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在权力与话语之间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一个文化论坛，设在柏林的“布兰特之家”(Brandt Haus)。论坛定期邀请一些知名学者，就当前某些重大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文化问题进行探讨，或是个别学者做专题报告，或是集体进行研讨，但目的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要为社会民主党出谋划策，提供咨询。稍微翻阅一下历次论坛的会议记录，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德国当代知名左派知识分子都曾光顾过这个论坛，甚至有些其他国家的左派知识分子也在名册之中，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美国的本哈比(Seyla Benhabib)，瓦尔策(Michael Walzer)，英国的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等。
　　不过，真正让这个论坛为世人瞩目的，还是一九九八年六月的一次特殊讨论。这次自然也是邀请了不少名家里手，但唱主角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罗德，再一个就是当代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这次论坛的主题定得有些玄妙，题为“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主要探讨的是后民族国家的结构以及民主的理解和制度安排问题。按照主持人的设计，先由哈贝马斯就这个问题进行报告，然后请施罗德做出回应，最后是大家展开讨论。但从后来发表的资料来看，施罗德的回应似乎显得有些脆弱，而且“文不对题”。德国传媒说施罗德本来就不应该去回应什么，而只要“认真地听，认真地记，认真地领会”就行了。
　　哈贝马斯报告的题目是：《后民族格局与民主的未来》。文章相当长，包括前言在内，共有六个部分。内容也很丰富，有比较全面的历史回顾，也有十分透彻的现实分析；有理论命题的集中阐述，也有具体问题的仔细解剖；有从“世界公民社会”的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政治格局的看法，但更多的还是对德国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是相当看重这次论坛的，文章自然也是认认真真准备的。
　　哈贝马斯的出发点是全球化及其对民族国家的挑战。他首先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对民族国家的类型和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双重产物，既是一种“官僚国家”，也是一种“税收国家”；不但具有一定的地理疆域，而且具有比较具体的民主制度安排，尽管有些民主制度可能是不成熟的，甚至是假冒的；民族国家既有单一民族为主的现象，但也不排除多民族共存的状况。而最突出的一点，在哈贝马斯看来，还在于民族国家当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认同。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作为民主法治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它的出现，不但是对当代政治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当代政治理论的考验。如何理解“社会福利国家”的发生以及解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大课题。
　　基于上述理解，哈贝马斯指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领土主权原则”。国家观念和国际观念在民族国家中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对外，民族国家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相互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对内，则履行着管理的职责，保护本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尽管哈贝马斯承认，民族国家在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来临，随着现代性批判的逐步深入，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范畴，都已经充分暴露出了其弱点和弊端。所谓全球化，在哈贝马斯看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终极状态，而是一个正在展开，而且还将继续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法律安全、领土主权、集体认同，以及民主合法性的基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有些甚至发生了动摇，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对它们进行调整，甚至是要彻底转型。因为只有这样，民族国家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否则，民族国家将会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是自行失效，就是成为障碍。
　　哈贝马斯为民族国家转型所指出的方向就是所谓的“后民族格局”。在这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格局中，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民主制度等等，都要进行重新考察和具体定位。哈贝马斯提出的具体建议如下：根据合理性和现实性原则，对作为民族国家联合体的联合国进行改革；在欧元启动，欧洲经济已经初步一体化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为了配合欧洲政治一体化，须对欧盟进行改革，赋予欧盟以立法功能和执法职能，也就是说使之实体化；要充分认识和发挥文化认同，特别是政治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文化包容和文化融合。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失败之后，积极寻找和建立新的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新的社会道德系统和社会公正体系，在社会的开放和闭合之间尽量取得平衡；积极捍卫“生活世界”，阻止系统的进一步扩张。把民族国家的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国际政策)有机地统一起来，基本上做到内外无别。
　　哈贝马斯的这篇文章已经翻译成中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里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哈贝马斯在撰写和报告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有一种明确的语境意识的，也就是说，他在就“包容他者”这个题目进行思考和展开论述的时候，已经为自己预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提，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之下的联邦德国。对此，他本人并不隐讳，在面对媒体时甚至坦言：“如果我不希望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我今天也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他还说他对施罗德充满信心，相信施罗德不但能够竞选获胜，而且有能力在执政过程中推行左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所谓“第二种现代化”路线，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国家民主。
　　可惜，哈贝马斯的一片苦心和充满激情的信任，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施罗德在回应哈贝马斯的时候，既没有接着往下说，也没有对着展开论述，而是把哈贝马斯在一九八六年的那场“历史学家之争”中所提出的概念“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当作出发点，来阐述他对于全球化、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制度等的看法。他认为，构成并维持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价值共识”，而是通过合法程序和权力运作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共识”。“宪法爱国主义”不仅是政治商讨和政治共识的基础，更是德国基本法的基础。
　　施罗德用哈贝马斯的概念来阐明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表明他对哈贝马斯是十分尊重的，另一方面也难免有用其人之矛来刺其人之盾的意思。于是，他接着指出，全球化虽然来势凶猛，一浪高过一浪，但还没有严重到足以摧毁民族国家基础的地步。原因主要有这么两点：首先，现代国家的同一性并不单纯是由国土和国民构成的，而是主要建立在正当的法律原则基础上。现代早期兴起的税收国家和官僚国家在十九世纪发展成为民族国家，进而在本世纪演变成为“社会福利国家”，这就充分说明民族国家不但是一种合理的民主体制形式，其自身内部也有着必需的调节和革新机制，完全可以顺应，甚至能够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其次，无论民族国家如何演变，民主和国家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并不会使得民族国家彻底失去作用，成为历史的障碍，而不过是给民族国家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和新的使命罢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国家的地位不会发生丝毫动摇，相反，还要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当前，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宪法爱国者的公正社会，以保障共和制的基础不会被摧垮；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社会的公平合理。
　　施罗德否定了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原则”，实际上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点是很清楚的，因为哈贝马斯的出发点是：“领土主权原则”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接着，施罗德又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区分开来。他承认，经济全球化不仅已经成为现实，而且影响深远，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政治全球化，也不一定就会导致政治全球化。那种因为世界经济已经连为一体而否定民族国家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的观点，在他看来，有些言过其实，也有些哗众取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非但不会走向消亡，而且将依然是国家的主导形式，也是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
　　最后，施罗德退了一步，认为即便果真如哈贝马斯所说，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向没落和消亡的话，有一个因素也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习性和文化认同。由此，施罗德把话题具体到德国本土上来，认为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德国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民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民族。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也好，都不是像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和“后发的国家”，恰恰相反，德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建立在启蒙传统上的“成熟的民族”。施罗德还强调说，德国在九十年代初完成统一大业，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政治方面，更多的还是在于重新树立了德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心。
　　施罗德的观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当年的德国浪漫派，特别是十九世纪晚期德国的一批保守主义社会理论家。文化优越论导致种族优越论，最终发展成为国家主义，这是德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话语逻辑，曾经被不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翻炒过，已是冷饭一盘，没有什么新意。施罗德“旧话重提”，哈贝马斯自然无法接受，因为他当年在“历史学家争论”中所要批判的就是这个论调。更何况，施罗德一直在权力和话语之间划分得泾渭分明，反复强调理论家的观点既不能代表、更不能左右政治家的立场，在施罗德眼中，作为政治家，“政治行为比什么都重要”，理论话语应当服从于政治行为。
　　既然话语与权力之间没有沟通的可能，既然权力一定要凌驾于话语之上，哈贝马斯也就只有保持沉默了。这次论坛之后，德国媒体纷纷送给哈贝马斯一个新的称号，叫“政治哲学家/哲学政治家”，并且大肆宣扬说他在平衡权力和话语关系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无论从当时的现场讨论来看，还是从后来哈贝马斯本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来看，他和施罗德之间显然并没有形成什么真正的默契和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后来在把他的报告修订成文，收入政治论文集《后民族格局》中时，在前言里对此事是一笔带过，没有声张，更没有新的评论。
　　尽管如此，我们如果把哈贝马斯的这份报告和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对照一下，还是能够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倒不是说具体内容，而是说写作动机和文体风格。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二者的纲领性质十分突出。不管吉登斯如何否认，他的《第三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看做英国工党的执政宣言的，起码吉登斯是照着这个路子来写这本书的。哈贝马斯的动机虽然没有吉登斯那么直白，但也是比较清楚的。仔细阅读他的这份报告，再结合他事前的一些谈话，特别是和《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我们就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当时的确也是想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支持和指导，甚至是一些具体的对策。可惜，施罗德并不领情，宁愿跑到英国去向布莱尔讨教，也不愿认真琢磨哈贝马斯的意见。论坛之后，哈贝马斯一反前此，对施罗德的态度有了大改变，变极力褒扬为严厉批评，记者们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施罗德没有认真地听，认真地记，认真地领会”，其实更主要的一点恐怕还在于，施罗德根本就没有接受哈贝马斯的观点，那次论坛“作秀”的味道太重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并没有被彻底理顺。
　　在一次闲聊中，哈贝马斯直言不讳，说在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之间，他其实并不喜欢施罗德，对菲舍尔则是夸奖有加，并且引以为骄傲，因为菲舍尔在担任黑森州环境部长期间曾经常向他问学求教，因而有准师生情谊。哈贝马斯对施罗德的批评早在一九九九年初关于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争论中就已经露出端倪，后来则是“变本加厉”，原因当然不能说完全在于(甚至说并不在于)论坛对话没有取得预定效果，更主要的还是哈贝马斯对施罗德上台后的政绩不甚满意，况且，他们之间在个性和理念方面的差异后来也暴露得很清楚了。而哈贝马斯对菲舍尔的偏爱，固然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政治理念(比如对于犹太人问题，对于生态问题以及社会公正问题等)上比较投合，但他们之间多年的准师生情分也不容低估。有人这么形容这层关系，说如果不是哈贝马斯，菲舍尔的政治传记恐怕不是改写，就得重写。看来，哈贝马斯与施罗德以及菲舍尔之间的微妙关系还告诉我们一点：政治权力要想与学术话语对等而有效地结合起来，规范力量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情感”。