你来我往不仅不会使他们乱了生活的阵脚，反倒会为他们增添生活的乐趣。我们太热爱生活了，凡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我们早就做得很好、甚至最好：我们有令世人垂涎的美食和佳酿；在其他民族还在着麻衣粗布时，我们早已穿上绫罗绸缎；我们的诗歌差不多咏遍了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我们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亲戚称谓，我们很早就善于、乃至精于处理“公共关系”。我们太留恋生活了，即使外界条件非常恶劣，我们特有的韧性也会帮助我们渡过其他民族无法想像的难关。
　　然而，我们对生活、对周边环境和人生的境况及未来也会感到不解、恐惧、无助、渴望和焦虑。由于我们的文化过于注重经验和实用，而忽视超验和非功利的理论，没有建立起严谨的西方式的理性思维体系，所以我们缺乏有利于克服生活中恐惧的理性工具，于是便常常仰仗非理性的工具。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最早与迷信抗争的是宗教和哲学。然而，纵观我国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一直很孱弱，而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迷信却很流行。宗教与迷信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宗教相信无限、无形、彼岸的神和境界，而迷信则相信有限、有形、现世的神和境界。
　　迷信是偏执狂或将自己的需求与愿望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野心家鼓噪的运动。迷信是赎本的赌博，是载着我们驶向被美化荒岛的经过粉饰的废船。迷信的倡导者并不像宗教的创立者那样坚信自己所倡导的信念，坚持自己提出的行为准则。迷信宣扬个人的无能，宣传不加思考的遵从，渲染幻象的力量。由于迷信，我们敬畏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神，我们畏惧我们自己幻想出来的鬼，我们常常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圈套。
　　敬畏是迷信的基础，也是信仰的基础。人需要信仰，信仰如同椅子上的靠背；信仰是引导我们前行、抚慰我们心灵的精神故园；信仰是聚合群体的凝聚剂。然而，当我们原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又不会再去信仰先人，去信仰一个过于抽象的上帝，或者信仰科学的时候，自然会为其他的信念留下空间，会为宣扬迷信的人提供大量的受众——尤其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们遭遇到未曾熟知的不安、不平、不稳和不定时，迷信的鼓吹者可供利用的就不仅是土壤了，简直就是温床！
　　如果迷信者如云的话，信奉者又将体会到群体的慰藉，尤其在心灵冷寂又无所依托的时候。而且群体本身又构成新的压力，使得怀疑者害怕遭到唾弃，批判者害怕遭到围攻。我们恐惧孤独，思考的惰性又使我们宁愿放弃思考，所以我们干脆去听从众人。思想的偷懒往往会导致生活的偷生。天底下可不乏愿意充当领袖、愿意替别人思想的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尝言，人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剥夺，惟有思想的自由不能。也许他低估了迷信控制思想自由的力量。
　　对于盛行于中国的种种迷信，很希望有人能突破表象的屏障，避开俗套的说法，做深入的探讨、精辟的阐释和分析。
　　这二十年来，凡是遇到来自民间的不和谐思潮冲击时，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想到科学。的确，科学确实有助于解惑和消除人们的恐惧感，但是关键是依靠什么样的科学，或者说依靠科学中的什么。
　　科学包括科学的理论、事实、方法、精神，以及科学的价值观。在我国的科学教育体系中，基本上重视的是科学的理论和事实的教育，而匮乏的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教育，即使是科学价值观的教育也常常是由于流于形式而失去魅力和效力。我们重视科学中的可用成分，而不太重视科学中不可用的成分。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很有可能会让予或根本就没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尤其在科学分科非常细致，科学的训练与徒弟学手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的今天，有些人专业以外的知识水平与其他人无异。于是，一些科技工作者会像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或者比他们更甚地追随高超的煽动者，只不过他们比别人多些自信和辩解的能力罢了。
　　在我看来，科学方法是从业者共同遵循的工作方式，科学精神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怀疑、批判精神和思想的自由。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依附任何利益集团，不盲从任何权威，只依赖于理性。思想的自由则意味着不规避任何领域，它指向人类的一切认识，它怀疑一切，它批判一切，乃至科学本身。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应该相信任何迷信的。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当面对由国家工具所支持的迷信时，更是如此，比如纳粹德国时科学家的作为。
　　只要没有在民众之中形成坚持理性的怀疑和批判风气，想要彻底破除迷信本身就是一种迷信，想要涤荡非理性思潮本身也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愿望。然而要真正彻底清除各种迷信，恐怕就不能单单依靠科学的力量了。
　　如果将科学奉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视为人类惟一合理的认识和思维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科学的迷信——有人称之为‘科学主义”，是对人类活动和心态的一种狭隘而偏颇的误解，是赋予了科学过多的科学本身并不能或者无法承担的功能。
　　科学的触角尚未、而且也不可能触及到人类活动、情感和思维的所有领域。科学不解决无限的问题，科学并不涉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科学还不能，甚至未必能，圆满地解释一些终极问题，像为什么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在人类的感情领域，科学几乎无能为力；科学无法解决人类社会活动中的所有问题。
　　科学当然也不是人类惟一的认识和思维活动。除了科学之外，人类的认识和思维活动还有文学、音乐、美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逻辑和数学等。科学的发展甚至离不开从这些领域中汲取营养。这四百年来，科学之所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益于科学是开放的知识体系，能够不断地从其他领域获得启发，也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哲学家波普曾说，科学并不是绝对真理，而是近似真理。他的话不无道理。
　　敬畏和恐惧是我们很难消除的情感——或许是根本就不应该消除的情感，因为这种情感是道德和法律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是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源泉。我们根据日常经验就能得知，无所畏惧者本身就令人畏惧。敬畏和恐惧是不少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原因之一。科学家也是人，也有着人所具有的丰富情感和需求，也有弱点，也会脆弱，也不是仅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可以解决生活、情感和思维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在西方，科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是闯入宗教领域的后来者，科学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原先都是宗教的辖域。科学继承了宗教提出的一个重要前提——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去理解的；科学运用了经过宗教修改和完善的理性思维方法——逻辑法则；科学是从宗教所建立的学术机构——大学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甚至在执著忘我的科学家身上可以看到过去那些虔诚地穷究义理、不为世俗快乐所动的教士的影子。
　　当然，一些科学家所信奉的上帝，并不一定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随时干涉人间事务的拟人形象，而是——比如爱因斯坦所信奉的上帝——赋予世界以规则和理性的化身。
　　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宗教似乎是科学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解释作为修道士的哥白尼和孟德尔分别提出了革命性的天文学和遗传学的学说？如何解释所谓宗教死敌的达尔文死后竟然被葬在英国最著名的西敏士教堂？如何解释很多一流的科学家一直信奉宗教？如何解释教皇为历史上对伽利略的迫害和对达尔文的指责而公开认错？当然，宗教并非与科学没有过冲突。以宗教的名义，除了迫害过伽利略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迫害过一位在美国中学讲述进化论的教师。这里有宗教的因素，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宗教中、或者假借宗教的名义的非理性思潮和组织对科学的攻击。如果说科学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敌人，那也不是宗教，而是包括迷信在内的非理性思潮。
　　科学需要有人道主义情怀，否则科学就是不人道的活动，就不可能承担起解惑益智的重任。自从科学组织创立之初，科学家就承担着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消除迷信，解决人类社会中一些问题的责任。成立于十七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都注重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科学家定期在公开场合，用通俗的语言，向普通人解释自己的科学发现，任何人也可以将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告诉科学家，让科学家帮助解决。此后，科学家不仅继续关心社会问题，也曾对于由于科学产生出来的问题，比如利用科学制造出更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滥用科学(和技术)造成的环境污染，表示过深切的担忧和强烈的不满。
　　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但是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好的工作。固然，我们需要传播科学的理论和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向公众传播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传播科学所带来的对于人类价值观的重新理解，以及通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理性的维护，对于人的尊严的承认。而真正能起到长期效果的科学普及，依靠的是说理，不是说教。一旦科学的传播不择手段，不是依靠争论，探讨，科学思想还能深入人心吗？
　　合格的科学普及者首先应该是专家，应该对他所研究的领域有透彻的理解。他还应该是一个文人，能够用外行听得懂的语言，形象地去说明原本枯燥的科学道理，并可以从中引发出对于其他事情的联想。再好一些的应该是学者，他有着渊博的知识和非功利的求知欲，具有理性主义的态度和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探索的精神和彻底的怀疑态度，即使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和常识，他也要刨根问底。
　　可能你会说，这样的科学普及者和倡导者只是人们的一种想像和期望。但是的确存在这样的科学普及者——去读一读卡尔·萨根、E.O.威尔逊和斯蒂芬·杰·古尔德的书罢！包括古尔德的这本小册子。
　　(《追问千禧年》，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洺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版，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